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源：2016/12/24 《新加坡文献馆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 – 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
其二，1964年7月1日，庄竹林在李光耀政治清算南大的过程中请辞副校长职务。随后，大学成立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商学院代院长为主席，掌管南大日常行政。半年时间之后，1965年2月11日大学委任黄应荣为代副校长。黄应荣任职四年直到1969年2月15日退休。
另外，1966年6月1日卢曜出任副校长掌管行政，是大学内部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对大学的实际运作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其实，卢曜早在1964年即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入驻大学，出任常务理事。毋庸置疑，卢曜在李光耀清算南大的历史上，亦有其一定的代理人角色。
把这一段历史和方显廷的纪实摆在一起来看，显然的，在吴庆瑞物色南大副校长的时间点上：即1966年8月，南大已经有了黄应荣代副校长，以及，刚刚上任的卢曜行政副校长。
因此，李光耀为何还要另外寻找大学副校长？物色方显廷与替代人选伍启元，是否是要取代黄应荣？或者，李光耀另有政治盘算？或许，可以再问，为何不挑选王赓武当校长，而是让王赓武出任课程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当然，历史更是必然要追问，王赓武在李光耀消灭南洋大学的历史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历史上，在那一个节点上，正是李光耀颠覆南大的最关键时刻。此刻，从五一三华校学生运动的前车之鉴，李光耀应该会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设定的彻底摧毁华人文化教育的终极政治目的，必然会受到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校生的极力反抗。在各种未雨绸缪的算计中，强化大学管理层，必然是一个基本与重要的步骤。
回顾历史。1964年7月下旬，李光耀接管南大行政权力，一个月之后，
8月13日南大学生会被解散。1965年1月20日，也就是黄应荣上任之前，李光耀成立了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系统性的规范大学学术范围，以便对南洋大学进行社会定位。同年的5月14日，王赓武建议南大实行改组与改制；不久后，9月11日，政府确定南大实行王赓武的新建议。
由此来看，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李光耀有意要利用与新加坡毫无社会与人脉关系的外来者，有力的全面执行李光耀要通过王赓武建议书，彻底摧毁南洋大学的长期政治目的。
其三，伍启元秘密报告书是什么内容？何以大学报告书不是公开而会是一份秘密报告书？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信息？
其四，伍启元建议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何以有此需要？估计伍启元是在1966年岁末到访新加坡，此刻，王赓武建议的新学制才刚刚在1966年4月25日实行，为何如此快速的就有必要进行另一次的重新改组？真的只是为了避免两所大学范围重叠？王赓武不是已经有了如此的建议？要不，伍启元发现的大学问题是在哪里？要解决问题的又是些什么新建议？
此一事件的真相如何？外人无法得悉个中实情，不过，时任教育部长的王邦文是此一事件的见证人。事实上，早年的南洋大学历史过程都与王邦文息息相关。诚然，王邦文是南洋大学的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之一。为此，王邦文确实是有责任告诉社会大众，当年的南洋大学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还有，1965年11月15日，李光耀对全体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政治承诺：南洋大学将永远成为星加坡华文大学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信息，是由时任劳工部长的易润堂，和文化政务部长的李炯才传递。
回顾当年，王邦文是教育部长，易润堂是劳工部长，李炯才是文化政务部长，三人都积极的参与了南洋大学的政治工作，是洞悉南洋大学机密之极少数的知情者。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毫无疑问，社会大众尤其是华文教育者，必然更是在期待知道南洋大学历史的全部真相。
（新加坡文献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