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宽中模式”
2014-11-06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林明华
在董总“倒邹”风波恐有升级之危声中，备受压力的董总主席叶新田日前在一项联席会议上，提出了雪隆八独中可以宽中模式设立分校的建议。他说：“我们要的是一所真正的华文独中，像宽柔的模式，是可以接受的。”
叶博士当然是意有所指，“我们要的是一所真正的华文独中”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不要一所假的华文独中”。何谓真独中？何谓假独中？我今天暂且不谈。但何谓宽中模式，作为3个孩子都是宽中毕业生的新山人，我倒愿在此野人献曝，尝试提出个人的浅见，供献身华教事业的朋友们参考。
宽中新山校本部和古来分校目前合共有1万多名学生，学生必须经过入学考的激烈竞爭才能报读，歷年统考、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以及校外学术比赛的成绩，皆可圈可点，说它是国內“名校”，也未尝不可。
但翻开歷史，宽中的发展之路，绝非一帆风顺。当中，就经歷过60年代的改制压力及学潮衝击的严峻考验，它之所以能克服万难，展翅高飞，既“借力”於政府教育政策的改变（1970年华英中学改制），也得力新山华社所津津乐道的“一校、一庙、一山”的团结精神，以及理想与现实妥协的办学方针。
宽中古来分校的成功设立，便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妥协”的典型例子。
且让我旧事重提：教育局在2000年批给“宽柔中学申办分校委员会”的“扩充校舍”（Bangunan
Tambahan）的准证，並非“兴建分校”的执照。所以，在教育局的记录里，宽中古来分校是新山宽柔中学的“扩充校舍”（Bangunan Tambahan），並非一所全新的独中。
换言之，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其实是华社“一厢情愿”的叫法；在官方的记录中，宽中只是在古来多了一个校园，如此而已。
但不管官方如何“定义”，宽中的確因此而“一分为二”，儘管在官方的记录里没有“分校”之名，但在实质的操作上，宽中古来分校確实是一所分校――拥有自己的校舍，拥有自己的校政管理层，拥有自己的学生，也拥有自己的一套校內考试制度，並且堂堂正正的掛上了“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的校名。
回顾当年，宽中董事部以“扩充校舍”（BangunanTambahan）准证兴建宽中古来分校，新山华社不是没有出现爭议；但和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中课题不同的是，新山华社並没有把矛盾扩大，而是选择在“存异求同”的大原则下妥协，最终把宽中古来分校变成了事实。
为甚么新山华社可以如此“妥协”呢？借用学者郑良树的话简单地说，只有一句话：“新山义兴的开埠精神，五帮共和的合作精神。宽柔有天时，有地利，许多学校也有天时和地利，但是，许多学校就缺乏人和，而宽柔的人和不但体现在当代人的身上，而是体现在新山的传统文化之上……这个人和，包含了董事部的人和，包含了教职员的人和，包含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人和，也变化了朝野两造的人和。”
说实在的，要复制叶博士所推崇的宽中古来分校建校模式並不难；难的是，要如何复制新山华社的“人和”內涵？人和，才有平衡和妥协；人不和，整天吵吵闹闹，即使有天时和地利，那又如何？（星洲日报／若有所思‧作者：林明华‧《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又把国语来炒作
2014-11-06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罗汉洲
SPM考试及格，但国语却完全不能说好。这个现象引起教育部关注，槟州教育局率先回应说，该州华小学生的国文书写能力很好，只是会话方面表现逊色。
有理由相信，这不但是槟城的现象，全国华小大多如此，都是书写能力強于会话。
读写能力好，会话能力不好；或会话能力强，读写能力却不好。
这些都是常见的事，尤其前者更属正常，并无不妥之处，无须大惊小怪，更不须刻意渲染。
4亿中国人不谙普通话
日前，英国一项研究发现，逾半英国人不能拼好英文字，须依赖电脑的改错功能；不过，他们的英语讲得非常“犀利”，是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无损于他们作为英国人的地位，他们效忠英国也毋庸置疑。
不久前，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透露，有30%（4亿余）中国人不谙普通话（华语）。
惟不谙普通话并不等于不谙汉字，如香港人用粤语念汉字，政府以及工商界的行政语也是粤语；內地也尚有用方言念汉字的，他们可用汉字写出极好的文章，书写与阅读汉字毫无问题，却不懂“煲冬瓜”，不能用普通话与人交流，这样的人就几乎占了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一，但他们是十足的中国人，效忠中国也毋庸置疑。
以上中英两国的现象可以说明书写、阅读的能力与讲的能力并非全然成正比，中国推行普通话已有百年历史，竟尚有近三分一国民不懂得讲。英文是英国唯一国文的历史已不知多少个百年，现在竟有逾半英国人不能拼好英文；我们不足5%人会写不会讲国语又何须大事渲染？
换言之，“SPM过关，国语的听与讲能力却差”这现象正常得很，因为听与讲的能力与语言环境息息相关，如有人对此表现得“非常惊讶”，且又大事渲染，是见识有限的井底蛙之辈；如果是学者，那可是象牙塔里的学者，是两耳不听窗外事的“读书人”。
国语会话欠佳不足为虑
以华校而言，语言环境是华语，讲国语与英语的时间少，会话能力自然不强，所以，在华校教导国语与英语只好注重书写与阅读能力，中小学都一样，从殖民地时代到现在都是这样。
从殖民地时代的华文中学到现在的独中，尽管毕业生的国英语能力不强，但去英语系大学念书的却大不乏人。中学毕业就投入职场的，如果工作上须经常讲国语或英语，只消两三年的磨练，国英语就可讲得很流利，因为有颇强的书写能力作基础之故，他们就是国英华三语皆通的人，这是我国社会上很普遍的事；SPM考试及格就是日后讲流利国语的良好基础，所以，国民型学校的学生国语会话能力欠佳并不足为虑。
教育部如因象牙塔里的学者的“惊讶”而随之起舞，要提高华小生的国语会话能力，那是揠苗助长的事，也是反应过敏的事。如果竟因此又要增加华小的国文节数，那么这名学者渲染这种芝麻绿豆小事的动机就图穷匕见，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他与当局是否有预谋，企图迫使使华小变质。
国民型董事会又起爭议
2014/11/5 东方日报/评论版
～作者: 谢诗坚
国民型学校董事局成员的权力原本就是相对的小，除了出钱出力建校之外，似乎对学校的管理都无法显示他们的权利所在，笔者认为这个结构有检討的必要。
从教育部官员传出的讯息说，从明年开始，学校必须向教育局申请註册的董事会（LPS）的人数从原本的15人削减至最多9人或最少5人组成。
虽然这是校长应邀参加教育局举行的匯报会上所得知，且尚未有正式公文通知，但已广泛引起华社的关注，並对有关的建议感到愕然。这是因为改制的华校董事会的权力本已相对减少，如果再被削减人数，则董事会的存在意义將受到质疑，甚至怀疑董事会已告变质。
虽然经过驳斥后，教育局也作出澄清说只是建议尚未落实，而且仅针对新学校，原有的学校不受影响，但仍未能使到华社安心，因为这项改变涉及全国，不是个別的州。而且长期以来政府对教育政策的阐述不时与华社的舆论產生碰撞，以致华团对教育行政的任何改变都十分敏感，乃至抱有抗拒的態度。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60年前华校处于动盪不安的挑战与变质的爭议，就不难理解为何华社总是对教育政策改变感到战战兢兢。
最先触及华校性质被改变的是檳城的钟灵中学（1956年）接受津贴，因而导致学生大罢课抗议。后来钟灵也就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改成津贴学校；继之是森美兰的振华中学（1957年）。当时政府並未强制性地要求华校做出改变，而是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津贴。
根据所知，上述两间中学接受津贴是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行事的，而这项法令是根据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而制定的。这份报告书在刪除最后目標（即最终实施国民教育）后获得华社的支持，包括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
不过到了1961年，政府根据1960年的阿都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制定新的教育法令后，就全面地促请71间华文中学做出抉择，或则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中学；或则不接受津贴成为独立中学。结果71间的华文中学有55间接受成为国民型中学，只有16间保持独立中学。
华小受到多番阻挠
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华文小学不但必须自行兴建校舍，而且也必须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这样一来，马来西亚60年代的教育政策也就明確规定我国有下列的小学：小学分有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学校，华校属于后者，但有573间华小，相等于41%的小学，其学生人数不超过150人。
由此可见，华文小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而无法全面和有效地摆脱困境。这固然是因环境关係（如人口流失）导致一些城镇或乡村地区的学校学生越来越少，但另外的因素也是与董事会的组织被改变有关。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指出所有政府津贴的学校，不论是小学或中学，它的董事会/学监会的组成是標准型的，不再沿用过去的社团或公司的组织法，因为教育法令对董事会的组成有下列的规定：
赞助人3名、官委代表3名、信託人3名、校友3名及家长3名，一共15人组成，其中规定（有效的）由董事会中选出董事主席及董事財政各一名，校长虽然不是董事，但他是当然的秘书。
换句话说，校长拥有相当的权力，这些董事是否有更换就由校长得向教育局报备，因为它是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设立的。
除了董事会/学监会外，还有一个家长教师协会也是在这项教育法令下设立的（通常称为家协）。这就是说，董事会也好，家协也好，它们都是教育法令下的產物，无须向社团註册官申请/註册，也不须向公司註册官申请註册。因此它们是否拥有法人的地位，是具有爭议性的。
由于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改制后，董事会或信託人並未將產业交予政府，也就被视为半津贴学校（所谓的津贴学校是指校產是政府的）。
在这种情形下，凡是学校扩建、重建、迁校等工程等都得由董事会及华社推动集资；有时可得到政府的部分或一定的资助。正由于华小（1294间）加国民型中学（78间）加独中（61间）的数目共有1433间，也就成为华社的负担。有人因此形容这是华人的第二份所得税。无可否认的，为了华教千秋大业，凡是华校的筹款和募捐都得到华社的热烈支持，这也说明了华社对华校的支持是不分小学或国民型或独立型的，而是尽他们的能力把教育办好。
华社不断资助独中
当然除了1957年的教育法令外，1961年的教育法令也进一步控制学校的分类。虽然后来独中又从国民型中学衍生出数十间而达到今日61间的数目，但在自力更生和董事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下，华社也得不断地资助独中，否则多数是难以为继的。与此同时，今天所爭议的所谓官委董事是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其一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接受標准型董事会组成是带有条件的，那就是3名的官委董事是由董事推荐而由教育局委任的，当时的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及教总）也达成协议，爭议也就告一段落。
但这么多年来，官委董事受否是由董事会推荐就不得而知（董总有必要翻阅雪州董联会的纪录。参阅1959年8月8日的《星洲日报》以寻求真相或据理力爭）。
其二是有些州一旦官委董事逝世或辞职，就被当局悬空而不得填补，这项措施似乎已在檳城不明文规定地执行；也有人提过这样的反对意见，但就是未见代表性的团体做出正式的交涉。对此，马华公会及董总有必要作进一步瞭解，以纠正这项措施。我们希望当局能够釐清：官委董事的定义，它是怎样诞生的？它的作用是什么？为何有些州「冻结」官委董事呢？
与此同时，国民型中小学的董事会/学监会的权力本来就相对的小，董事除了出钱出力建校外，似乎对学校的管理无法显示其权力所在。这样的结构也真是要检討。我们希望政府为了教育能更健康地发展，不但不能减少董事会的成员，反而应该增加。独中就是有庞大的董事会，才能多年屹立不倒且在发展中，国民型学校也不例外。
勿让团结基石在一夜之间崩裂
2014/11/5 光华日报/言论版
～文：潘君胜
“关闭华小”、“焚烧圣经”，来自一小撮极端沙文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的人口中，虽然说这些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可是星星之火足可燎原。自我国独立迄今，在国家宪法保障下，国人可以自由使用母语母文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如今这些保障与权力，都面对严峻考验。
最近，总检察署不提控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土权组织主席依布拉欣阿里。虽然后者恫言焚烧圣经，但是总检察署认为后者的言论没有煽动成分，而是维护伊斯兰的圣洁。针对这项解释，朝野领袖之中有很多并不认同总检察署的论点。
同一个时期，有些人因发表某些言论，却被指触及煽动法令而遭提控，使到许多国人尤其是非穆斯林，觉得有关方面采取的行动有厚此薄彼之分。
尽管我国已独立57年，可是国内种族团结及和谐气氛还是受到考验，原因？错综复杂！包括有些政客，急着上位而不惜发表极端种族言论以争取族群支持；有些宗教狂热分子热衷推行伊斯兰刑事断肢法，要建立回教国；有奉行沙文主义分子歧视和排斥其它语文等，在这些思想偏激的狂热分子登高一呼，以及一些政客推波助澜下，把原本依靠中庸之道治国的我国，推到极权政治边缘，使国家多年来建立下来的团结基石摇摇晃晃！
很多人都认同，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风俗，正是吸引外国游客前来我国游玩的宝山，以及一些也是多元种族但是国人呈现四分五裂状态的国家国民模仿之对象，多元成为我国的骄傲。如果国人都能自我控制，互相尊重，我国真正推行中庸之道，我国肯定国富民强，甚至有望在2020年跻身先进国行列。
但是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当前大马政局正风雨飘摇，政客频频制造不利国人团结之言论，以及宗教狂热分子一直煽风点火，导致国民互相猜疑，更多国人不惜出国谋生或寻找更好商机，在外国工商领域大展鸿图。当前，我国经济状况正处于凄风苦雨阶段，我国要在2020年步上先进国行列，谈何容易？
很多有识之士表示，我国极端分子应该是时候悬崖勒马了。如果继续玩火，除了会玩火自焚，也使外国游客逐渐裹步，外资不来，投资受重挫。接续下来，是更多国人对我国工商领域发展失去信心，选择离开我国而到外国碰运气。
愈多种族极端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和沙文主义偏激分子在我国兴风作浪，就愈使我国达不到先进国目标。反之，这只会使我国国人情绪高涨，国民分裂，而昔日国家领袖建下的团结基石和各项成果，恐会在一夜之间崩塌。
为了拔除破坏国家团结基石的毒瘤，政府应该痛定思痛，不应姑息那些一直使国人惶恐不安的极端分子，不能因为对方与一些高官有挂钩而不闻不问，更不能因朋党关系或因与己方有共同政治利益而装聋作哑，这只有助长极端分子气焰，给国家制造更多麻烦，以及负面形象被外国耻笑。
很多国人希望，政府应采取一视同仁行动，不分种族，严厉对付国内极端种族和宗教组织，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头目，使我国政局能正常操作，也让国人对国家民主精神恢复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