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点燃的一把火 反黄运动一甲子（二之一）
来源：《怡和世纪》 2014年6-9月号 总第23期
～作者：周维介
今次甲午马年，元宵未至，媒体传来了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动员六千余警力，展开罕见的反黄扫荡，市内色情架步面对雷厉清查，纷纷停业走避。这则新闻见报的午后，恰逢数位本地文化耆老与我相约百胜楼，打算沟通的课题，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马社会那场起于学生，进而延伸至全社会的“反黄运动”。
六十岁以下的新加坡人，对这场华社当年如火如荼的反黄运动，多半印象模糊，不甚了了。中日甲午海战过去了两个甲子，星火燃于本土的反黄运动也不知不觉沉淀了一甲子岁月，60年瞬间流逝，文化圈的长者认为应该假借这个时机，把反黄运动的脉络梳理，盼能让后来者感知它的来龙去脉。就这样，我走进反黄运动的故纸堆，趁机认识那个我也无缘目睹见证却又曾情牵一代华文知识分子的历史章节。
奸杀案
第一波反黄运动（1953-1956）的引爆剂
1953年新加坡社会掀起的反黄运动，与数起青年女性遭奸杀的案子激起人们心头的怒火有关，尤其是1953年10月12日就读于小坡密驼路圣安东尼女校5号班16岁的女生庄玉珍被奸杀，弃尸于距离警察总部五百码之遥的珍珠山脚，直接引爆了两周后由中正中学分校学生座谈申讨、批判当时泛滥街市的色情文化，拉开了反黄运动的帷幕。
人们就庄玉珍同学被杀害，联想起一年前（1952年9月5日）23岁的服装经营者黄碧玉裸尸中峇鲁茂源街某屋内，以及8个月前（1953年2月2日）中央医院输血部22岁护士陈翠英被裸杀于中峇鲁文忠路住家的往事。正当庄玉珍遇害、反黄运动启动不足三周（11月9日），另一起奸杀案发生了，24岁的王梅芳被发现横尸后港四哩半附近。顿时，社会的不安指数急速飚升，反黄的星火，一路延烧。
庄案的死者是一名英校女中学生，却在华校群体激荡强烈反响—她死亡十天后，中正分校初中二年级某班的同学召开了内部座谈会，针对庄玉珍事件踊跃讨论，刨根究底。他们把矛头直指当下社会四处招摇的黄色文化，认定它是造成治安不靖的妖风邪气，有拨乱反正的必要。初二学生的行动，感染了校园内的同学，并由此火速蔓延至其他华文中学，反黄运动的旗帜，就此插遍这个已遭殖民管治134年的小岛。这场由中正中学分校同学揭竿而起的正义战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反黄行动的第一波，它起于1953年10月，持续到1956年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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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10月29日南洋商报副刊 |
庄玉珍遭奸杀，《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这两大华文报章以及英文《海峡时报》都把这则新闻置于封面版的显着位置。新闻见报后两天（10月15日），《星洲日报》率先发表题为《庄玉珍女士惨案》的社论，把案件与当下社会电影、歌舞、读物的乱象有机联系，它认为凶手已“表现出近于‘色情疯狂’的精神状态……十足是代表低级趣味电影、连环图画及刊物里的‘主角’作风……庄玉珍案的发生，社会本身负一部份责任，凶手之所为，是人欲物欲横流的尖刻象征，而人欲物欲的刺激触目皆是，这应该足以提高我们大家的非常警惕。”
庄玉珍案见报当天，《星洲日报》副刊凑巧发表了一则漫画，仿佛对“奸杀”与“低级趣味”之间的关联做了若干暗示。画面上男子举袖遮眼，一名露腰露大腿的摩登女郎昂头走过，漫画题为《子曰：吾不欲观之》，作者李凌翰。接着的两三周里，华文报章陆续有不少与此案相关的诗文见报，包括10月24日星洲日报妇女园地刊登黄郎的《从庄玉珍女士惨案谈起》；10月29日《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世纪路》发表戈卡的诗歌《是谁杀了庄玉珍》；11月1日南洋商报妇女与家庭版登载舒敏的《庄玉珍案的感想》，这些作品都从黄色文化泛滥、荼毒大众的观点切入，表达了人们对端正社会风气的紧迫感。
正义凝聚了学生的反黄力量
英校女生遭杀害，血气方刚的中学生呐喊了。反黄运动与庄玉珍遇害绝对直接关联，曾经参与组织其事的中正分校学生文斌在《我们为什么发起反黄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庄玉珍遭遇不幸是色情文化猖獗、毒害青年的结果。“为了挽回社会的正风，为了保有人类的道德和尊严，以及防止色情毒素更进一步侵害我们青年的思想，每个富有正义感的青年男女和人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共同来为‘反色情文化’的口号而努力！”
谁也没料到，因着社会正义，中正分校初二的九班同学插上了反黄第一面旗。这个由班级展开的运动，最初是在某班成立反黄筹备小组，邀请老师担任指导，组织有关黄色文化的讨论，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函给同级各班，召开班代表大会，再议决成立同年级的联合组织，名为“初二联抵制色情文化代表大会”，并由此扩大范围，成立全校性的“全校各班级代表大会”。正义凝聚了学生的能量，他们走出自己的校园，串联他校，形成新势力。这一行动，恐怕是本土头一遭，可视为新加坡学生运动的滥觞。
这个由中学生担纲的反黄运动，主要的活动是召开座谈会批判色情文化，呼吁同学不再观看色情电影、不再阅读黄色书报、扫除班级与学校图书馆里的不良读物。组织者每次都动员同学携带不良刊物出席会议或座谈，于会后集中焚烧以示决心。
当时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全由民间或教会主办，约只有十余所。当中积极参与反黄活动的是中正、华中、中华女中与南侨女中，教会背景的中学所留下的反黄痕迹并不明显。校园内的反黄活动，看来也非一帆风顺。木秀《关于反黄色文化运动——记中正高二同学座谈会》曾提及当时面对的阻力之一，便是来自校方，但文章并没有说明这种阻力的具体情况。
1953年10月，校园反黄的号角吹响以后，得到社会上若干报章期刊鼎立支持，使它有了稳定的宣传力度。这些报章期刊，包括《新报》、《荒地》、《耕耘》、《人闻》、《时代报》、《人间》、《生活文丛》这几份以知识青年与中学生为骨干的新兴报章杂志。《荒地》曾一连两期以反黄专号的形式出刊，展示了它强烈的反黄决心。该刊第6期《读者•作者•编者》一栏有数行宣言式的口号：“我们要把害死庄玉珍的凶手绳之以法！我们要把散播毒素的文化蛀虫示众！我们更要剥光有计划毒害我们的阴谋家的皮！”其情绪高昂、战斗意识格外强烈。
反黄的批判对象
反黄，到底反些什么？且先从文斌《我们为什么要发起反黄色文化运动》的描述切入了解：“目前新加坡这个社会，一些所谓娱乐场，简直就是散播色情毒素的种子的所在：歌台上唱的是肉麻歌曲，表演的是下流的舞蹈；影院放映的多是大腿电影；还有的是香港裸体歌舞团表演的模特儿，脱衣舞。至于那些黄色小报如色情小说如冯玉奇、孟X之流所著的……裸女照片和‘拍卡’等等，充满着街头巷尾的书摊。”
庄案引发了人们对粗俗文化腐蚀社会道德的批评，靡靡之音、黄色书报与色情电影成了反黄运动批判的三大对象。这类文化产品，被认为是导致道德败坏、引人作奸犯科的罪魁祸首。现今所见的反黄运动资料，对当下社会所指的黄风，多半是些概念化、概括性的描述。略加整理归类，当时的“肉麻歌曲、低级趣味歌台、下流艳舞、模特儿表演、脱衣舞、言情小说、色情小报、连环画、武侠电影、打斗电影、大腿电影、荒唐科学片”，都被列入黄色文化的范畴，都具有腐蚀人心、败坏道德的毒素，必须铲除。
《荒地》第10期发表署名“音乐学生”的《奴化的黄色流行歌曲》一文，认为“萎靡的流行歌曲……下流的爵士流行歌曲，如《你真美丽》、《如果没有你》、以及变了质的《夜半三更》……我们不必听其曲调，就先看其歌词就好了，那是愈来愈肉麻，愈下流的字句，这些无耻的作词与作曲者简直是在搞色情的勾当了。”作者指出，在抗日时期，时代曲被侵略者用来充当奴化人们的统治工具，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这奴化……的武器，便是黄色流行歌曲。”文章还直接点名批判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的作者黎锦晖，直言“因为中国出了一个黎锦晖，所以这种奴化的黄色流行歌曲便更加蓬勃了。”反黄所指的靡靡之音，明显就是那些含有低俗情啊爱呀这类歌词的曲子。
第一波反黄运动中，被标签的黄色作家有冯玉奇、孟君、俊人、徐纡；被点名的色情书报包括《蓝皮书》、《黄皮书》、《西点》与《玲珑》。石充在《怎样才算是黄色书报》一文中说，凡是“专事各种细节与荒淫行为的描写，将故事加以渲染夸张，致使沦为不伦不类的离奇荒唐书报”，都是黄色书刊。
由于无从观赏当年的电影，我翻阅庄案发生前后报章上的娱乐广告，收集了一些放映中的中西电影片名，罗列于后，或许能为大家提供若干想象的线索——《春宵一刻值千金》、《红灯绿酒》、《春情烈火》、《欲火狂澜》、《大众情人》、《风流夜合花》、《浴室艳尸》、《歌女红菱艳》、《禁宫春色》、《欲魔》、《风流大使》、《红粉多情》……正是这些情欲胶卷，在戏院轮番上阵，诱惑、颠覆着人们的原始欲望？
来自香港或欧美，“香岛艳舞团”、“罗宫春色”之类的现场歌舞表演，究竟又如何迷惑众生？且不妨凭借报章广告，感知一二。香岛艳舞团的广告语：“看得你眼睛吃冰淇淋/笑到你心灵坐沙发椅”；香港歌唱舞蹈剧艺团的文宣：“消魂落魄脱纱艳舞”。这些文字让人直觉，它所贩卖的，离不开大腿、酥胸、丰臀的感官刺激，自然不为当时相对保守的社会所容。
中学生点燃的一把火 反黄运动一甲子（二之二）
来源：《怡和世纪》 2014年6-9月号 总第23期
～作者：周维介
叙别晚会 反黄所建设的文娱形式
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文化，是反黄阵营积极追求的大目标。当时的斗黄、反黄文宣，大量运用了与“黄色毒素”相对立的词语——“健康”与“正派”。它黑白分明，立意清晰，凡是与它对立的文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批判。
反黄运动，不可能长期仰赖口号式的呐喊与批判维持局面。否定了某些文化内容之后，它必须推出替代内容，才能走更长更远的路。于是在批判黄色事物的同时，它着手建设健康文娱活动，以抗衡商业利益挂帅的黄潮，因此，它需要一个新兴的载体来完成这项任务。
“叙别晚会“这种形式，或初见于1952年。那年华中、南中与南侨的毕业班同学，都以叙别晚会这种形式告别校园生活。翌年，反黄运动顺应形势，利用“叙别晚会”、“游艺晚会”这种文娱形式，来传播“健康、正派”的文艺内容，自此以后，它成了健康文化的代称。
1953年之后的两三年，叙别晚会几乎成为初中与高中毕业生属意的表演模式，因此，晚会节目需要不少创作性作品，有意无意间促进了健康表演艺术的生长。这类文娱载体的风行，营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浓郁的文化氛围，正派文艺创作迎来一个丰收季节。短短几年间，不论短剧、歌曲或其他创作形式，渐渐从概念化的反黄激情中沉淀，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反映，让反黄的外衣内，裹着多元、厚实、符合己意的健康内容。
反黄催生了艺术研究会
1953年，华文中学主办了各自的叙别会之后，华中叙别会筹委会发起了一个更具规模的“全新毕业生联合叙别会”，为南洋大学筹募基金而义演。这群学生事后又决定在叙别会的基础上注册一个团体，全名为“星洲1953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它以积极、进取、健康的精神面貌，加入了追求本土文化理想的行列。
因反黄而结合的艺研会成立后，于1954年3月首次参与了为南大筹款的义演，获得热烈反响，共筹得义款六万余元，反黄运动的层次提升到了推广民族教育的高度。一年后（1955年），这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组织，再度通过文娱表演为南洋大学筹款，展示它为华文教育努力与反黄的双重决心。那次义演规模盛大，水平叫人刮目，所推出的诗歌造型表演《南大颂》，更是为时人所乐道。
反黄是学运的前奏
时序跨入1954，新加坡面对一个风雨来临的局面——本土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不断高涨，政治风向开始吹往华文学府，学生争取政治独立的参与面明显扩大。这时，打着反殖旗号、凝聚大批工团、华文与英文精英力量的人民行动党成立了。它，迅速崛起，形成政治新势力。那个年头，华校中学生的政治觉醒远甚于英校生，1953年的反黄运动没有在英校荡开涟漪，却在华校掀起波澜。浪波碰撞，开出千朵水花，华校之间的学生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动员能力如虎添翼，势不可挡。这组初生的政治船队，就这样借风出港，向政治的海洋拉帆起航。
1954年3月16日，英殖民地政府总督在立法议会宣布，政府将落实“国民服务法令”，征召年龄介于18至22岁的男性入伍训练。这一举措，触发了一波能量强大的华校学生请愿行动，后来演变成警察强行驱散、近50名学生被捕的局面。这起轰动全社会的五一三事件，催生了名噪一时的中学联，它一开始便高挂反黄幡旗，主席孙罗文公开呼吁“所有正派的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团结起来，站在一条阵线上，共同扫除马来亚文化发展的障碍，给黄色文化迎头痛击。”（1955年月8日《新报》）
五一三造就的中学联，注册过程几经波折，一成立便被殖民地当局标签为受共产党操纵的学生组织，它的一举一动总被盯梢。反黄运动与学运心手相连，自然而然混合了政治元素。
艺研会与中学联先后成立，既强化了1954及1955年反黄运动的组织能力，也添加了它的政治含量，尤其是针对反黄而创作的健康歌舞戏剧，塑造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左翼精神面貌，引起殖民地管治当局的加倍关注。尽管这时期有若干期刊被政府查封，但新报刊前仆后继，随着冒现。这些报刊之中，由傅无闷、黄科梅、黄泉和、卢秋亭等人合办的《新报》，与这时代的社会脉搏积极合拍，发表了不少支持反黄或报道学运的文稿，是研究反黄运动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
中学联与马来半岛的学运组织有机联系之后，壮大了学生群体的反黄力量。1955年，由泛马学联在羽球馆主办的盛大游艺晚会，吸引了逾万民众前往观赏，中学联背后的支持不可小觑。1956年福利巴士工潮爆发后，社会上的政治参与气氛更见热烈，学运声势持续上涨，反黄声浪因而不曾停歇，它从初中生针对色情文化泛滥发声，跨越至青年学子对政治诉求的层次，这过程中，建设健康文化成了学运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突破封锁线 77文化团体向首席部长提呈申述书
活跃于反黄阵地的《荒地》、《耕耘》及《人闻》月刊，先后于1954及1955年被殖民地政府查封；各组织主办的晚会节目也屡遭当局刁难或禁演，反黄运动的节奏在这阶段几经挫折。1956年，陈蒙鹤领导的妇女联合会发表《反黄——开拓了健康文化的途径》一文，道出推展健康文化面对的阻力，并谴责这是“殖民主义者不惜以一切力量培殖黄色文化”的作为。终于，文艺界串联了，人们尝试结合各方力量，突破当局的封锁线。
同年，新市艺术研究会、艺术剧场、李豪合唱团、小学教师联谊会等77个文化团体近四百名代表在福建会馆召开了“全新加坡文化界大会”，通过一份长达七千余言，准备呈交给马绍尔首席部长的申述书，内容包括要求政府正视“独有黄色文化成为宠儿，猖狂泛滥，毒害广大人们，造成社会道德败坏，奸杀事件屡见不鲜”的事实。大会并通过七项议案，其一便是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步骤取缔黄色文化。
各民族反黄大会 议决成立“反黄总机构”
反黄运动从学生、华社进一步扩大到各民族参与的层面，体现于1956年8月9日在羽球馆召开的首次“各民族反黄大会”。这次大会，吸引了数十个不同民族的团体参加，并议决成立一个“担负重大历史使命”的“各民族反黄总机构”。大会第一次凝聚了各族的反黄能量，因此备受社会关注，《时代报》于会后推出专题报道，表达对这项活动的支持。
“各民族反黄大会”的13个发起者，涵盖了学生组织、文教团体与职工会，包括马来文化协会、马来作家协会、印度文化协会、淡米尔道德改良协会、星洲妇女联合会、本坡各业工友联合会、星洲华文小学教师联谊会、中学联、农民协会、黄梨工友联合会、理发工友联合会、中正同学会与书业工联。
这次大会不但吸引众多团体参与，各政党也积极派员出席，因此政治光圈极为耀目。当天在羽球馆的集会，除了反黄总机构主席陈蒙鹤，另有多名政治人物上台发言，这包括劳工阵线秘书狄古鲁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立法议员林清祥和无党派议员林子勤。
各族反黄大会举行后，《马来亚学生报》随即发表《广泛展开反黄运动》的社论，全面肯定这个由学生启动而后扩展至马来半岛的文化运动。这篇社论把矛头指向殖民地政府，批判它放任黄色文化滋长，而这正是黄色文化泛滥的根源所在。因此，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便必须“打倒那个一百年来，架在我们颈上的殖民地制度，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马来亚，”这项宣示，进一步把反黄运动推向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政治高度。
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华文中学的学生运动，经历了1954年的五一三反服役请愿、1955年中学联的成立，以及1956年中学联遭政府解散的风风雨雨，都不曾与反黄运动脱钩。学运通过晚会或野餐郊游的方式贯彻健康文化信念、传达反黄信息以及追求他们的社会理想，队伍日益壮大，管治当局已不等闲视之。1956年下半年起，殖民地当局加大压制学运的力度，中学联被查封、期刊杂志准证遭吊销、演出准证被拒批、学生领袖被逮捕，一连串的挫折，终于使第一波的反黄声势急速减弱。
反黄运动第二波 1959年行动党政府主导的文化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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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黄运动获得职工会的积极呼应。 |
1959年出现的第二波反黄运动，与初掌自治邦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关系密切。这一年，成立不及五载的行动党，汇聚了左右派中英文知识精英，以反殖民地统治为主轴，获得工会与小市民的鼎力拥护，声望一时无两。5月30日，新加坡举行首次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从容执政。
6月8日，自治邦政府正式视事。当天，劳工部长贝恩接见职总代表，便宣布政府将修正劳工法令，以取缔黄色工会。翌日，《南洋商报》本坡版头条标题，捎来前殖民地府不曾拍板，取缔黄色文化的消息：“新政府大刀阔斧改革行动/令八种黄色刊物停刊”。这8份被吊销出版准证的中英文小报、周刊及年刊，包括《自由周末周刊》、《自由西报周末年刊》、《南洋周刊》、《箭报》、《工商报》、《新生活报》、《铁报》和《繁华报》；同时，当局也宣布吊销梅花艳舞团的表演执照。
T.S. George在《李光耀的新加坡》一书提到，这个如火如荼整顿社会风纪道德、扑灭黄色娱乐的反黄运动，是一场现实的民心争夺战。这回由民选政府主导的反黄行动，涉及的政府部门包括内政部、文化部、劳工部与教育部。内政部除了对付色情书刊与艳舞表演，还下令警方取缔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弹球机”与“电唱机”，管制它的经营执照，以免人们耽溺于不健康的娱乐，向腐败沉沦。当局也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禁止31种中英文不良刊物在本地销售。教育部则积极配合，通令学校图书馆不得存藏这类被查禁的读物。
电影，也无法回避新政府的检查监控。当年7月，内政部长王邦文巡视电影检查局时训令，凡是“歌颂殖民地光荣、合理，嘲笑或仇视亚洲民族；鼓励暴行，或违反男女正常问题的影片”，都不得放映。据非正式数据，当时被列入不准放映名单的影片多达35部，主要来自美国、香港、日本三地。香港影片《喷火女郎》以及日本片子《疯狂的男女》首当其冲，最先遭到禁映。
这回反黄运动，扣下扳机开第一枪的内政部长王邦文在文告中宣示：“经过一百多年的殖民地统治，新加坡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文化上也受到严重摧残。在英国及其它合理的国度，社会道德都能保持一定的健康程度，但新加坡社会的道德却每况愈下，新政府为了广大人民能享受健康文娱，将倾全力彻底消灭一切造成社会道德沦亡以及不利于培养社会道德与文化的因素。”
反黄运动，是二战后新加坡在殖民地管制下，酝酿当家做主过程中浮现的一页风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土学生运动萌芽期间一枝欲放的花苞，它间接催生了五一三、绽放了中学联；它是二战结束、紧急法令颁布的大政治背景下，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政治诉求中，一个大拼图中的小组成部分。
内政部长发表反黄文告之后，行动党出版的《行动周刊》也告面世，不遗余力推广反黄的文化理念，它无疑成了第二波反黄言论的重镇。《行动周刊》创刊于1959年7月18日，主编是首届自治邦劳工部长易润堂。该刊自创刊开始，每期都有反黄文章发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第19期左右（1959年12月）。《行动周刊》在发刊辞中开宗明义：“在扫除旧文化的过程中，同时必须建设一种新文化。旧文化是消极的、凌乱的、卑糜的，无所适从的。新文化是积极的、整齐的、高尚的、有正确方针的。行动周刊将认清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性……与本地作家、艺术家、出版商、文化团体、政府共同努力，肩负这重大责任，这就是行动周刊对于时代所负的第三种使命。”显然，新政权在扑杀黄色文化产业的同时，也顾及填补黄色文化的留下的真空状态。至于它所追求的新文化精神，是否与第一波反黄的正派文化互通声气？我们从往后的发展记录中，并没有找到合拍的痕迹。
1959年行动党政府的新政，获得民间的积极呼应。星华教师会、马来教师联合会、黄梨工友联合会、渔业职工联合会、乡村住民联合会、砖业工友联合会、新民校友会、酒旅茶餐职工会等数十团体先后发表声明，支持新政府的反黄行动。那年八月，政府也通过广播媒体组织空中座谈会，由政党、教育界及新闻界代表共同探讨黄色文化问题。当时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在空中广播的发言颇引人注目：“过去殖民地主义者和政客利用黄色文化为工具来麻醉青年，迷乱青年的善良本性，所以黄色文化的定义……应加上一个新意义，即：政治的工具。”这番言论，明确点出黄色文化的政治工具论，为反黄运动是否具政治意涵的争议提供了注脚。
本地已故作家李过在1959年8月份的行动周刊发表《黄色文化来源初探》一文，也强调了反黄的政治功能。他认为，凡是与人民和劳动阶级对立的文化，就是黄色文化。“黄色文化不只是色情，那是狭义的解说。色情不过是黄色的一部分……事实上，凡不属于人民大众的，不为人民大众服务，违反人民大众利益，漠视人民大众的要求，否认人民大众在历史所起的作用，忽视劳动阶级对社会的贡献……脱离了人民大众，只为拥有资产的大亨服务，这就是黄色文化”。
随着民选政府的成立，社会上呈现一片清新气象，人们沉浸在积极建设社会的热忱中。把行动党推向执政道路的工团，胜选后也积极配合当局的新政，继续发挥力量。当时的大型职工会“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于9月29日开始，主催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反黄运动周”，把第二波反黄运动推向高点。反黄周由泛星牵头，发动小坡、大坡及其他乡郊区工友组织各区的文娱表演、千人茶会、反黄座谈会、音乐欣赏会等等活动，让工友认识和参与健康文化。反黄周也安排了电影观赏会，在中山、环球、大西洋和大光戏院介绍健康电影。反黄周最后在福建会馆推出两场游艺晚会压轴，舞台两侧的巨型标语“坚决消灭黄色文化，积极推动健康文娱”点出了它一如既往坚持的主题。有关反黄周的具体内容，《行动周刊》第13期柳舜的《工人——反黄的先锋》一文有相当具体的报道。
政府一边扫黄，一边建设健康文化。查禁色情书报之余，政府积极调整广播电台的节目。文化部长拉惹勒南上任时走访电台，次日便向媒体告白，为了配合反黄的文化政策，今后政府将不再如过往般注意摇摆舞和色情音乐。
行动党政府为反黄而吊销小报执照、禁止黄色电影放映、取缔弹球机与电唱机的做法，得到本土民众的认同，但远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却于6月22日发表社论表达不同看法。它同意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打击黄色文化的正确性，却批评这种做法抵触了出版自由的原则，显然是受到共产主义道德呼唤的影响。针对这段评论，《南洋商报》曾通过社论反驳了对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取得政权这段期间，社会中并没有兴起任何反黄运动，足见反黄是地道本土色彩的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联。
1959年底，岁末跫音远去。也许政策已大致就位，官方的反黄声调明显减弱，而行动党内部的左右意识形态对立越来越尖锐，矛盾与冲突分化了精力，反黄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60年，新加坡政坛跨入一个更为激烈的左右意识形态斗争空间。
小结
反黄运动，是二战后新加坡在殖民地管制下，酝酿当家做主过程中浮现的一页风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土学生运动萌芽期间一枝欲放的花苞，它间接催生了五一三、绽放了中学联；它是二战结束、紧急法令颁布的大政治背景下，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政治诉求中，一个大拼图中的小组成部分。弹指间六十年流逝，人们的观念起了变化，对许多事物的标准早已修订，以今日人们对色情的刻度，对比昔日的尺寸，必然让人感觉当年的保守。但撇开意识形态，不管有心或无意，这个由初二学生启动，最终在社会中开花结果的文化运动，它犹如酵母，通过文娱形式的开发，揉合、推介，启蒙了本土的“健康文化”，让这个文化品种，在华文群体中灿烂过二三十年。第二波反黄运动由民选的新政权主导，它在查禁色情文化的表现，比文化建设更为突出。它通过行政权力，以吊销、封禁手段遏制了当时社会上的若干黄色文化形式，让人感受到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