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论坛: 渔夫“作育英才”之路

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

渔夫“作育英才”之路

2017/07/22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杨思萍撰写

今年六月上旬，住在吉里汶岛的渔夫（洪新文老师）和我们通了电话，说计划六月中前往北干后送孙子到马来西亚念书，之前也会来雅加达看望好友蔡剑声先生。知道他要来，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他星期六能抽空来作协会所与文友们见见面。可惜，他说星期六就要离开雅加达去北干。后来他说，到了雅加达第二天会来我们家，大家见面叙旧。

确定了他会来，我们就邀约了几位较有时间也认识渔夫的文友到家来。上回渔夫到会所，给文友们讲述他的生活奋斗史及创立“育民三语学校”及华文补习班的经历，让大家听得入神，受益匪浅。

渔夫给小学学生们颁发奖状。

有缘认识了渔夫认识渔夫是偶然间的事，十几年前他来报馆碰上的。听说他就是吉里汶岛来的渔夫，久仰大名就上前寒暄认识了他。

之前知道“渔夫”这个名字，是经常在报上读到他的文章，多为纪实的题材，很吸引人，尤其看了他写海上的捕鱼生活的记叙文，觉得很亲切。后来看到他补习班学生投到《国际日报》的《师生园地》栏的作品时，更是惊讶和高兴，孩子们的每篇习作都抄写得又整齐又端正，且字体秀丽，严师出高徒呀！有趣的是渔夫的学生在作文中却亲切地叫他“爷爷”。哦！后来我才省悟到，渔夫他就是以慈祥的爷爷身份去教导他的“孙子”认字学华文，用爱心用亲情去引导他的每位学生，并以身作则，让每位学生都热爱中华文化！“爷爷”，那是多么亲切又温馨的称呼呀！

后来他送我一本他的文集《与浪共舞育人为怀》，书上很多描述他们出海捕鱼之事，因为年轻时我也曾与哥哥们出海捕鱼，他出海“与浪共舞”的真实故事，叫我废寝忘食地读了一篇又一篇，读起来犹如身临其境，倍感亲切。

，育民三语学校”中学门楼。

那次见面，也让我大跌眼镜，总以为当渔夫的多数是黝黑的皮肤，粗犷魁梧的身材，没想到站在眼前却是这样随和且文质彬彬的高个子，倒像一位田径运动健将。他说他在吉里汶岛的一个渔村搞华文补习班，并与六位志趣相投的“渔夫”开办了一所“育民三语学校”。哦！真了不起，让人仰慕！

以后，渔夫几次来雅加达又和我们见了面。那次，他与朋友刚好下榻在我家附近的酒店，我就约他到我家附近看看。他说他很怕坐车，坐车不久就会晕车呕吐，我心想他倒像我那也是出海捕鱼的三哥，出海不晕船，坐车却晕车。他说，就坐你的摩托车吧，这样就不会晕车。我就用摩托车载他在附近兜了几圈，并在民族纪念碑前拍了照留念。在摩纳斯公园里我们促膝长谈，又让我更深地了解他的生平、为人、抱负与理想。在这急功近利的社会里，像渔夫这样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谁能像他，不但自掏腰包，还在百忙中亲自站在课堂上，不嫌辛苦不喊累，日夜为孩子们灌输中华文化！而且，在那华文被禁锢的年代，传播中华文化是会坐牢的。

难于忘怀的拜访好几次，他诚意地邀请我们到他府上做客，游览吉里汶岛上的风景，看看他生活了几代人的渔村。然而，让我们向往的是能到他们办的华文补习班及“育民三语学校”去走走看看。在电话中他总是说：“来吧！你们到了巴淡后，乘船来到吉里汶岛，我就会到码头去接你。”

我们这些吃薪的，很难说想走就走，有时候有钱却没有时间，有了时间却没有钱。先前和几位文友谈起要去吉里汶岛走走都没认真去筹划。那年开斋节，他们又再提起，于是我们不加思索就决定了，并马上订了机票及联络了在巴淡的文友。当时我们把将去拜访他的决定告诉他，他在电话中十分兴奋地说：“太好了！你们从巴淡要上船就给我打电话，我会在码头接你们！”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那年的开斋节让我们度过了特别有意义的假期！清早我们飞到巴淡，受到巴淡文友们的热情招待，并护送我们到码头上了船。因当时我们乘的客船，毫无限制地接收回乡过年的岛民——船超载的太离谱了！万幸当时风平浪静，但我们也有点“胆战心惊”，当大家战战兢兢地上了吉里汶岛的码头时，渔夫已在码头出口处扬手欢迎。

那一刻，我心多激动，终于踏上了朝思暮想能潇洒走一回的吉里汶岛。看到渔夫站在码头出口处，我犹如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和蔼可亲的兄长正笑脸相迎边招手，彼此间都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他带我们到码头旁的一间酒店，服务员很快将我们的行李拿上三楼房间，原来渔夫早已给我们订了房。

傍晚，渔夫在酒店侧旁餐馆叫厨师蒸了一条从家里带来的大午鱼（Ikan Kurau），还煮了螃蟹、鲜虾等海鲜，摆在海边椰树下的露天餐桌上。当时，夕阳正西下，海风轻送晚霞；碧海掀起浪花，椰树婆娑诉说情话，再也听不到那闹市的喧哗……那顿晚餐让我们一饱口福，回味无穷。

我们住的这间“吉里汶假日酒店”（Holiday Karimun Hotel），面对大街，后坐海边。酒店后面对海的餐厅，可以远眺大海及那些不知名的岛屿；旁边的码头，可清晰地看到从新加坡、巴淡、民丹等岛来的客船，来来往往，尽收眼底。

总以为渔夫住的吉里汶岛就是个渔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来到吉里汶岛县府丹绒巴莱吉里汶(Tanjung Balai Karimun)时，却让我出乎意料！

那天傍晚，我们在酒店前的街道漫步，却见几条街都商店林立，而且店里头货物琳琅满目；街道人来人往，夜市还挺热闹的，一点都嗅不到“鱼味”，疑惑中，渔夫告诉我们：“我家才在渔村，明天带你们去参观。”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吉里汶岛是廖内群岛（Kepulauan Riau）北部岛屿之一，靠近苏门答腊的廖省(Propinsi Riau），隔洋东北面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后来，我们也从丹绒巴莱市码头乘船到新加坡，只一个小时多，十分方便。渔夫说，九十年代后期，吉里汶岛旅游业本来很兴旺，当时大大小小旅店也有六十多间，近几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旅客减少了，许多旅店改装成卡拉OK歌厅，但旅店至少还有四、五十间，旅客多来自新加坡。

第二天，渔夫租车带我们来到他的住家，他说这就是我世世代代生活的渔村。一时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点不相信这地区就是渔村。他家不远处就是深蓝色的大海，有好多渔船停泊在岸边，的确是渔村的景色，但走出巷口，却是繁华的市容：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杂货店、银行、餐厅、办公楼放眼都可看到，街道上更是车水马龙，汽车、摩托车、公交车在你眼前匆匆急驶而过，真嗅不到一点鱼味。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渔夫告诉我们：在他幼年时，这里只有简陋的民房、羊肠小道以及破旧的渔船，多数居民以捕鱼为业；当时还是帆船年代，没有用上机器，渔民用的捕鱼器具，也非常简陋与落后，因此无法到较远的海域捕鱼，所以收获不多；天气不好、风浪大，渔民就无法出海捕鱼，所以当时渔夫一家的生活也和其他渔民一样，生活相当贫苦，经常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渔夫说，他九岁才入学，就读于当地的华校“培本学校”，六年后小学毕业。那年他已十五岁，父亲却不幸因痨病逝世，只好辍学，并毅然要求继承父业，跟叔父们出海捕鱼，准备肩负起养家的担子。少年的他，脚瘦体轻、弱不禁风，叔叔们起初都不答应，说海上风浪大，渔帆船工作繁重，怕他受不了；一些长辈也说他不是捕鱼的料，要他留在岸上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做。当时，他的奶奶、母亲更舍不得他重操他父亲的旧业，去冒“走船跑马三分命”、到海上披风淋雨的风险。但可能从小受海风熏陶并向往大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他，却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注定了他这一生三十八年来在海上惊涛骇浪中的飘荡生活。

他十五岁开始出海当学徒时，叔父每次给他的零用钱，都依数交给母亲做家用。没出海时，除晒网补网的渔家工作外，他还要帮妈妈、姐姐推磨辗磨米粉做糕，帮妹妹卖糕点或与姐姐去砍柴。并利用晚上的时间，找那些没有工人的摩托小船当帮工，或到近海捕些小鱼，以赚点外快。

渔夫说，我开始出海时用的还是渔帆船，渔具十分简陋，收入不多，生活贫困，而海上捕鱼也经常会遇上狂风大浪的风险。他回忆说，在1980年农历七月的某一天晚上，正返航的他们，却见海上烟雾弥漫，百米之外什么也看不清，因当时他身患骨痛热症，只好让伙计把舵。船在摸索前行中，突然“咯咙”一声撞击声，原来船已撞上海中礁石滩，船板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舱，只剩下船盖浮在海面。他们就只能挤在船盖上，又冷又饿地希望有路过的船只来相救。当时，他们最怕是睡着了而掉进海里被海浪卷走，大家都强睁眼皮不敢睡着。直到次日上午，他们才被别处来的渔船救起。这次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让他们毕生难忘。又有一次午夜，海上波涛汹涌，他正躺在船舱里，突如其来一个巨浪打得他直翻滚，然后跌落在甲板上。那次他伤得不轻，整整在家里躺了一个月。

他感慨地说，当时为了一家生计，也无法为那些惊险的遭遇去计较或担心。当我们换了机器船后，为了到较远的海域去捕鱼，每次出海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归航见家人；为捕获更多鱼，下网、收网都会在风雨里浪涛中的午夜后操作，风浪大时连吃饭睡觉都不安宁，日子真的不好过，但为了养家糊口，那漫长的岁月，还是挺过来了。就这么经过多年的勤劳拼搏，又在好人的支助与先进科技化辅助下，捕获的鱼也逐渐增加，生活才慢慢得到了改善。

弘扬中华文化，办起华文补习班谈起他为什么会办起华文补习班时，渔夫说：“1956年他下海捕鱼，一年后他的母校“培本学校”被封闭了，按当时政府条例在乡村是不准办华文学校的。这使好多吉里汶岛上的孩子失去了学习华文的机会。”他说他比起那些穷孩子幸运，有机会读了六年书。

那时他已意识到没文化就是贫穷的根源。嗜书如命的他，出海捕鱼都带着书本，在海上一有空闲，就打开书本阅读或写写字、写日记，从不间断，还在船上教同伴们读书认字。并在捕鱼回来，就在住家收了几个学生，义务将自己学到的华文传授给渔村的孩子，就这么边自修边教人地提升自己的学识。

渔夫真正办起华文补习班，是在1993年。那年，他的出海捕鱼业让孩子们接手管理，有了得力的接班人后，他就决定上岸退休了。从此，除了在岸上协助孩子打理一些业务外，便全心全意搞他的华文补习班，当时他免费教了12位学生。那时，华文仍被禁锢，他就像我国许多地区的华文老师那样，为弘扬中华文化，冒着被捕坐牢的风险默默在黑暗的环境下艰苦地耕耘。

我们怀着敬佩且兴奋的心情，参观了渔夫住家对面一栋双层楼的“华文补习班”。教室里排列着三行整齐的桌椅，大概能容纳三四十位学生，墙上挂着几幅他本人与几位名家挥毫的书法，后面还有几个书架，放了不少书，他说是给学生们课外阅读的。

这是他本人从退休后开办免费补习班发展到今天收费（在学生家长要求下）的华文补习班，学生曾急速上升至一百多人。教室里还有图书馆供学生阅读，并要求学生阅读后写阅读报告。星期天渔夫本人还亲自教学生写书法。他本人酷爱书法，对写书法颇有研究，并不耻下问，经常向国内外的书法名家请教。

那时，补习班教室，为躲避警察视线，遮盖得很严密，晚上不敢透出半点灯光，上课时总是提心吊胆；有时听到一点风声，还要躲躲闪闪。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让孩子们顺利完成了六年的华文小学教育。

到了1998年旧秩序垮台后，禁锢了三十多年的华文得到开放，但来补习的学生反而没有增加。经几个知心朋友建议要渔夫收学费，这样其他的家长才会带孩子到补习班来补习。从2007年起，他开始收学费，依然给予一些穷困孩子免费或者半费。

到2008年补习学生已增加到两百多人，共有八班。每星期教课三天。渔夫本人负责六班，白天四班，晚上二班，剩余两班由两位侄女助教。据知，至今年学生还有六十多位。

渔夫他们采用的教科书以前是台湾繁体字华文课本，一共十二册，但在教学中他也教导学生们认识简体字。后期才改用“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国语文》，一共十二册，由马来西亚上海书局赠送的，并一直沿用到现在。与六位渔夫合办“育民三语学校”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一处远离闹市喧嚣的郊区，“育民三语学校”就在我们眼前。进口处筑起一个简朴的水泥牌坊，中间雕刻着“育民学校”，左边写着“有教无类作育英才”，右边则是“好学力行为民先锋”。最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篮球场和羽毛球场，绕着球场是幼儿园教室及连起一整排的课室，还有个别的几间房子，全是水泥房，但不见有楼房。这就是渔夫与六位董事创办的育民校园，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他们十几年来，出资出力创办的“育民三语学校”。

1997年，在当地政府对华文开始宽松的条件下，渔夫与朋友公开地在郊外办起了一所有三班学生的华文补习班，还聘请了两位教师执教，只收取象征性的学费。到了1999年瓦希德当上总统后，在对华文全面开放的情况下，渔夫与六位朋友（多数是捕鱼出身）即刻申请办校手续。2000年申请办校准字批下来了，他们立即共同出资购地建校。学校于2001年竣工，并在同年7月24日“育民学校”正式开学授课。

如今，“育民学校”已发展成为吉里汶岛上的一所三语平民学校，目前华文课每星期有三节课，一节课一个钟头。全校教师有40位，华文老师有4位，学生一共600多人（其中友族的孩子大概占了四分之一）；幼儿园学生有3班、小学12班、初中有4班，并已培育了六届毕业生。其他学校设施有办公室3间，还有电脑室、实验室、会议室、医药卫生室及宿舍，包括羽毛球场及篮球场，占地七千多平方米，成为吉里汶岛一间真正的私立中小学。

育民三语学校开办初中部（SMP）经已八年，培育了六届毕业生。在老师们辛勤的教育下，以及董事部热心的关怀下，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诚如印尼教育部督察在2015年5月23日参加育民学校第四届初中毕业典礼仪式致词中提到：“育民学校初中生转读其它高中学校后，学业成绩突出，有几位学生的成绩还名列全县学校总成绩的前茅。”可见，育民学校已成为吉里汶岛上一所有份量的中小学。

“作育英才”理想的实现

渔夫不单是“育民三语学校”的董事也兼督教，虽然他白天和晚上要在华文补习班教课，但白天总会抽出时间亲临学校视察，与校长老师们讨论磋商交流教学工作。以他多年来丰富的教学经验,会给老师们尤其是华文教师们很大的启发与帮助。

“育民三语学校”小学学生们集会。

渔夫说，为人师表，要以身作则，品学兼优。当老师不但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还要把本身一切生活上、性情上、言谈上的坏习惯尽量抛弃。他本人已逐步做到不说粗话、不暴躁、不抽烟、不赌博、少喝酒，给学生们做个好榜样。他对学生不单偏重于智育也侧重于德育，给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又给学生们灌输中华孔子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这可从他在补习班课程里增教《三字经》、《千字文》以及《论语》等课文可见一斑。

当我们参观了这所他们花了整整十多年心血而建立起来，并于近年来才正式摆脱“入不敷出”困境的学校时，我们为渔夫以及其他董事们感到高兴。

当我们问起，“育民学校”为什么不设高中呢？渔夫苦笑的回答道：“目前还有些困难，就看以后的发展吧！”后来我们才知道，“育民学校”为了让岛上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学费低廉，除得到政府一点津贴外，每年董事们还要自掏腰包来维修学校的基础设施，要再筹备一笔建校资金是有困难的。但我们坚信，渔夫他们办的“育民三语学校”，往后将继续会有一批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他们的“育民三语学校”毕业出来到外升学或为社会贡献力量。这十多年来，他们已真正做到了普及广大民众受教育的办校精神，反观我国有些大城市的“三语学校”，名堂响亮，却让许多低下层贫穷学子“望校兴叹”！单看这些名校的“入学报名费”，已占了一些低下层人家几个月的生活费，他们的孩子想进这些“名校”比登天还难！

在渔夫他们办的“育民学校”门楼上雕刻着：“育民学校——有教无类作育英才——好学力行为民先锋”，渔夫他们的这个伟大夙愿已在逐步实现！他们为国家培育英才，弘扬中华文化的功绩将在人类历史篇章中留下不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