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上篇）
19/07/14作者/来源：春秋
政客的言行跟其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其言行是其心态的反映。其心态又和早期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本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李光耀的言行，便能一清二楚了。
李光耀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译文刊于六月二十八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无新鲜之处。一个九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老调重弹呢？这样的文章要是发表在新加坡倒是有作用的，因为可以一再重申他的语言政策是先知卓见，可是，这样的话题对美国人并无意义，因为美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考虑英语会不会被取代。
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光耀的心态很有帮助，因为反映出他内心的两点忧虑：
其一，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二，他担心有一天，英语被取代了，华文教育又再回来。
在了解李光耀的言行、思维、政策之前，先了解他此前的生活背景和心态。
在李光耀以往的岁月中，经历了四个语言时期：
李光耀出生在一个峇峇人的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也就是峇峇话。这是一种马来话和闽南话混合的语言，而以马来话为主，所以是马来话的一种方言。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中，以闽南人为多。这些移民学马来话时，难免参杂自己的家乡话。这就是峇峇话的来源。
虽然峇峇话是闽南人起始的，其他非闽南人如：广府、潮州、客家、海南，也都接受，成为大家与马来人及印度人沟通的语言。
峇峇人把子弟送进英文学校就读。这第二代峇峇人学说英语。他们所说的英语也是带峇峇腔调的，就是峇峇英语。这些会说英语的峇峇人成为学校里的英文老师后，峇峇英语便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这就是现在常常听说的“新加坡英语”。
虽然峇峇英语并不高明，但是，这样的英语却是峇峇子弟在学校的“第一语言”，并成为他们日后的“工作语言”，让他们可以直接和英国人打交道，成为买办集团，发家致富。
靠英语发达起来的峇峇“富二代”，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自恃英语而养成傲慢自大的心态。
中国人对这些傲慢自大的峇峇人，也嗤之以鼻，互相看不起。中国人之中，有些经商务农而致富，超过了峇峇人，更造成中国人与峇峇人之间的敌视与仇恨。
因为峇峇人的富二代是以英语起家的，而峇峇话却是马来话，所以往往不以此为荣。他们更常说英语，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正因此，李光耀在往后的岁月里，绝口不提他的母语，只在自传中一笔带过。
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话，但峇峇话并不是他上学后的“第一语言”。他的
“第一语言”是英语，也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工作语言”。李光耀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峇峇英语。
由于李光耀的母语是峇峇话，他所说的英语很自然的带峇峇腔。虽然他在剑桥读书那几年，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腔调，却始终无法掩饰他的峇峇腔。他写英文时，当然可以学英国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天分极强的人。他写英文的能力虽然比一般受华文教育的人强，但并无突出的个人风格，也欠缺文采。他毕竟不是泰戈尔，也不是丘吉尔。纳吉说的英语就比他强，无论发音、节奏、语调，都胜过他。只是纳吉是马来人，是他所看不起的。
尽管李光耀说英语带峇峇腔，他在面对非受英文教育的人时，始终自恃其英文而自高自大。他继承了峇峇人对非我族类的怨恨心理，加上他先天嚣张而又自私自利的本性（见《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以致成为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在掌权之后，很自然的独尊英语，消灭了所有马来文、印度文、中文学校，只准办英文学校。
李光耀早年的生活背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个难解的英语情结。这对他日后从政造成巨大影响。
一个人的母语，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一生之中，至为重要，就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李光耀的母语本是峇峇马来话，但是，为了实利，他弃之如草芥，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即使为了选票而把孩子送进华校，仍然一家全说英语。这是他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造成的。
就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牢握政权之后，强迫所有华人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华文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体系就这样被销毁。
他不仅销毁华文学校，也销毁了马来文和印度文的学校。他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习惯生活。他要所有的人都重功利，轻情义。他所塑造的新加坡社会便正是如此。
在他的第二个时期中，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有更可怕的表露。
1941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后约三年零六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奠定他对权力的观念，施政的手段。通过李光耀的回忆片段，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本性（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佛士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莱佛士书院是李光耀的母校。他的母校被日军轰炸了，他并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只是听到爆炸声感到害怕而已。他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情义。这在他后来掌权之后，更加明显。
1972年，李光耀把莱佛士书院搬走，随后拆掉，让出地方来建旅店和购物商场。他显然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感情，就像她当初抛弃自己的母语一样。
莱佛士书院在1823年创立，是新加坡第一间书院，校舍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最不应该拆掉。虽然其地皮值钱，亦应保留。旅馆和商场可以建在别的地方。跟莱佛士书院紧邻的圣尼格拉女校、莱佛士酒店、圣约瑟书院、公教中学、道南小学等古雅建筑都得到保留，为何单单拆掉莱佛士书院？更何况莱佛士书院是他的母校。真不可理喻！是不是他当初就读莱佛士书院时有不好的记忆，非得拆掉不可呢？单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这种本性导致他日后强迫别人改变母语，封闭别人的母校而不当一回事。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政权转换了。这给李光耀带来机会。在他的母校被日本皇军轰炸的时候，他不禁“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他当时心里必定在盘算着如何在新政权的管制下，升官发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功学日文。他回忆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五章）：
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峇峇人原本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皇家华人”，就读英文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英军溃败后，李光耀赶紧看风使舵，投靠日本人。他把英文抛开一边，正如他前此抛开自己的母语一样，下定决心学日文，为日本皇军服务，以日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我的主人”日本天皇，唱《君之代》的赞歌。
他用了三个月苦学日文，考试及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认真学过华文。他学华文学了五十多年，至今还是不及格。这反映出他重视日文远超过华文的心态。即使是在七十年后回想陈年往事，他仍然不忘诋毁华文：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
日文是世上最难学的语文。单是字母就有五十个，而且分两套。“片假名”和“平假名”并不仅仅是“楷书”和“草书”的区别，而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片假名用来标外来语音，平假名用来标日语音。所用汉字每一个都有几个读音。按照日语音来读，叫“训读”，按照汉字原本读音来读，叫“音读”。这音读的音又随当初传入日本的时间而异。大约六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吴音”，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汉音”，宋朝以后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唐音”。
日文有两套字母，又有汉字，每一个汉字又有几个读音，是最难学的语文，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日文容易学，而李光耀偏偏说“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他并不是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他要是真的觉得日文较华文容易学，那是因为他是有目的而学日文，肯下苦功，所以考试及格。他从来都不曾认真学习过华文，只是想学“讲华语”，所以学了大半辈子都学不好。他从不忘记故意诋毁华文，为自己的语言政策辩解。
他认为华文难学的原因是因为华文有“四声”。他大概不知道，离开新加坡不远的邻国，泰国、越南、缅甸的语言都是有声调的。这几个国家的语文也难学吗？他对语文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却常常以专家自居，说孤陋寡闻的话。这一点，他百年不变，虽风烛残年而仍不忘随时随地诋毁华文。
李光耀学了日文后，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日文更进步了，便为新主人，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这时候，日文是他的“第一语文”，也是“工作语文”。在李光耀的观念中，工作语文远比母语重要。因此，日文在他的一生中，远比华文重要，华文从来都不是他的“第一语文”，更不是“工作语文”，只是“选票语文”，偶尔讲几句来拉选票。
他给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见《李光耀事不关己不劳心》，刊新加坡文献馆）。
由于他的本性重功利，轻情义，他并不认为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是可耻的事。他完全无视汉奸的罪名，只求一时功利。他掌权之后，就以这样的观念来教导新加坡的下一代，导致新加坡人成为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战后他从不说一句谴责日本侵略的话，为什么他担心日本的人口老化而向日本献计献策，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偏袒日本。日本在他心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给日本人服务，对他还有更重要的影响（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学习日本皇军的残暴手段，了解权力的重要，日后当政时，就用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人送入监牢，残酷虐待，借此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威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逼迫服从，以达到统治的目的。日本皇军是他的老师。他称赞皇军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1965年以后，他要所有新加坡学生和军人，天天念“信约”，宣誓效忠，就是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他的教育政策只有一个目的：“要人们服从”，接受他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他绝没想到，今天最反对他的人，就是天天念他的“信约”，信誓旦旦的年轻一代。
1945年，正当李光耀投靠日本人，为皇军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李光耀又急急忙忙看风使舵，投入英国人的怀抱。在得到另一个叫陈崇秋的汉奸的帮助，到英国读书（见《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
这是李光耀的第三个语言时期。他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又变成了英语，用回第一个时期的语言。这在他无需多大改变，只是效忠的对象由“日本天皇”改为英国国王，所唱赞歌由《君之代》再改为《天佑吾王》。
这个时期的语言改变，在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在这方面已经验丰富。
第一期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还来不及跻身买办集团，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打垮了。现在英国人回来了，他便趁机倒入英国人的怀抱，为日后掌权铺路。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经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实行他在日治时期学到的利用权力的手段。这在他个人是福，在新加坡老百姓是祸。他一上台就展现权力，迫害反对的人，就如皇军以杀人为乐一样。他对权力极度迷恋，即使九十高龄的今天，已经没有精力出席国会，却仍然当国会议员，死抓住权力不放，生怕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遗弃，甚至于被清算。
权力，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英语，是他追求权力的工具。他在这个时期获得的政治权力，让他变为更加疯狂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好景不长，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太阳渐渐日落西山，无法维持海外的军事基地。
1963年，在撤回老家之前，把几块殖民地组成马来西亚。这是英国人恶毒的计划。
李光耀按照英国人的意指，依据英国人制定的“内部治安法令”，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无期监禁，残酷虐待。这是他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暴虐管治手段。
就因为他的手段毒辣，赢得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John Tyndall（1934–2005)的赞赏。他曾经说过，他最崇拜三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马来西亚组成后，李光耀又面对语言问题。
马来西亚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马来语。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马来话，但只能用在市井交谈，在官方的场合不管用。他坚持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他要当马来西亚的总理（首相）。这导致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见《李光耀的摆平政治思维》，刊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下篇）
20/07/14
作者/来源：春秋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这个时候，他前此的两个主人，日本天皇与英国君王都已回到遥远的老家去了。他必须另外找个新主人做靠山。美国是很自然的首选。美国也需要新加坡来控制马六甲海峡，一拍即合。
从此，他开始面对美国英语，进入他的第四个语言时期。美国英语虽然有自己的腔调，但和英国英语沟通并无困难。李光耀不必学美国英语的腔调，在面对说美国英语的人时，靠他的峇峇腔英语便足够应用。
1980年，他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新加坡的整个华文教育系统从此消失，新加坡成为英语单一语言的国家。这很让美国人放心。李光耀当然也更加放心。
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新局面突然出现。邓小平就像汉朝的光武帝，领导中国中兴。他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将赶上美国，而且很可能不久就超过美国。
李光耀面对这样的局面，当然十分担忧。他消解忧愁的办法很独特，只有他想得出。他的方法是：一方面到中国去献策，希望中国走新加坡的路；一方面到美国去献计，给美国打气，鼓励美国重回亚洲和中国抗衡。只要美国人回来，他就感到安全了。
在去年的叙利亚危机时，美国又想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所幸普京挺身而出，制止美国的侵略。这次危机是个分水岭，显示美国的影响力从此向下滑，逐步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
这样的局面当然令李光耀忧心忡忡，而最令他担心的，恐怕不是美国的生产总值缩减，而是华文教育复兴。华文可能有一天取代英文，成为国际第一大语言。就是这样的心态驱使他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英语不会被取代》一文，给美国人打气。
坊间有个传说，李光耀曾经向邓小平建议，把英文定为中国的官方语文。果真有此事，可以反映他心态的两个方面：
其一，他希望中国像新加坡一样，变成英语国家，这样，华文教育就永远都不会在新加坡复苏了。
其二，在他灵魂深处，隐藏峇峇人傲慢自大的基因。他想以夜郎国君之尊给中国制定语文政策，以确保华文教育不再回来。
他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里说了些什么呢？这篇文章的内容十分可笑，虽然如此，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反映。
就文章论文章，其文思混乱，近于语无伦次，几乎一无是处。
文章的题目是《英语不会被取代》，分上下两节。
上一节的内容和题目大致相关，只是最后一段说到新加坡的双文化精英，和题目无涉。
下一节说“中国的冲击”，并希望美国长期在亚洲制衡中国。这两个话题都深藏在他心中，是老调重弹，但都和题目无关。这显示出他面对目前的局面时，内心混乱不安。可是他无自知之明，日后必定还会再写这样的杂乱文章，向美国人献计献策。
文中的主要论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说英语不会被取代的原因：
其一，英国通过殖民地和工业革命把英语带到世界各地。
其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到英语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或第二语言。
其三，要这些国家改用别的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很困难。
第二部分说华语不会取代英语的原因：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殖民地。
其二，华语有声调，很难学。
其三，汉字很难学，因为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
其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没有多少懂得双语，因为他们的方言非常不同。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因为欧洲的许多语言都源于拉丁词根。”
李光耀的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可是美国人目前并没有英语即将被华语所取代的担忧。这样的论题对美国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如实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只要他在生一天，就会担心华文教育复苏一天。这是他心灵深处的黑暗面。
消灭华文教育是他一生最大的罪恶。如今风烛残年，心里必定担忧有一天被清算。唯一能让他心里好受些的，不是写这样的文章，而是真诚忏悔。
第一部分的三个理由虽也有些道理，但都很表面。因为他对语言问题很外行，所以只能说些外行话。
照一般情况，“第一语文”就是“母语”，只有新加坡例外。别的地方的人，母语是由妈妈决定的，只有新加坡人的母语是由李光耀决定的。这是李光耀畸形的语言政策所造成的，而他的语言政策是依照他的英文沙文主义心态来拟定的，所以新加坡人的“第一语文”并不是“母语”。
既然一般“第一语文”就是“母语”，那么，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纽西兰人都不可能放弃母语，改说法语或西班牙语，所以他的第三个论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按常理，“第一语文”，也就是“母语”，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第二语文是会改变的。李光耀大概不知道，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都正在把华语定为第二语文，取代原先的法语或西班牙语。或者正因为他知道了，所以才心慌。
一种语言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高低，是由受高等教育的人决定的，不是由一般市井百姓决定的。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传授新知识，而知识是由语文传播的。传播新知识的语文地位就自然比较高。至于一般市井百姓，学不学外语都没有什么关系。到菜市场买菜，到杂货店买日用品，到咖啡店闲话，都不需要说外语。
一般社会，只要十分之一的人懂外语就已经很足够。
就中国来说，十分之一的人口是一亿三千万。这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这么多懂外语的人，而一般人也不需要靠外语生活。
就新加坡而论，以本国人口三百万计算，十分之一是三十万人，如不够，则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十万人，准够的了。李光耀断定全部人都得说英语，经济才能发展，纯出于英文沙文主义的偏见。
什么人需要懂外语呢？接受和传播新知识的人，尤其是科技界的人，以及发展对外经济的人，主要是工商业界的人。到菜市场买菜，到杂货店买日用品，到咖啡店闲话，为什么得说英语？如果说，只有全民说英语经济才能发展得好，那么，日本、德国、法国等等国家的经济该怎么办？英国人全都讲英语，为什么经济发展反而没有日本、德国、法国好？
在二战以前，世界科技的重心在欧洲，法国和德国最先进，法文和德文是当时科技的主要语言，比英文更重要。一直到今天，在欧洲大陆，法文和德文是通用的语言，仍然比英文重要。法国人即使会说英语，也不大愿意说。
工业革命（约在18世纪中叶）虽起源于英国，但很快就传到欧洲大陆。
日本在明治维新（1860年代）时期，开始输入欧洲工业技术。当时，日本模仿的对象是德国，不是英国。日本人的第二语文是德文，不是英文。清末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如鲁迅（1881-1936年）、郭沫若（1892-1984）、郁达夫（1896-1945）等人，除了学日文之外，还学第三语文（日本学生的第二语文），即德文。直到二战以后，日本才放弃德文，改以英文为第二语文。
从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日文在中国高等知识分子间的地位，也远高于英文。
如果再向上推几百年，到文艺复兴（13至16世纪）时代，欧洲科技的中心在意大利，意大利文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语文，不只是科技，人文亦然。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语文也一样。无论哪一种语文，其地位都不会永远不变。改变语文地位的因素，主要不是历史上有多少殖民地，而是这两个因素：科技和经济。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都逐渐领先世界，这就造成英文的地位大大提高，超过了法文和德文。如果有一天，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两方面都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那么，英文的地位就必定下降。华文会不会取代英文，成为第一大语文，也取决于科技和经济这两个因素。
在清朝中叶以前，中国是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十分向往中国。唐代是中国发展的高峰。今后的中国会不会像唐代一样辉煌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一天必定如此。到那时候，中文的地位也必定大大提高。
李光耀目睹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复兴，心里自然十分惊慌。他说：“英文不会被取代”。这是他说来安慰自己的话。他也想这样安慰美国人。
他的这篇文章，实在不十分高明。思路混乱，一大半文不对题，反映出他的内心重重担忧，生怕有一天华文超越了英文，华文教育得以在新加坡复苏。
他说的华语不会取代英语的四个原因，几乎都和题目无关，内容近于胡说八道。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殖民地。
中国的确在历史上没留下殖民地，但这并不是中文地位无法提高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在历史上留下许多殖民地。南美洲人说的主要便是西班牙话。西班牙话前此是欧美国家的主要第二语言，可是，现在正让位给中文。语文地位的升和降，主要原因是：科技和经济。美国人已开始担忧其科技和经济，有一天将被中国超越。
其二，华语有声调，很难学。
李光耀是在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开始学华语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华语在他是“外语”，绝不是他所说的“母语”。成年人学任何外语都很困难。华语的声调，对初学的外国人的确不容易掌握。李光耀的情形，正是如此，但是，只要愿意用功苦学，也并不那么困难。罗杰斯的女儿，在新加坡学了两年华语，就能表达自如。欧美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李光耀学了五十多年却做不到？因为他看不起华人和华语。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三，汉字很难学，因为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
说汉字难学，跟说华语难学是一样的心态。可是，他忘了他在自传中说的话：
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
“日文”也用汉字，难道说日文的汉字比华文的汉字容易学吗？真是痴人说梦话！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日文情结。
至于他说汉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组成，没有任何拼音或符号来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这完全是随意诋毁，就像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反对他的人一样。
超过90%的汉字是“形声字”，“象形字和表意字”不足10%。每一个形声字都包含一个“声旁”。这声旁的功能就是“说明某个字要用哪个音”。他的中文程度很低，照理应该少开口对中文说三道四，但他不知自量，偏偏爱说三道四来误导别人。他的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不懂，他当然可以蒙混过关，也可以安慰自己，但却误导了别人，居心不良。
其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没有多少懂得双语，因为他们的方言非常不同。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因为欧洲的许多语言都源于拉丁词根。”
欧洲有许多语言，有更多方言。虽然欧洲语言的许多词语源于拉丁词根，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变化，未必可以沟通。
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属于拉丁语族，其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较为接近，多少可以通话，其他的语言就未必了。
英语和德语同属于日耳曼语族，但彼此不能通话。日耳曼语族和拉丁语族之间也都不能通话。写出来的书面语，也很不同，不能通读，还不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借用汉字“笔谈”。
中国的方言虽然很多，幸得汉字，大家写出来的一样，完全可以借汉字沟通。清朝末年，提倡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主张革命的孙逸仙，都来自广东，除了广东话，他们说什么话都带浓重的家乡口音，其他人不易听懂，但写出来都一样，没有沟通困难。这一点，显然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中国人会说两种方言的人很多。不必远求，就在李光耀消灭方言之前的新加坡，老一辈人之中，会说两三种方言的人，比比皆是，完全不必借用英语来沟通。年轻一辈因方言被消灭了，当然什么方言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诚然，“双语在欧洲人当中更为普遍”，但在中国人中更加普遍。这也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最好闭嘴，但李光耀与众不同，他特别爱说外行话。因为他手握大权，没人敢批评他。这就让他更加自以为是，口没遮拦。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呢？因为乱臣贼子害怕给历史定罪。
历史上推行暴政的独夫民贼，都害怕给历史定罪。李光耀到了风烛残年，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恐惧，害怕历史对他的审判，可是，他并不因此洗心革面，自剖忏悔，而是连续出书作文，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希望作《春秋》的人不要将他定罪。
1993年出版的《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附录的履历表中，企图掩饰李光耀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的罪恶：
1942－1945，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经历过大检证，后被迫担任日本新闻社翻译员。
这里有两点篡改历史：
第一，他不是“被迫”的，而是自己申请的。他在自传中明明白白说“我前往应征”，并没有人强迫他。
第二，他不是“日本新闻社的翻译员”，而是“日本陆军报道部的情报员”。他当时以为英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转而效忠天皇，为天皇服务。
给他编“履历表”的人显然意识到替日本人收集情报是当汉奸，所以替他粉饰，说是“被迫”。
为什么李光耀敢于在自传中承认是自己申请的呢？因为他很清楚，历史档案中的资料，总有一天会露出水面，自己承认，或许可以混淆视听，洗脱汉奸的罪名。
这履历表必定给李光耀审阅过。这样的篡改也必定是他同意的。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是“乱臣贼子惧”。可是，即便如此篡改了，历史仍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位乱臣贼子。
与其篡改历史，著书为自己辩解，不如诚心做《忏悔录》。他会不会有一天自剖忏悔呢？那就要看他是否良知复萌了。
（新加坡文献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