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1）

来源/作者：2016/11/05 《新加坡文献馆》~山人

一、从司马光论才德说起

二、南洋大学图书馆

三、李光耀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

四、李光耀王赓武同谋推动复名

五、王赓武图书馆

六、有其因必有其果

一、从司马光论才德说起

司馬光《資治通鑑周纪一》就智伯之亡论才德云：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司马光按才德把人分为四类：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圣人与君子治天下，则国泰民安；愚人治天下则一无是处；小人治天下，则祸国殃民。把天下交给小人，则不如交给愚人，因愚人无知，害处小，小人诡计多端，害人如麻，永无宁日。

德与才二者之中，司马光更重德。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一个人被委以重任时，往往推辞说：“小弟何德何能，敢当此重任！”“能”便是“才”。“德”先于“能”。

扬雄《法言》云：

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言是说出来的，书是写出来的，都是人心中所思，从中可以判别君子和小人。

从一个人所说的话，不管是真话还是假话，都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除了言，行也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在想些什么，但言和行未必一致。所以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言和行都是人内心的反映。要分析一个人，最好是分析他的言和行。

一个人的道德跟他童年时的家教和小学教育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教非常重要。一个没有家教的人，只能是个“小人”。

李光耀一生害人无数，手段毒辣。他小时候必定没有家教。这可以从他自己的回忆中看出来。他在自传《风雨独立路》第二章中说：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

这几段话中传达这几点意思：

其一，他生性顽劣，常遭父亲暴打，童年生活不快乐。

其二，他的父亲好赌，赌输了就向母亲要首饰典当，母亲不肯，激烈争吵。

其三，父亲性格暴躁，母亲性格刚强，他自然得此遗传。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不可能有很好的家教。他不像孔鲤那样幼受庭训。他父母的性格暴躁刚强，遗传给他好斗无情的性格，一生好勇斗狠，对待反对的人，十分残暴。他的中学同学郭鹤年回忆说（2015年3月27日《星洲日报》）：

他擁有非常強烈的領導特質，面部和身體語言都讓人敬畏，他非常確定自己要做的是甚麼，性格果斷甚至無情。……當時我們的關係並不十分親近，少年李光耀總是充滿戰鬥力，想要贏得所有的口舌之戰，他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的人。

“性格果斷甚至無情”，“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正是父母亲给他的遗传。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君子，从政之后，必定给百姓带来灾难。他的言行无异于黑帮，如他所言（见《李光耀及其思想》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Everybody knows that in my bag I have a hatchet, and a very sharp one. You take me on, I take my hatchet, we meet in the cul-de-sac. That’s the way I had to survive in the past.

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袋子里有把斧头，非常利的斧头。你来惹我，我就拿出我的斧头来，在死胡同里砍你。这是我以往的生存之道。

这番话正反映出他残暴的心态。他更像是黑帮老大多过政党头目。这都跟她童年没有很好的家教有关。重视家教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传统。

胡适在他的儿子胡祖望出外读书时，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在书信集中，标题是《做人与读书》。胡适特别强调做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工课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的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

这就是家教。在胡适眼中做人比读书更加重要。家教就是要教孩子怎样做人，也就是有好品德。

梁启超的一篇演讲词，标题是《为学与做人》。他说：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这“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正是司马光所说的“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在胡适和梁启超眼中，做人比读书更加重要。这样的价值观念，李光耀没有。他一生都在追求私利，专做“妨害别人”的事。

李光耀消灭华人的母语，消灭华人的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为的便是私利。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为的也是私利。他们同犯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中的定义是：

指那些针对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众多行为构成的事实。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发的事件，或是出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酷刑，强奸，政治性的、种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

像希特勒对犹太人那样的种族灭绝，固然是犯了反人类罪，像李光耀对反对者实施的酷刑、政治性的、种族性的迫害、非人道的行为，也是犯了反人类罪。

王赓武是李光耀的同谋，为达到政治目的，迫害华文教育，灭绝华人的文化，关闭南洋大学，同样是犯了反人类罪。

按照司马光的标准，李光耀和王赓武不可能是“君子”，更不可能是“圣人”，他们都很聪明，所以也不是“愚人”，剩下的便只能是“小人”了。

以下就仔细观察这两个“小人”为达到政治目的，损害南洋大学的一些卑鄙言行。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2）

来源/作者：2016/11/12 《新加坡文献馆》~山人

二、南洋大学图书馆

南洋大学图书馆是林连登先生捐建的。郑奋兴老师在《怀念林连登》一文中，说出林连登先生捐建南大图书馆大楼的感人往事：

不能否认，南大云南园中最宏伟，最美丽也最能代表南大标志的建筑物是南大旧图书馆。

这是一段有关南大旧图书馆令人感动的真人真事。……

据说，当刘玉水先生亲到林连登先生住宅向他报告南洋大学此义举时，林先生豪爽地说：“您认为我应捐多少，您就替我写上去好了。”

又据说当时刘玉水先生带着南大校园发展图副件向林连登先生解释南大校园的设计，南大校园之五百多英亩是由新加坡福建会馆捐送。南大校园将有一座雄伟壮丽的大门牌坊，由大门牌坊直通云南园。先到的建筑物是商学院，再上去是文学院，而后是理学院。在文理学院之间将有一座最宏伟的图书馆，而在图书馆前将有一大花园，园中七座八角亭。

据说，林连登先生很关心地问刘玉水先生，图书馆是否给将来所有教职员及所有学生使用的？刘玉水先生说是。林先生便问图书馆的建筑费多少？刘先生说估计约五十万元。林连登先生便极豪爽地说：“好，您就替我写上五十万元捐建图书馆费用。”

就这样，林连登先生单凭一张南大校园蓝图副件，也不需亲到新加坡看看南大校园是在新加坡的那个角落，就极豪爽地捐出五十万元，受惠者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子孙，而是一万二千多名的南大校友及一千多名的南大教职员。

一九六四年，我受委到槟城主持南大入学考试时，刘玉水先生以当年理事会代主席的身份招待我晚餐，并亲自告诉我以上这段令我一生难忘，教我深深受感动的南大真人真事。

南洋大创办时，就用林连登先生捐献的五十万元建设美奂美轮的图书馆。当时的五十万元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款项。

五三年六月廿六日，黄奕欢先生抵达丁州首府，出席全丁各社团代表大会，商讨筹募南大基金。郑为仁先生是当时丁州中华总商会主席，也是南大丁加奴分会主席。当时报道他在大会上说：

南大图书馆应建筑宏伟，内容充实，方不愧为海外华人所办第一间大学中心建筑。彼谓各地宏大之华人图书馆，尚付阙如，文化水准焉能提高，以国内学者而言，为找关於本国之参考资料，有者竟远渡重洋，言之深引为愧，他日南大藏书丰富，便於学术之研究，诚不负海外最高学府之盛名。

当时，南大还在筹划，图书馆大楼还没开始建设，侨界不仅对南大期盼甚殷，对图书馆也有所期盼。

南洋大学图书馆大楼，大概是参考了天安门城楼和北京大学的红楼设计而成，但各有不同。这座大楼在南洋大学历史上有极大的意义：

其一，是南大的第一座大楼，象征南大的开始。

其二，是南大校园的中心，园内最显著的建筑，是南大的标识。

其三，是林连登先生所捐献，体现出创校先贤对民族教育的热诚。

图书馆大楼建成之后，为万众所赞赏。星马侨众到云南园来参观时，必定在图书馆前留影。

新加坡民间有个说法。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关闭南大后，曾经打算把南大最有代表性的牌坊和图书馆拆除。只是因为没有承包商敢承接拆除工作，因而逃过劫数，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绝没有人想像得到，图书馆大楼竟然被王赓武侵占，据为己有，把“南洋大学图书馆”改为“王赓武图书馆”。此等恶行，罪不可赦，必遭天谴！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 3）

来源/作者：2016/11/19 《新加坡文献馆》山人

三、李光耀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大的细节现在还未曝光。详细情节必定记录在李光耀的日记中。这些机密资料，目前李家人正在为争夺拥有权而打官司。总有一天，这些资料将摆在阳光下。现在只能根据一些已知的资料，像拼图一样，拼合出一个大致的画面。虽然不齐全，但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为什么李光耀要关闭南洋大学呢？这得先从李光耀的民族身份说起。他一生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他出生在峇峇人的家庭。峇峇人中，有的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如陈祯禄先生和林文庆先生；有的不认同，如李光耀。李光耀一生讨厌华人，以华人为敌人，以消灭华人文化为职志。这跟他的出身和后来的经历密切相关。

在二战期间，他加入日本陆军报道部（情报部），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他当时是日本皇民。他为日军收集的情报，帮助日军攻击盟军和杀害抗日游击队有功，天皇因此在今年颁给他桐花奖。新加坡民间称之为汉奸奖。

一九四四年，日本即将战败，东条英机在七月十八日辞职下台。年底战争快结束时，李光耀担心英国人回来，将逮捕他，并判他坐牢。他于是设法投靠英国人。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录（见《风雨独立路》）：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

他当时为什么要到槟城和金马仑去呢？他说“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这显然是假话，因为他离开之后并没有再去那里居住。

韩瑞生（1916-1983)）当时的身份还不清楚。他很可能是英国人的情报线人。他和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 1920-?）必定有联系，知道莫里斯贝克住在哪里，所以李光耀先去找他，取得莫里斯贝克的地址，然后到金马仑去。

莫里斯贝克当时在金马仑种番薯，以农夫的身份为掩护。他实际是英国的情报员，隶属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es，简称MSS。可以参考里昂甘布Leon Comber 的《马来亚的秘密警察 1945-60》Malaya’s Secret Police 1945–60）。

战后，金马仑仍然是英国人的情报基地。

为什么李光耀不远千里到金马仑去见一位老同学，英国情报员呢？只有一个原因：他把日本军队的情报交给英国人，换取战后不被逮捕坐牢。

英国人在战后不仅不逮捕他，还送他到英国读法律，备受优待（参看《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刊在新加坡文献馆）。从此，他效忠英国人，成为英国的代理人，并被英国人扶持上政坛，保护英国人的利益。

战后，英国人计划消灭华人的文化，先从消灭华人的教育着手。

一九五一年，英国人拟定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制定的教育法令，都以消灭华人的教育为目的。南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於一九五三年成立，成为英国人的眼中钉（参看《教育界对创办南大的影响和期盼》，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英国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关闭南大。这件事就交给代理人李光耀去办。李光耀虽然是峇峇人，他有华人的血统，又有个华人的名字，不需化妆便能假扮成华人。他又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文学校为掩饰，一步一步消灭华文教育，最终关闭南洋大学。这是他对英国人战后不逮捕他的报答。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先后利用四本报告书。其中最关键的一本是《王赓武报告书》。这是李光耀授意王赓武写的报告书，按照李光耀的意图，拟订关闭南大的计划（参看董狐《兼并南洋大学》，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效忠李光耀，跟李光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即使是李光耀死后，他还为李光耀辩护，说他读过大学，不会是独裁者，荒谬而不以为耻（见《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攻击南洋大学，并最后关闭的理由是：程度低。李光耀的逻辑很简单：英文高於华文，英文大学高于华文大学，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所以高于南洋大学，剑桥大学就更高了。

王赓武报告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他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王赓武的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他是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在他和李光耀看来，他的程度当然很高。然而他的程度有多高呢？以下就分析一下他的程度，以便显示他内心的虚伪与恶毒。

王赓武在大学本科的程度有多高，不得而知，只能根据他后来的学术表现来评断。

无论人文科还是社会科的研究方法都来自自然科学，所以通称“科学方法”。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都得上研究方法和基础的课，然后才准备写论文。论文是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英国大学的研究生一般都得靠自己摸索，不上研究方法和基础课。英国大学的制度比较适合研究基础扎实的学生，在没有功课压力之下，博览群书，深入思考课题，对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就不那么合适了。

王赓武的中国历史基础十分薄弱，他应该到美国大学去上基础课，弥补不足。英国大学的制度对他的负面影响就远远大于正面，因而在毕业后，他无法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因为他无法看懂古代历史的资料，只好放弃，转向海外华人史。

研究生是不是掌握研究方法，可以从论文看出来。如果导师不严格，研究生很可能掌握不好研究方法，写论文时，只是依样画葫芦，一画就走样。

王赓武的学术根基薄弱，毕业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官场，一直都没有掌握好研究方法。以下就从研究方法来看他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一本是他的大书《中国与海外华人》。

论文的第一道工序是拟订题目。王赓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这个题目中有两个关键词语：“structure of power权力结构”和“five dynasties五代”。至于“north China中国北方”则是画蛇添足。五代（907–960）的五个朝代全都在中原，这个时期并无南北对立。至于十国（902–979）偏南方，并不属于五代，并不是同一个朝代的南北对立，就好比中国与泰国，虽然一南一北，但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南北对立。只要看到“五代”，便知道其地域位于中原，无需注明“中国北方”。王赓武的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十分弱。

题目是否明确，与论文内容结构大有关系。这个题目传达的意思是：以“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为核心课题，并解答相关的问题。可是内容并不如此。各章标题如下：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藩帅与唐廷 883-904

第三章 中央权力的发展 883-907

第四章 梁朝与唐室中兴 907-926

第五章 对藩镇的控制 907-926

第六章 朝廷的政治权力 926-946

第七章 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 926-947

论文的前半部讨论的是五代以前的事。五代（907–960）是唐代（618–907）灭亡之后的时期，而论文前半部讨论的却是唐代的事情，话出题外，文不对题。这样的论文是不及格的。

唐代的藩镇固然与五代的兴起有关，但五代毕竟不是唐代。论文的中心应该在于分析与讨论“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七章之中，真正论述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的只是第七章。不集中讨论核心问题，则论文结构必定松散，而且头重脚轻。这样的论文不及格，根本不值得出版，制造学术垃圾。

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讨论后梁、后唐、后晋到后汉四个王朝，对于后周和宋代的统一的贡献。

这真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可取。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别说中国文化。他对战国至汉代之大一统观念如何植根于中国人心，一无所知，因为他的中文基础差，看不懂三代两汉的文献。

五代的五个朝代都很短，后梁（907-923）、后唐（923-937）、后晋（936-947）、后汉（947-951）、后周（951-960），像走马灯一样，加起来前后只有五十三年，平均一个朝代只有十年半。后来的皇帝，只要不命短，一般都在位超过十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1644-1662），乾隆在位六十年（1736-1796），比五代的总年数都要长。五代之中，没有一个统一过天下，对后来的各个朝代的统一，不可能有什么影响。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只不过是不流血的政变，跟五代的制度无关。宋代的典章制度也跟五代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各个朝代的统一靠的是武力而不是制度。今天，海峡两岸当如何统一，也不可能借鉴民初的军阀制度。王赓武根本就不懂中国历史，只是标榜“历史学者”而已。

他在马大时，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系的课程。虽然最后从历史系毕业，但由于他出身英文学校，不可能像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样，对中国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出身英文学校，中文基础薄弱，大学本科又在英文大学就读，根本就看不懂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对中国历史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更别说通盘了解。在英国大学里呆三四年写一篇中国历史的论文，对中国历史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呢？这样的论文，只不过是练习，在世界各地大学多如牛毛，根本就不值得出版，出版了也只能吓唬外行人，在内行人眼中，是百分百的学术垃圾。

王赓武大学毕业后，到伦敦大学就读汉学系的博士学位。由于他出身于英文学校，难于就读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或历史系，只能读西方大学的汉学系。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历史课题。可是他在读完博士学位之后，却没有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转而研究海外华人历史，就是因为他中文程度低，运用古代历史资料时有困难所致。古代史料卷帙浩繁，而且全都是古文，他无法驾驭，所以只能转而研究海外华人史。这方面的资料英文的多。王赓武的中文程度有多低呢？

二〇〇二年，他编了一本纪念他父亲的书《王宓文纪念集》。其中有一对挽联，是他父亲的好友吴毓驩所作：

卅载论交情如骨肉忽闻晴天霹雳魂惊心悸涕泗滂沱

毕生育才仁同慈父欣看印新全马桃李遍栽春风化雨

这副挽联，上联说功业，下联说交情，是常见的写法。可是王赓武却把上下联排颠倒了。这只要看联脚两个字就明白。对联联脚“仄起平收”是基本联律。在儿子给父亲编的纪念集中，犯这样的错误，真是大不敬。

这绝不是“手民之误”，而是他的中文程度太低所致。輓联亦即对子。在王赓武的小学时代，对对子是童蒙的功课。他显然没学过，完全不懂对联的格律，也不会辨别平仄。

他这样的中文程度，绝无可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且全是古文，他无法看懂，更别说驾驭史料。他不仅不懂古文，就是他写的白话文也不佳，多用英文句法，佶屈聱牙，难以卒读。

王赓武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又是怎么样的书呢？他的信徒说这是他的“力作”。其实，这只是一本杂凑而成的书。

“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样的题目太空泛了，没有习惯的内容范围。一般的大学课程科目，例如：“微积分”、“植物病理学”、“量子力学”、“经济分析”、“人文地理”、“元史”、“唐诗”等等，都有一定的习惯范围，由行内学者努力研究而逐渐形成。“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样的名称，没有特定的内容范围，只要是跟“中国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事项，都可以塞进去。王赓武正是这么办，把以前写过的单篇杂凑在一起，充当专著。这本书共十六章：

第一章 华人移民类型的历史剖析

第二章 中文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第三章 明代对外关系：东南亚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第五章 宋、元、明与东南亚关系的对比

第六章 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对外贸易

第七章 政治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第九章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

第十章 华商文化

第十一章 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

第十二章 外华新政策领域

第十三章 中国南部对海外华人的看法

第十四章 儒学思想边陲上的小龙

第十五章 “外华”的教育

第十六章 华人：什么样的少数民族？

这样的书完全是杂凑而成的。全书分十六章，可是却看不出各章之间的关系。随意选出这三章来观察：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第十二章 外华新政策领域

很难想象这是同一本专著中的三章。三者毫无关联，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杂凑而成的，没有核心探讨课题，也不知道他想解答什么学术难题。

学术专著，必须有探讨的核心课题，并解答与课题相关的学术难题，不可杂凑而成。全文论述，则必须自成系统。各章之间必须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呼应，如此才有系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专著，都必须有系统，杂乱无章，毫无系统的专著不值得出版。出版这样的专著，给学生极坏的示范，让学生以为杂七杂八，强为贯串，便能凑成一本专著，制造学术垃圾。

为什么他不写一部有系统的专著呢？他的学术基础薄弱，写不出有系统的专著，况且专著的系统来自对核心课题的思考与分析，需要时间。写一部学术专著往往需要三五年时间，甚至于十年八年，乃至于一生。他没有这样的时间。他的时间都去了哪里呢？都用在官场上。大学官场，校外政党，与官僚政客勾结以谋私利。可是他又需要大部头的书来撑门面，只好杂七杂八的拼凑贯串而成。这是急功近利的做法，非常不诚实的学术态度，是学术腐败。

如果把这本书改编成论文集，那又另当别论，但王赓武所需要的不是论文集，他需要的是大部头的专著，好用来撑门面。

王赓武年过六十，仍然不懂基本的研究方法，就因为他没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他的徒子徒孙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所以才有《陈六使与南大》(利亮时)、《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的关系》(周兆呈)，这样的垃圾博士论文。

英国的大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目标。王赓武虽在伦敦大学呆过，却丝毫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跟着李光耀的指挥棒跳舞。

新加坡党报的小喽啰善于阿谀奉承，说他是“亚洲最杰出的学者”。这般党报的小喽啰连亚洲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会知道什么是学术？

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奴才的奴才，为了向上爬，阿谀奉承他“学者情怀，坦荡人生”，真是物以类聚，恬不知耻。

他的信徒又阿谀奉承他是“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学问得自勤学深思，不是得自阿谀奉承。这种阿谀奉承的话听多了，信以为真，就不求进步了。因为他当官，背后又有李光耀，狐假虎威，手中有大权，巴结奉承的人当然不少。这就让他一直坐在神坛上，不求进步。他实只是个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

王赓武写了二三十本书，真是多产。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海外华人的话题，但都是泛论，没有深入探讨学术问题的专论，正如董狐《新加坡的同化运动》第四章所说：

王赓武写的书多属于泛论，如：《南洋华人简史》、《马来西亚概览》、《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不远游：移民与华人》、《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等。这类书也有用处,可以给一般人看，增加一些知识，但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也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去深入研究，只需花一点时间看一些现成的资料便能写成，更像是记者写的，而不像是学者写的。所以有位行内教授才会这么说:“名气虽大，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一个学者一生之中,只要能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足以传世，便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司马迁（约前145-前86）、班固（32-92）、刘知几（661-721）、司马光（1019-1086）、章学诚（1738-1801），便都如此，不必写这么多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书，反复炒冷饭，欺世盗名。然而，要写一本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不能只靠英文。

他写海外华人的书中，说来说去不外两个话题：海外华人的身份改变，海外华人和中国的关系。这样的书一般记者都能写，不需要劳烦学者，所用资料不外报章上官僚政客的言论。这些书几乎都是在炒冷饭。

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都住了很长的时间，可是他从不通过社会调查去了解星马华人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百姓，对事情的想法和看法，只是纸上谈兵。

他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候，本可以就近研究当地华人，十分方便。可是，在论断这两个地方华人的社会问题时，仅仅以报章之政客言论为依据。他从不从事社会调查，借以了解星马华人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因为他没有受过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

他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尤其如此，仅仅以李光耀一个人的政治偏见为论断的基础。他对中下阶层新加坡华人完全不了解，只是一味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来评断新加坡华人，所以才会说新加坡没有华人，新加坡华人都不是华人。本着这样的看法，新加坡也没有马来人和印度人，新加坡的马来人都不是马来人，印度人也都不是印度人。

直到二〇一一年出版的Chinese Overseas“海外华人”，他还是在炒冷饭。一盘冷饭炒了五十年，真是五十年不变，所以才有行内教授在看了他的书后说：“名气虽大，而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才是学富五车的史学大师。王赓武不能望其项背。

王赓武并不是笨人。他写不出好文章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用于学术。他的时间都用在官场了。他不仅热心在校内做官，也热心在校外参与组织政党，还与李光耀勾结，做伤天害理的事。他的确只是个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

当年，王赓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贬抑南洋大学不考虑“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时，他想过他自己的程度有多高吗？

虽然机密资料还没有曝光，但就现有的一点史料可见，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大，是毫无疑问的。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 4）

来源/作者：2016/11/26 《新加坡文献馆》~山人

四、李光耀王赓武同谋推动复名

李光耀导演的南洋理工大学复名，也是与王赓武同谋推动的。这方面的机密资料也还没有曝光。李光耀和王赓武商量关闭南大和复名的事，一定记录在他的“起居注”中。其中必有许多秘密丑闻，李家兄妹才会为争夺这些秘密资料而对簿公堂。

因为这些秘密资料尚未曝光，现在只能就已知的点点滴滴资料，像拼图一样拼合起来，看出大致的画面，虽不中，亦不远。

二〇〇〇年，南大校友联欢会在温哥华举行。詹道存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南洋大学校友不要急于看到南洋理工大学改为南洋大学”。他当时手上显然已有复名的时间表。

二〇〇二年，南大校友联欢会在沙巴举行。詹道存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南洋大学早日复名”。这表示，复名时日已经最后决定了。

詹道存在跟校内一位南大校友谈及复名的事时说，当初，李光耀关闭南大时，曾经对黄祖耀说：“我今天关闭你的大学，以后会还给你一间更好的大学。”这个说法是为复名寻求合理解释。

李光耀和黄祖耀之间的协议，到今天都还没有公开。其中秘密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

南大最终是被最后一届理事会出卖了。理事会的职责只是负责管理大学事务，无权出卖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校产。南洋大学是由星马两地华人出钱出力创办的。最后一届理事会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不能代表南洋大学创办人。无权处理南大校产。唯一有权处理南大校产的是南洋大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代表组成。虽然在南大被关闭时已解散，但可以再迅速成立，以便接管校产。当时的理事会没有这么做，而把南大校产出卖给李光耀，是犯罪行为。所有出卖南大的人都必须向历史认罪。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改名）这么大的事，当然不是校长詹道存决定的，只有李光耀可以决定。他需要找一个他可以完全相信的人帮助策划，并代表他去推动。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朋友王赓武。

李光耀是在什么时候和王赓武商定复名的呢？大概是在一九九二年年底的时候。这一年十二月，王赓武邀请李光耀到香港大学演讲。他们应该就在当时商定复名的安排。

为什么李光耀要在当时和王赓武商定复名的事呢？

这一年六月廿六日至廿八日，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多伦多举行。韩素音老师在会上倡议在加拿大复办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引起广泛的响应。有的人提议在马来西亚复办，有的人提议在云南园复办，并向新加坡政府提出要求。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马来西亚复办，对李光耀都是沉重的打击。

九二年七月六日，《南洋商报》报道王赓武的评论。他说：

由于北美与马、新的历史，地理环境完全不同，在加拿大复办南洋大学的建议是不实际的。……如果在新加坡复办南大，则是另一回事。

他当然反对在加拿大复办南大。他这是在代表李光耀说话。当初，是他和李光耀同谋关闭南大的。他所说的“在新加坡复办南大”，并不是真的“复办”，他心里想的只是“复名”。

九二年年底，王赓武邀请李光耀到香港演讲时，正好可以详细讨论对策。如果是“在新加坡复办南大”，该如何复办呢？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南洋理工大学”的名称改为“南洋大学”。于是有“复名”的举动。

王赓武未必同意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但皇上要他推动，他只好照办。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那就由他去设计了。

韩素音老师在演讲时，开宗明义就说“南大的精神”，并解释说：“南大的精神就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就是三千万海外华人的精神。”这精神形之於文字，便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南大校友在响应时，也一再提及“南大精神”。这番话显然已传到李光耀的耳朵。

九三年一月卅一日，《星洲日报》报道李光耀的话：“假如那股精神完全丧失了，那我们就有麻烦了。”他这是在为推动复名宣传。

这一年六月八日，南大校友联欢会在砂拉越美里举行，主题就是“复办南大”，结果不了了之。

六月间，黄祖耀建议“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原名（他在二〇〇四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时如是说）。他当时或许是趁热闹，不甘落人后，或许是受指示这么说。无论如何，这个时间点，符合剧情。

徐冠林不止一次说，复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这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整出复名大戏中，他是最后一个登场的傀儡。他的背后站着王赓武，王赓武的背后站着李光耀。南大校友多番指责徐冠林，实在有些冤枉。他也只能有苦说不出，除了硬撑之外，别无选择。

一九九四年，复名运动正式开始。当时，王赓武还在香港大学。新加坡这边厢需要一个官方人物和他相配合。这个人就是杨荣文。他当时是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外交部第二部长，就是候任的外交部长。为李光耀宣传是他的日常工作。

当时，香港一九九七年的大限将至。王赓武早已决定在九七之前逃回李光耀身边，复名将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九四年十二月，王赓武主办一个研讨会：“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演讲。他的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在讲词中有一段话说：

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

其一，王赓武正式宣称他和李光耀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其二，他断定全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而是华裔。

其三，他在策划华裔馆。

“华裔馆”这个名称是王赓武定的。其含义就在上面的话中。“华裔馆”是复名拼图的第一块大图板。至今官方从不透露华裔馆的由来，由谁倡议成立。

在新加坡这边厢，由杨荣文配合宣传。

一九九二年八月卅一日，马来西亚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派出十二人代表团赴新加坡，拜访了新加坡副教育部长柯新治。九月五日发表联合声明，恳请新加坡政府在云南园续办南洋大学。

这样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不过，柯新治毕竟是校友，对母校还有些感情，只是他的官太小了。他向南洋理工大学提出办“南洋学院”，传承中华文化，承续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结果当然也不获批准。

一九九四年，理大只同意设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由两个南大中文系校友筹办。设在南洋大学图书馆内，位置就在六六年后的财务处。这是另一块拼图的重要图板。

在这之前，图书馆大楼用作大众传播学院的课室。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不知去向。两个校友之中的一个到二楼去找，看到铜像被遗弃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只看到一个黑影。陈六使先生为南大受尽屈辱，铜像也在身后受尽屈辱。

这个校友回到中心，跟另外一个商量，决定要求校方允许把铜像搬到中心。于是，一个写信，一个签名。几天后，校方回信同意，随即找两个工人来搬移。

铜像并不很重，但铜像下的石座很重，两个人搬不动。他们想出个办法，找来几块三夹板，铺在石阶上，再把石座倒卧在厚厚的麻袋上，一个推，一个拉，半寸半寸的移动。从三夹板上滑下来时，也是半寸半寸的滑动，十分缓慢，弄了很久才搬进中心，安置在进门左侧。这时候，经过十多年后，铜像才重见阳光。见铜像如见故人，两个校友都很感慨。

一九九五年，华裔馆和复制牌坊落成典礼前夕，铜像被搬到大堂石阶处，就是原来安放的地方。

复制牌坊是复名拼图的另一快重要图版。当时，找不到原来牌坊上的“1955南洋大学”几个字，不在南洋理工大学，也不在福建会馆，得找人复制。这件事就由末代主席的女秘书负责。她帮杨荣文，找人复制牌坊，挂上校名，完成了一件不小的事有功，便被提拔当大使去了。当时，杨荣文是第二外交部长。

十年后，二〇〇三年，徐冠林上任时说，“我们已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这“我们”当然包括“我”了，隐含的意思是：搬移铜像是由他决定的。这真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搬移铜像是十年前的事，当时，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凡是跟官僚政客相勾结的人都不会是君子，不知道什么是诚信。

两位校友还拟定一个南大史项目，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后来找来李元瑾，以为他是校友，会认真对待此事，结果她什么也没写，她连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不懂，却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制造了两本垃圾博士论文。这也很容易明白。她是王赓武的门徒，要是由她来写南大史，王赓武报告书那一章，该如何下笔呢？

后来几年，杨荣文大力宣传潘国渠（潘受）先生，并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廿六日给他颁授名誉文学博士。他接受了，但十分感慨。这当然是为复名安排的，也是拼图的重要图版。

南洋理工大学则大力宣传要设立“旗舰中文系”，南大校友对此有些期待。二〇〇四年正式成立。这也是一块拼图的重要图板。

完全出乎大家预料之外，徐冠林却委任李元瑾为系主任。找个外行人来主持中文系，简直是侮辱中文系。校外的中文系校友对此十分愤怒。

其实，徐冠林所要办的不是中文系，而是汉学系。这当然是王赓武决定的。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就要把南大的中文系改为汉学系，他在报告书中说：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当时中文系师生都大加反对，结果当然是改不成。

四十年后，王赓武终于如愿以偿，在理大办汉学系。校内有位中文系校友对此十分不满，便提出辞职。徐冠林虚假挽留一番，也就不了了之。他当然不敢得罪王赓武，因为他的背后站着王赓武，王赓武的背后站着李光耀。设立汉学系的大权在王赓武手中。李元瑾只是王赓武的卒子。她当系主任，学武大郎开店，完全排斥中文系校友，以免在内行人面前献丑。

李元瑾除了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担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之初，由李振传先生资助出版一份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报。李振传先生是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他十分敬仰陈嘉庚先生和陈六使先生的办学精神，所以赞助出版这份学报。李元瑾掌权之后，认为“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不可以发扬“中国语言文化”。她于是把这份学报停刊了。另外办一份《华人研究学报》。她的做法，完全配合王赓武。按照王赓武的说法，新加坡没有华人，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所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不可以发扬“中国语言文化”。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新加坡南大毕业生协会在南洋理工大学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这当然是配合复名而设立的，但很可能不是王赓武的意思，因为理大起初不敢接受，直等到李光耀签名批准后才接受。

这以后，理大还有许多配合复名的宣传举动，其中，最引起南大校友不满的是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南大校友。这纯粹是为了笼络人心。

按照时间表，定在二〇〇五年正式复名。

二〇〇三年，詹道存退休，徐冠林接任。他的第一件要务便是复名。

詹道存和徐冠林之所以被委为理大校长都是因为他们有华校背景。詹道存童年在工商小学就读，中学上下午班分别在莱佛士书院和公教中学就读，直到初中三年级，因为功课繁重，放弃公教，专读莱佛士。正因为小学在华校就读，他思考时还是常用华语。小学教育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语言习惯。

詹道存退休前，负责找个有华校背景的人来继任，继续复名工作。他找徐冠林就是因为他是公教中学毕业的。詹道存总不能找个华中或者中正的毕业生来继任，那样的风险太大。

徐冠林的华文能力，比詹道存和王赓武都要好。王赓武写的白话文，句法往往是英文，难以卒读。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日，徐冠林接受《亚洲周刊》记者访问，谈到复名时说：

不能说是势在必行，而是很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我今天其实可以做这个决定，不过现在还不需要。据我估计，下次（二零零四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槟城聚会的时候，事情就更明朗了。

他太过得意忘形了。他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做主，完全不懂“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主公叫他复名，主公也可以叫他不要复名。

二〇〇三年七月廿六日，徐冠林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主要谈论复名（讲题：《由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他对复名非常有信心。

主持这场演讲的是王赓武。自十年前推动复名以来，王赓武一直都深藏不露，直到这场演讲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已经不必遮遮掩掩了。王赓武不仅是这场演讲的主席，他是整个复名运动的主席，连杨荣文都要听他指挥，可知他是在代表谁了。许多南大校友一直把矛头指向徐冠林，实有些冤枉。徐冠林只是最后登场的傀儡。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三日，华裔馆成立王赓武图书馆。这是复名拼图上的最后一块大图板。

第二天，九月十四日，《联合早报》刊登王赓武的谈话说：

复名完全是应该的，我们也等了很久。

王赓武这么说，实为违心之言，他不可能希望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但主公要他推动，他不能不照办。

二〇〇四年，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十周年研讨会闭幕时，安排李光耀来讲话，一位马来西亚华教人士公然顶撞他。第二天他便宣布取消复名了。徐冠林一夜之间变成两面不是人，十分尴尬。

这位位公然顶撞李光耀的人并不是南洋大学校友。他的正义感足以让那些乞求复名的南大校友汗颜。

复名运动中断了，但王赓武仍然继续为李光耀服务。他的忠诚，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