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万千老友的《迎接后叶邹时代》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 评李万千老友的《迎接后叶邹时代》上、下文

时评人李万千老友今年农历春节前夕，写了一封6千言的“致老友们的公开信”，题目是：《准备迎接后叶邹时代的到来吧！》，分上下文在报刊转载。

李万千把2005年受推选为董总主席的叶新田和2007年上任署理主席的邹寿汉领导的华教运动，称为董总的“叶邹时代”，这点就华教运动以领导人作为代表的历史阶段划分，看来不会产生太大的争议。然而,由于叶新田早已宣布他决定于2017年任满告老退休，尽管到时年岁较轻的邹寿汉应会留下继续服务，无论如何，2017年以后的华教运动应该不再称为“叶邹时代”了。可是，正当千家万户准备迎接今岁羊年春节来临之际，李万千却晕头转向地高喊“准备迎接后叶邹时代的到来”，何其蹊跷？

纵观公开信，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李万千猴急若此，非要叶邹在今年就下台不可？他提出的叶邹必须下台的理由经得起客观事实的考验吗？

众所周知，华教运动的领袖例如叶邹，他们不是圣人神仙，肯定有其本身的弱点和缺陷，也会犯错的。但作为华教运动的领袖，他们首先要坚守华教的利益、立场和原则。假如他们出卖或干了对不起华教的事，那么，赶他们下台，谁也不会反对。可是，今天口口声声要赶叶邹下台的这些人，包括李万千自己，所提出的理由尽是些“人事问题”或任意指控。请问，这能令人信服吗？

我们认为，从殖民时代直至国家宣布独立以来，华教一路走来都面对风风雨雨，必须以团结进行抗争来求得生存与发展。当前，华教面临的最大冲击来自那个乖离我国国情而推行单元教育政策的《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大蓝图》要实现单一教育源流，要使独中国中化、华小国小化，即使幼儿园也不能让华、印社区以母语为第一语文，等等。最迟至2025年，《大蓝图》将迫使多元教育源流特别是华文教育源流被边缘化以至于消亡。在《大蓝图》势在必行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多元教育源流特别是华文教育源流，正面临着自上世纪60年代“改制逆流”以来又一次“改制逆流”的冲击。董总为维护多元教育源流和捍卫华教母语教育，毅然于2013年召开“7·28”华团大会，接着大力开展“百万签名”，以便投诉到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董总领导人（叶邹），便是坚定地站在这个抗争运动的前头冒着风险。因此，在当前的非常时期，谁要是没有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即没有看到“捍卫华教、保卫董总、支持立场坚定的领导人”这三项缺一不可的华教救亡的关键环节，那他就不配称为有眼光的时评人！

以下，让我们逐点但简要地回应和批判李万千的《迎接》。

(一) 拉帮结派搞内斗和夺权，不是华团华教的文化

《迎接》说，基于（叶邹）个人的横行专断、颠倒是非、排除异己的行事作风，已打击与破坏了董总60年来在华教运动的威信及地位，必须立即引咎辞职。《迎接》又说，“叶邹已经无法继续领导董总，…… 和与华教运动有关的主要华团领导机构（指华总、教总、雪华堂、林连玉基金等），都一致认定董总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叶邹集团的领导出了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舆论指出的，叶邹在上述华教抗争运动中肯定让某些党政权贵不高兴，也让单元教育政策的推行者视为眼中钉，这些权贵和掌权者都必欲除去叶邹而后快，可是又提不出“正当”的理由。因此，他们只能绕过华教抗争的“正当”问题不谈，改由“有心人”及其一伙从旁抹黑和打击叶邹。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叶邹“横行专断、颠倒是非、排除异己”的具体证据何在？究竟是谁在“打击与破坏了董总60年来在华教运动的威信及地位”？“与华教运动有关的主要华团领导机构（指华总、教总、雪华堂、林连玉基金等），都一致认定董总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叶邹集团的领导出了问题”，是真实的吗？请问这些领导机构开过会议吗？通过议决案，“一致”认定“董总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叶邹集团的领导出了问题”吗？还是这些领导机构的所谓个别头头以个人的偏见在误导华社？

可以断言，假如不管正义与原则，例如不管叶邹在华教运动中的坚定和忠诚的本质表现，只要拉帮结派组成一批反对者，就可以违章乱纪把本质优良的领导人拉下马，换上自己的一伙，而这一伙上台后，另一批人眼红了，也可以如法炮制，如此循环内斗，争权夺利，恶性发展起来，今后成千上万华团将无一日安宁，华团华教将被破坏殆尽。别的不谈，李万千的话里言间，就显露了对这种恶性内斗的怂恿。他与同伙要叶邹马上下台，然后换上傅振荃一伙，而傅振荃一伙，也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只不过是过渡人马，接着要请莫泰熙、柯嘉逊回来，或拥吴某等掌权，等等。李万千与同伙设想得美，吴某等爬上去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吗？要知道，不满吴某的人也多得是，难道就不会有人再把吴某拉下台吗？似此胡闹下去，华社华教能有一天安宁、还能健康发展吗？

必须指出，离开华教运动大原则，抛弃大是与大非，只管拉帮结派搞夺权和推翻领导，这是派性作祟和机会主义的恶行，不是华团华教的文化。

（二） 所谓“依法选举，重建董总”，只不过是搞非法夺权的遮羞布

要如何解决董总当前的“危机”，据《迎接》高见，只有依照包括教总、华社研究中心、林连玉基金及各州大会堂的要求“依法选举，重建董总”，也就是只能是满足18名所谓董总中委所提出的“叶邹下台，重建董总”的以他们替换现在董总领导班子的解决方案。

原来解决“危机”是这么简单，只要迎合了外面“有心人”的欲望，让“分裂派”（18名所谓董总中委）霸住董总领导班子就行了，“危机”就解决了。从这里，倒让人发现个中秘密，原来 “危机” 制造者来自何方。

其实，要说“依法”，就不是依照谁的“方案”，或谁说了算的所谓“法”，归根结底要依照的只能是董总的章程。按章程规定，董总是13州董联会的联合总会，董总的中央委员任期4年，期间任何中央委员辞职、更换，都须交由州属决定。因此，要董总“依法选举”，只能“依法”交由州属“选举”。傅振荃等18名所谓董总中委要在董总内部闭门搞“罢免”、“重选”，私下瓜分董总各要职等等，都是不合法的，这不是“依法”，而是违章乱法。至于说到“重建董总”，谁不知道那只不过是“霸占董总”的掩饰话罢了。说穿了，所谓“依法选举，重建董总”，无非是搞非法夺权的遮羞布。

(三) 是非不分，低级趣味

读了《迎接》，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已经不是昔日的时评人。请看，《迎接》津津有味地谈论：叶新田现在的绰号是“流会主席”，就是说他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内部会议，或者提出任何其他可行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在穷途末路之下，甚至寄望反动派的法庭能够协助他保住其领导地位，云云。

叶新田是“流会主席”，该被嘲笑吗？《迎接》是非不分，当然可以大声嘲笑。要是弄清了是非，人们就不会那样看，该被嘲笑和谴责的，恰恰是那些流会的制造者，绝不是流会的受害者。

不错，叶新田遭受了三次众所周知的“流会”：一是2014年11月9日在新山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遭到一伙常委中途退席几乎流会；二是2014年12月7日在董总加影会议室召开的“关中特大”；三是2015年1月17日在董总加影会议室召开的讨论工作报告和通过财政预算的中委会议。

这三次“流会”的源头来自一项所谓“倒邹寿汉特大”提案，以下不妨稍详介绍，分清是非，以正视听。

2014年9月6日, 傅振荃的《董总发言人机制草案》的中心内容“确立秘书长的发言权”被中委会否决后，10月25日，有个以六州董联会名义联署要求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特大”，以罢免邹寿汉署理主席职务的函件，寄交主席叶新田；叶新田回覆时指出来函存有4大疑点：

1. 对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作出“行为的指控”，必须提供具体的事实报告，包 括日期、时间、地点、对象、事情内容等，否则，对被指控者极不公平，对于全体代表也无法深入讨论。

2. 没有详细写明特别会员大会将进行票决的具体议案。

3. 来函的签名没有注明职位及姓名，所有签名都无法辨认或确认；身份不明的 签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4. 未附上相关董联会的会议议决记录，无法确认这项要求是否确实通过有关董联会的讨论及通过。而根据报章报道，马六甲州华校董事会联合会、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都未在事先召开会议讨论，或有任何议决。无法确认这项要求是几个签名人擅自决定，抑或是代表各自董联会提出。

叶新田于11月5日上午退回该不负责任和不具法律效力的“六州函件”，傅振荃等在7日收到该退回的函件后，对“4大疑点”毫不理睬，随即将之原封不动地带到11月9日在新山召开的常委会上，硬要叶新田将函件所提的召开“倒邹寿汉特大”列为议程。叶新田当然拒绝接受，只愿按照惯例将之列入“其他”事项讨论。傅振荃等立即大吵大闹，大呼“主席独裁”、“不民主”。傅振荃接着拉拢其他6位常委中途退席。

傅振荃对自己的上述劣行不以为丑，还洋洋得意，说什么他让会议“流产”了。有需指出，傅振荃如此行径，已丧失华教工作者应有的行为操守，使华团蒙羞！

可是雪隆一两个所谓华团领袖，却跳出来给傅振荃等撑腰打气，并大骂叶新田“剥夺六州董联会的权利”、“没有民主”，甚至放话要改变董总、“民主化董总”等等，他们显然惟恐董总不乱，假借“民主”之名肆意干预董总，践踏华团之间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在有心人的鼓动下，“流会”的制造者傅振荃于是纠集其他17名董总中委（有些并不知情）结成团伙，大肆攻击叶新田“不民主”、“独裁”，叫嚷召开“倒邹寿汉特大”，并且号召抵制2014年12月7日的董总“关中特大”，要主席下台。最终导致该特大“流会”，使关中考统考的通道无法打开。

董总“关中特大”“流会” 后，傅振荃等利令智昏、权迷心窍，认定夺权时机已到。他们一方面擅自订于2015年1月20日非法召开中委会，以便解散常委会进行重选和成立所谓“新董总”（“伪董总”）；另一方面大力破坏叶新田召开的2015年1月17日的董总中委会议。众所周知，傅振荃等害人害己，董总中委会是“流会”了，但他一伙也受到法庭明令禁止召开会议，所谓“新董总”只能胎死腹中。

事实胜于雄辩，是叶新田不民主、独裁而遭受三次“流会”，还是“分裂派”违章乱纪，肆意制造“流会”，丧失了华教工作者的道德规范？华社自有公断！

(四) 华社需要董总、需要立场坚定的董总领导人

回顾历史，上个世纪特别是40年代末到70年代，在西方强权鼓动的冷战和热战的氛围中和亲西方集团的挑拨离间下，东南亚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排华巨浪。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华族，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和文化事业一时间被无情的压迫和摧残。然而，在马来西亚，华文源流教育由小学到大专院校还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是今天东南亚唯一幸存的华文源流教育体系​​，成为华族的象征和骄傲。对此，华社的亲身体会是，华文教育源流体系的生存与发展，要是没有华教抗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华教抗争运动中，虽然人人有责，集体动员，可是在当前我国的局势环境下，教师被公务员化之后的教总已经无法像早期那样站在抗争的最前列，如今是董总责无旁贷，要站在最前头，这是历史赋予的任务，至于其他华团都有各自本身的要务，只能从旁协助和配合董总。历史告诉华社，这项抗争运动需要最广泛的群众参与，但立场坚定的领导人正是不可或缺的。

《迎接》完全看不到华教抗争运动的大方向，看不到华社需要董总、需要立场坚定的董总领导人，李万千被个人或小集团的恩怨蒙蔽了眼睛，既把莫泰熙、柯嘉逊等人的陈年旧事拿来向叶邹翻案倒算，也训斥他现在支持的“改革派”（分裂派）过于后知后觉；同时，更指责老左老友们（凤凰、21世纪、老友联谊会等等）不按他的指挥棒转动；此外，网络上强大的挺叶邹洪流，他更看不顺眼，也受不了。看来，《迎接》有着太多的牢骚和怨气！

李万千也有些话可圈可点，请看：“即使领导人是‘左派’出身或受到前左派的支持，也未必就是正确路线的保证。…… 何况前‘左派’也会变质，而且一变起来，有时比右派更可怕！其破坏性往往是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

“左派”变质成为干坏事的反动派，这在历史和现实上都是存在的，尽管这些变质分子为数很少，但为害很大，我们必须警惕和警醒，李万千提了出来，该有感触。

 (五) 对关中考统考问题，尽是搬弄是非

对待关中是否独中，及关中学生是否准许考统考的课题，让我们摘录原文，看看《迎接》如何搬弄是非：

  （1）（董总）主张把批文交回教育部，或先修改批文再建校。但却可以接受“寛中模式”——即批文只准建“附加校舍”（Bangunan Tambahan），而不是“分校”；也没有把新纪元学院只许以国语与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批文交回教育部。

请看，由于2012年7月26日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关丹中学，被揭发并不是关丹华社要求建立的独中，因此，董总才主张把批文交回教育部，或先修改批文再建校，这是对华教负责，又有什么错！至于“寛中模式”的批文只准建“附加校舍”（Bangunan Tambahan），尽管你不愿意称为“分校”，但它毕竟维护了“宽中”母校与附属学校的独中地位，不仅广大华社接受，董总也接受，你无权在此说三道四吧？至于你挑起“新纪元学院只许以国语与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批文”课题，更是无理取闹！谁都知道，华社要求的是独中，独中批文就应列明华文为必修必考科，否则，便是“货不对办”，有需“退货”（退回批文）；但新纪元学院是高等学府，不属于独中，为何要跟着关中退回批文？

 （2）在2012年10月25日文告中，董总对关中董事会所议决的办学路线表示支持与赞赏，并强调关中董事会若坚持和贯彻有关的办学路线，到时其学生要报考统考应该没有问题。

确实，当2012年10月23日关中筹备董事会作出议决，他们将严格遵守华文独中的董事部主权及“三三学制”教学方式，强制规定学生报考高中及初中统考而不强制学生报考政府考试等等，董总便于10月25日对此表示祝愿，乐见其成，这难道有错吗？至于随后关中董事长方天兴等出尔反尔，不坚持办独中，受到各界包括董总指责，你《迎接》不去谴责方天兴，反而倒过来攻击董总，公理何在？

 （3）（董总）以统考是独中的内部考试为理由，不让关中学生参加，以免因此触犯《1996年教育法令》，造成统考被勒令禁止。其实，统考是独中的内部考试的说法也未必成立，因为举办统考的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并不是“学校”意义的“教育机构”，不一定就能豁免第69条（1）条文的制裁。

请看，《1996年教育法令》明令禁止非独中生考统考，否则，有关机构将被制裁（包括罚款、坐牢以及被查封等等），对此，《迎接》开口“未必”，闭口“不一定”，油腔滑调，毫不负责，这是在严肃对待华教课题吗？

（4）（叶邹）交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学务委员会组团到关中实地考察，然后撰写报告，交由董教总联系会议决定是否让关中学生参加统考。叶邹过后反悔。

证据俱在，叶邹曾多次指出，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关中不是华文独中，关中可否考统考，权力在教育部手里。叶邹也曾多次重申，董教总联系会议只能协商研究，没有法定权力来决定让关中学生考统考。你《迎接》指责叶邹先是要让董教总联系会议对关中考统考做“决定”，过后又“反悔”之论调，不是瞎扯又是什么？

（5）叶邹坚持召开“1207”特大来解决让关中学生报考统考的问题。叶邹是想在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报告出炉之前由董总单方面抢先一步解决问题，并希望借此来缓和矛盾，化解叶邹可能被迫下台的危机。

请看，叶邹在召开“1207”特大的通知书写得很清楚，关中学生可否考统考，权力在于教育部，今在七大乡团协助以及董总的要求下，教育部终于对关中学生考统考问题表示“知悉”，因此，叶邹坚持召开“1207”特大，以检讨不能接受关中学生考统考的早期大会决议，并为关中学生考统考问题开辟通道，当时华社一片叫好。《迎接》现在自我揭秘，原来他们害怕叶邹抢了功劳，坏了他们拉叶邹下台的计划，于是不顾一切，肆意迫使“1207”特大最终流会。

 （6）“1207”特大流产后，叶邹的隐议程失败了，他们忠诚的支持者，马上又重弹起反对让关中学生考统考的老调！

这是故意歪曲事实！根据董总的章程规定，特大的议题一旦未能通过，半年内就不得对有关议题进行议论和表决。例如“1207”特大流产后，半年内就不得重提对接受关中学生考统考或为其开辟通道的议题，其实报章也都作了重点报道。《迎接》作者自称曾在董总工作20年，难道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为了展示自已对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权力的迷信，同时也偏爱“重弹老调”吧。

《迎接》指责叶邹在关中考统考问题上不断改变立场，但从它的指责中，倒让人们看清楚抱着机会主义立场，搬弄是非的，恰是《迎接》作者自己。

(六)  所谓统一战线和莱特式人物

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数落叶邹对董总和华教运动的所谓 “破坏”，《迎接》引用2015年1月20日在报章刊登的特大型广告《百人联署声明》（《迎接》作者也是其中一个联署人）为证，要叶邹必须下台。《百人联署声明》从四个方面横加指责叶邹，已是很过份，可是《迎接》却按照自己的心态加以放大和扩散，说是《百人联署声明》列出了叶邹有“10大罪状”。只要人们查看《百人联署声明》的原文，一眼就能看出，《迎接》在数落叶邹的所谓“罪状”上，更上一楼、层层加码，罪上加罪，必欲置人于死地。这是一种很坏的文风，作者在作贱自己。

《迎接》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绘叶邹“破坏”华教运动的“罪状”，按下不谈吧!让我们来看看它指控叶邹破坏“统一战线”和叶邹受“莱特式”人物操控的问题吧。这是政党政治式指控，看来《迎接》用心良苦。

众所周知，“统一战线”是革命政党为打倒敌人，夺取政权的策略武器，中国的毛主席曾称誉它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其他两个法宝是革命党和革命武装力量）。《迎接》指责叶邹破坏“统一战线”，那是搞错了对象，只能说明其肤浅和教条。叶邹领导下的华教抗争运动，不是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是为争取多元教育源流获得公平对待以及宪法保护下的母语教育权利获得应有的保护，这是符合我国多元国情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一场人民运动。还得指出，就董总而言，这场运动“超越政党”，以华文教育的利益为依归，不管来自哪个政党、哪个派别，只要认同上述原则，并不把他们党派利益置于华教利益之上，都可以团结起来为华教而共同奋斗的。在此，请“统一战线”的食而不化者，别来瞎指挥！

最后，《迎接》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果董总没有受到政治黑手，例如莱特式人物 (注1) 的渗透、颠覆甚至操控，这些连反动派想做都做不到的事（造成华团、华社、甚至左派内部的大分裂，可谓招招都是如此狠毒致命），又如何可能接二连三不断地发生呢？”

让我们姑且相信《迎接》所说的政治黑手，大内奸莱特式人物是有所指的。君不见10多年前，他们之间不已闹出一个什么前劳工党内出现“莱特式人物”争议吗！显然，以“政治黑手，莱特式人物”来抹黑对方，是某些人惯用的很廉价的政党政治斗争伎俩。

在此，让我们借问《迎接》作者李万千老友，造成华团、华社、甚至左派内部的大分裂，可谓招招都是如此狠毒致命，这些是“连反动派想做都做不到的事”吗？是哪一个反动派说的，你相信吗？

我们也不禁想问李万千老友，不久前，你的一句“马华不会出卖华教”，是马华哪一个领袖作出的保证？你相信吗？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让我们往前看，为我国的多元教育及华文母语教育的发展计，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恩怨都必须让路。“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注2)，愿共勉之。

       符昌和暨雪隆一群老友   

                                                    （2015-03-03）

注1：莱特原是越共党员，被捕叛变当了法帝间谍；后由法帝转入英帝之手，于1930年 代谎称共产国际代表打入马共，位据总书记；日寇侵占马来亚期间，转为日奸；日本投降后，再为英帝效劳。莱特出卖了几乎所有早期马共领袖。1947年，莱特的国际间谍及大内奸身份在马共党内被揭发，自取应有下场。

我国某些左派人士在争议中或以“莱特式人物”互相指责，难免幼稚。

注2：二句出自毛泽东的答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04-29）。柳亚子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党内左派。1949年年初，应邀从香港前往北平（北京）共商国是。因对解放区的环境很不适应，“牢骚满腹”，3月28日呈诗《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求退，毛主席答诗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