从政纲角度论证华教
2018/03/09 星洲日报／星·观点·
希望联盟正式宣布竞选宣言，包含执政百日10项承诺，以及5年内的60项长期目标。而当中相信最令华社注目的是承认统考及制度化拨款华教这两大承诺。
争取承认统考是华教界一路以来的诉求。国阵执政多长时间，华社争取统考的努力的历史就有多长。
逢大选华教界就会重提诉求，以期争取政府承认统考。唯每每无功而返，甚至被视为种族沙文主义。
现在已经是希盟主席的前首相敦马哈迪日前在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就指出，国阵花费冗长时间来考虑是否承认统考，主要是担心此课题会激怒右派马来人，失去马来选票。早前一些马来学者和马来文教组织惊讶马来人之中有人认同应该承认统考，右派马来人对教育政策的立场可见一斑。
针对承认统考及制度化拨款华教，国阵的马华和民政与希盟的行动党之间就经常展开口水战，比较彼此的政策和诚意。这种无止境的政治论战并没有从教育的角度看待华教的价值。一些人因此认为以政治及种族因素看待华教并没有为独中和统考带来实质利益。从全球化的视野，教育的百花齐放，才是王道。
马哈迪就说了，华社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想法，如果华人有需要，希盟就会去迎合。按照马哈迪的理解，华文教育的价值观主要是来自于中国。这一门说法，不同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姑且不下定论。
前面论述了统考课题一再陷入种族政治考量的桎梏，必须回归教育才能有所突破。马哈迪这回从马来西亚教育的演变来看待独中教育和统考，包括我们曾经采用外国水平资格鉴定，到现在的教育开放，更多国际和私立学校获批设立，让国民自由选择，以此论证承认统考及多源流教育是自然的事。
马哈迪为相22年，间中主导许多影响大马教育和华教的政策，他的谈话当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意味。唯从政纲角度看待，希盟在竞选宣言直言会从国民教育需求出发承认统考，应该视作是一种进步。
国阵也应该从同样的政纲角度与希盟在华教课题上竞争及展开务实宏观的论证，切勿再陷入无谓的种族化争议。
无论是国阵或者希盟的竞选宣言，彼此都必须以政纲的竞争对待，展开民主及开明的论证，让选民可以判断并作出选择。唯有这般，才能显示我国的政治素养及论政水平有所提升，选民手中一票则更有价值和意义。
做好准备才推电子课本
2018/03/06 南洋商报/言论版~作者：陈仁杰
小学生尤其是华小生的书包过重已不再是新鲜课题。年复一年，此课题不断被提起，毕竟沉甸甸的书包对孩子的健康与成长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一般观念中，大量的辅助练习有助于知识的汲取，因此这问题不停地循环再循环。
有鉴于此，教育部于新学年严格执行2000年教育通令，规定小学一至三年级不必购买额外作业，而四至六年级的5项主科只能买一本作业簿。不过，各科课本及作业再加上铅笔盒、彩色笔、水瓶等也有一定的重量，对年纪尚幼的孩子而言也是个负荷。
日前，报道揭露新山某所华小实行电子化课本，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也披露，教育部正对课本电子化计划展开测试，正等待报告出炉。有朝一日，若教育部全面实施课本及作业簿电子化，这对广大小学生而言是件好事。
科技一日千里，把课本及作业簿电子化不仅是与时并进的措施，也能让老师及学生利用科技的便利，传授及汲取知识，这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书包过重的最佳方案。
须考量家长经济能力
必须注意的是，政府朝夕令改向来为人诟病，也浪费了不少资源与金钱。因此，有了种种前车之鉴，加上经济成本不菲，教育部有必要详尽地研究此计划的可行性。
在缺乏完善执行方案下仓促地推行新措施，一旦失败不仅将造成政府蒙受巨额损失，也势必引起人民的不满，进一步扩大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赤字。
此外，虽然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已逐渐普及化，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国人都能负担电子产品及在家里安装无线上网。这或许是推行电子课本最大的阻力，因此教育部在探讨课本电子化课题时，须把家长的经济能力纳入考量。
当然，提升校内的硬体设施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完善的设备如无线上网、投影仪器、电脑等能够让学习过程更为顺畅，但这无疑需要耗资一笔巨款，因此教育部须确保拥有足够的拨款。
此外，教育部所研发的软件必须简单易用，让学生连线学习，这样才能发挥功效。
总而言之，虽然推行电子课本是全球大势所趋，但教育部还是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才能以电子课本取代现有的印刷课本。
为何战前林连玉寂寂无闻？
2018/03/04 东方日报/评论~作者：麦翔
「为什么林连玉战前寂寂无闻，战后『突然』表现惊人？」我国学界某些具政党背景的人提出质疑。质疑而提不出佐证，等于否定，其出发点大有问题，凡我有良知的华教人士得起而攻之。
已知的战前林连玉资料不多（林连玉有相当数量的家书，尚待整理发表），甚至是空白，要回答这个疑问，必须另辟途径。「英国人战前宽待华教，所以林连玉造反也无从造起」？非也！最近，笔者对这个美化英国人的说法，翻阅了相关的歷史资料，其中廖文辉编著《百年尊孔·大事纪年稿》（尊孔独中2008年出版）的资料帮助甚大，原来传闻是胡言乱语，是英殖民者或为它效劳的一些人的彻头彻尾的胡扯。与此同时，也揭开了关于林连玉「神秘面纱」的线索。下面就让我们回到歷史长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辗转赴巴生执教
一，据《大事纪年稿》，英国人《1920年学校註册条例》的实行给尊孔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被驱逐出境、关闭「非法」学校的威胁之外，人事更换频繁，有二、三年换校长的，更有一年换两次校长的，动盪不安。
林连玉原名採居，1924年因他任教的集美师范被国民党军阀渗透，闹学潮，陈嘉庚一怒关闭集美师范，隨友人到荷属印尼任抹埠执教鞭。旋因「喜在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荷兰（殖民）政府的疑虑」，林连玉转来马来亚巴生共和学校执教，改名「连玉」，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师声」副刊写杂文（前后共两百多篇）。这是林连玉人生重要的转折，他在尊孔一教就是30多年，专心致力于教务直至战后登上华教舞台为止。
在蛮荒浪跡的林连玉， 不改初心， 仍然保持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国平天下」，以及「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生哲学与传统，所不同的是对于「家」（经济负担）与「国」（社会责任）两个多少互相矛盾的公与私的责任，依据自身的条件与情况加以调整。语云「大器晚成，」林连玉战前相对的「静」是为战后的「动」作准备，套句老话，他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型的知识分子。
李亚遨是整理与研究林连玉精神遗產的著名专业人士，在其主编的《族魂林连玉续编·林连玉年表》（林连玉基金出版，2005年）一文中指出，林连玉家道清寒，留下三个男孩在家乡，原配去世后，「寄食于弟」。林连玉教书所得，除了自己生活费外，全部寄回去中国瞻养孩子，可以想像他是捉襟见肘的。
那时期南来的华侨，除了极为少数发財致富外，绝大多数是为了挣钱回乡养家。林连玉两次回国两次重到南洋来，看来除了挣钱养家之外，还有避开「文字狱」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是他主要目的之一，公私兼顾，无可厚非。
时势造英雄格局
林连玉1935年到尊孔，《条例》对华校最严重的大灾大难时期已过，经数次修订和时局焦点开始向抗日转移，在矛盾比较缓和情况下，林连玉面对的不是简单的挣钱和躲避「文字狱」，而是如何与左翼校长黄光饶、饶小园等同事相处，既能发挥所长，又不至于捲进可能发生的风潮被捲走。
就事论事，左翼教师对提昇华校水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尊孔当年取得的突出成就对比国民党盘桓的怡保育才中学的办学成绩，一盛一平平无奇，至为明显。但对林连玉来说，挑战在于与尊孔占主流的左翼的关係必须保持「和而不同」的距离，否则就会提前「出山」。处于「伏櫪」期的林连玉的这个做法或者说策略，一直延续到继之而来的抗日时期和战后50年代初为止。这是他个人极为谨慎的特殊选择。
二，那么，战后林连玉將贩卖养猪所得坦然倾注在尊孔復兴之上。另一方面，又一再推却接任尊孔校长，可以说是他即將展开为华教奋斗的前奏。为什么林连玉选择1940年代末走出「茅庐」而献身社会呢？我以为，首先是时移世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时不待人，这时林连玉已经踏入老年阶段，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其次，已经储了足够自信、决心与经验， 虽没有「三顾茅庐」，受二战战火重创的英帝欲摆脱马来亚殖民地的羈绊，疯狂的频密的拋出单元主义教育政策压迫华教，给林连玉提供了「时势造英雄」的格局，林连玉终于豁出去，踏上为华教献身的不归之路了。
即便如此， 林连玉始终不忘家庭负担，人溺己溺，推己及人，沿著爭取改善华校教师「死而无葬身之地」的悲惨待遇的道路，最终走上为华教斗爭的不归路的第一步，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中，曾数度「托妻寄子」，誓死与单元主义者拼到底。林连玉一生光辉的伟大实践，至今为止，华教界没有一人能出其右者。
民主基因强大华教
综合林连玉一生， 社会责任贯穿始终，公私兼顾，前后相连，由低向高，站在我国社会背景高度看，可知：1.近代华校形成于20世纪头十年，期间孙中山在马的革命活动，为华校播下了「民主主义+」（正能量）的基因。这文化基础是重中之重，它是华校的催生婆，是华教「在维护下建设，在建设中前进」的引领力量，是华校贯通高低潮、风雨坎坷各个节点的火车头。
廖文辉《大事纪年稿》揭示了尊孔在《条例》重重压迫下，力爭上游， 生源人数年年有增无减，清晰可见，证明了「民主+」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当年全马华校皆普遍如此。在马来亚，「民主主义+」与中华文化结成互补的辩证关係。不管林连玉意识到与否，他的实践基本与华校发展规律一致，否则，林连玉的成就是不可理解的。用「突然」分割林连玉的人生， 恰恰证明「不学无术」之辈的幼稚可笑。
质疑林连玉，是错误的，而企图把「林连玉金字招牌」贴在自己脸上，混淆黑白，更是无耻的。
2.经过今人做了考证后整理出版的华校百年大庆与特刊，今后將越来越多。其中尊孔、怡保育才、麻坡中化三校，是研究华教史（乃至华社史）最新最確凿最完备的资源。它提供了华社完备的画面，驳斥了所谓战前英殖民者「宽待华校」是一派自欺欺人的胡言。此前出版的华校史/华社史也应在此「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基础上作出適当的订正。
3.反对《1920年学校註册条例》的艰苦斗爭，是今天仍延续著的华文教育运动的歷史起点。它证明了华校反帝反封建反专政的本质，证明了华校「与生俱来」的內在辩证法则。我们只要掌握和运用先辈传承给我们的宝贵遗產，坚持不懈的转化为群眾运动，华教必然能够化险为夷，达到光明的彼岸。
可以不要书本和作业吗？
2018/03/05 东方日报/评论~作者：廖丽寧
纷纷扰扰的书包过重经已是老掉牙的课题，谈了几十年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就连成人也大嘆超乎负担，然而教育部「终于」完成《学生书包重量评估报告》，並在近期將这份报告呈上內阁，並擬定减轻书包重量的方案。
这份报告提议，学校应该要根据国际標准，即依学生的年龄及体重来设定书包应有的重量，也建议学生每天只需根据课程表携带相应课本，作业簿或其他学习工具无需每日带到学校去。
有些学校经已安装了书柜让学生收书，有些学校老师则基于橱柜疏于清理或演变成学生乱丟杂物的地方，因此反对设立橱柜。
不过让人深思的是，为何我们需要课本或者作业簿呢？难道没了课本、作业簿老师都不知如何教书吗？
纵观在我国堪称冷门的华德福教育，抑或是国际学校就肯定不会衍生书包过重的问题。
华德福教育早在1919年创立，其注重的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方法，以自然教育为主。
华德福教学法將儿童的成长分成3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7年。在小学，重点是发展小学生的艺术才能和社会技能，培育创新和分析理解能力。
中学则注重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培育理想，这种教育模式始终强调想像力在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並且將价值观融合在学术、实践和艺术追求中。
在国际学校方面，课本並非是主要的学习工具，有者倡议的电子书也只是一个辅助，更多时候，他们给予孩子更大及更自主的学习，甚至著重手作学习，摒除填鸭式的作业。
无可厚非，让孩子快乐学习是教育的乌托邦，然而若大马未是时候迈向这个里程碑，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可行性，如善用大自然作为教学课本，让孩子更可轻鬆度过美好童年。
犹记得台湾曾经做过一个比较，欧美人才的养成，即从学前就开始教育生活管理、小学进行环境探索、国中著重梦想找寻、高中进行生涯抉择、大学则实务能力的培养。
反观东方社会，无论是学前教育、小学、国中、高中都是要孩子读书考试，只有上了大学才开始教育生活管理、环境探索、梦想找寻、生涯抉择及实务能力的培养，虽然极为讽刺，却也一针见血的展示了东西方教育的差別。
书包过重的问题，不只是教育部，而是作为父母及师长的，可否不要那么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毕竟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为孩子种下喜欢阅读的种子，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