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打蛇隨棍上」
2012/10/17 东方日报/龙门阵
～作者: 汤毅
首相拨款200万给「关丹中华独中」，该「独中」的方天兴执行顾问喜不自胜。虽然200万在官方支出或对一个儿子份下就拥有百多亿家財的大官来说，微不足道。但对华社民间或华校捐款而言，却是一件拍烂手掌的伟大宣佈。华社的领头人和他的朋友兴高采烈，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首相拨款200万，以我小人之心猜想目的有二：一是，真正地看到了华社的要求，要帮关丹中华独中一把。虽是杯水车薪（与3千万相比），也是有心之作，欢迎与感谢，都是应该。其二，为现有批文的「关丹中华独中」添薪加火，鼓励「关丹中华独中」的执行顾问、工委同仁和热心的先生小姐加一把力，也为马华公会壮一点心，早日把现有批文的「关丹中华独中」落实。这既有助於即將来临之大选工作，也有稳定「关丹中华独中」诸君子与董总一班人继续努力「过招」的意思！
这的確是我的「小人之心」。如尊敬的马华总会长蔡细歷先生常说的「拿来自己爽」的罢了。
不过，又读到了方天兴执行顾问以华总会长名义发表的雀跃万分的谈话：「凭著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前晚在关丹，三度强调关丹中华独中可以考独中统考后，就足以消除所有疑虑，证明该校是一所独中」。又说：「华社无需在批文方面疑虑，因为首相和副首相都一致认同是一所私立中学」。
听了执行顾问的高论，我差一点晕倒！首相的「三度强调」又怎样？没有白纸黑字，有什么法律根据？我本以为：既然首相金口三开「关丹中华独中可以考统考」（据方氏说的），而且拨款200万以示讲到做到。这正是方天兴执行顾问和一班朋友「打蛇隨棍上」的最好时机。人物如方天兴会长，理应顺势要求首相，指示他的手下立刻改正批文，省得整天「釐清」不断，费时误事。也好让符合关丹和全国民意的关丹中华独中早日落成，那才是皆大欢喜。
哪里知道，方天兴非但不乘机向首相提出纠正批文，却倒转枪头，向董总发难。「要求全体华社的支持，包括董总、教总。」
也许方天兴已经忘记华社要的华文独中是怎样的，董总10月10日的一篇文告重申了要点：董事会拥有办学自主权、主要教学媒介语是华语华文、行政媒介是华语华文、学制6年、报考统考或政府试由董事会决定並尊重学生的选择。
我想，方天兴的「矛头」应该对准在批文事件上有权有势的教育部或首相，而不是无权无势的董总！
印尼第一所华文大专
2012/10/15 南洋商报/ 言论版
～作者：谢诗坚
韩江三校董教一行人于10月6日应邀参加棉兰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本科生毕业典礼是深具重大意义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受感动的是我们也被安排参观崇文（华文）中小学，并与老师交流和观赏小学生的上课情景。
这在过去是不敢想像也是不可思议的，因在1965年后华文教育基本已在印尼被连根拔起，整整32年华文教育一片空白。谁敢奢望在千禧年后华教又从隙缝中探出头，而且竟能有一所专门培养中文人才的大专院校？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印尼的华文教育不但绝处逢生，而且不遑多让其他东南亚国家。换句话说，印尼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让人看到一个崭新的华教愿景在印尼如重生的浴火凤凰，照亮了华人社会。
印尼华人坚守华文文化
这一段的血泪史让人想起华人在印尼的坎坷历程。先是荷兰人在1659年入侵，而在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更在1619年占领雅加达，准备长期占有印尼。
随着荷兰的拓展海外殖民地，华人也向印尼移居。比较早提及的是罗芳伯率客家人于1776年在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建立兰芳公司。迨至1800年后始见华人形成一个数目，有记录达10万人，其后不断增加。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人已数百万人。排华运动虽在1945年印尼独立后发生，但华人及华文教育基本上继续存在和发展。根据统计，在50年代，印尼有华校约1600所，与马来亚的1400余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1965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与反政变后，局面倒转过来，右翼军人苏哈多夺得控制权，原任总统苏卡诺大权旁落，不单印尼左派受到镇压，华人也不可避免因排华浪潮被迫在中国各地落户。一般估计有十余万人，罹难者也不计其数。
同时，印尼华社陷入黑暗时期，所有华校被关闭，许多华人被迫同化在家中偷偷学中文，亦有不少学生转到韩江中学就读。苏哈多的铁腕政策让华社无所适从，但华人的坚忍不拔精神守住华语华文这盏文化的灯，数十年如一日让人肃然起敬。
瓦希德对华文大解禁
正当印尼在1998年显露新曙光前夕又发生排华事件，导致数以万计华人再次逃难，幸好这是右翼反动势力的垂死挣扎，不久即告平息。此后，印尼进入真正开放年代，瓦希德总统1999年对华人及华文文字和书报大解禁，使华社获得了“解放”。
2004年亚齐发生惨绝人寰的地震大海啸，牵动了印尼和全世界的爱心，包括各地华人展开轰轰烈烈的救灾，《星洲日报》媒体参与积极筹款。根据苏北华联理事长苏用发说，《星洲日报》所剩下的450万令吉在世华媒体总裁丹斯里张晓卿爵士的支持下，全数捐给了华社，并通过苏用发等人领导的机构展开募捐，终在棉兰办成首所华社集资而成的民办大专院校，取名“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开办中文及英文学士班和文凭班，师资在中文系方面全来自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派出的，全数费用由中国方面支付。
亚院将发展成亚洲大学
据其院长柏林教授说，2008年开办时，有学生百余名，翌年增至400名。如今学生高达1400名。今年毕业礼有百余名学生先后大学本科毕业，为印尼栽培通晓三语人才，未毕业已被公司预定，可见市场亟需华语专才。假以时日，亚院必发展成亚洲大学，难怪张晓卿一行人不辞老远率团祝福并祝贺，原来《星洲日报》也已在印尼投入市场，与棉兰的“好报”及“讯报”齐驱并驾。华文报业的蓬勃，让800万乃至千万印尼华人看到了未来。
我们韩江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我们已和亚院缔结为姐妹学校，而中学也与崇文中学结拜。为什么我们双方关系特殊呢？原来韩中先后孕育了2000名印尼毕业生，如今韩中校友也参与崇文及亚院的领导工作，因此与韩江合作势必能把华文教育推向一个新高峰。
“洋派华心＂郭鹤尧
2012-10-16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安焕然
郭鹤尧是1970至1990年代新山华社颇為核心的领导人物。这段时期也是“文化新山＂较為全面发展的时期，华社很多的文化建设都与郭鹤尧的领导有关。或许是受英文教育的关係，郭鹤尧在华团的领导具有强烈的“红毛直＂，行事作风非常“直率＂，就事论事总是“直来直往＂。
熟悉於郭鹤尧行事作风的人，常言他在新山中华公会主持会议时，经常与当年的叶金福和黄仕民等几个“红毛直＂就事件的讨论争议不休。激动时，郭鹤尧会睁大眼睛，用手指著对方，或用手指猛拍桌子，是他在会议桌上极為传神的举动。这种领导作风在保守的华团裡是较為少见的。毕竟华人社会一般处事“圆滑＂，不敢就事情“针锋相对＂。但郭鹤尧却是心无城府，待人无心机。争议是对事不对人，没有恶意。散会，和好如初。事实上，他和叶金福是感情最好的挚友。
郭鹤尧性格坦直，主持会议比较直截了当，但具有民主风范。他听眾人意见，纵有不同立场和看法，却尊重会议的民主议决。1957年华校改制问题上，他的立场似乎并不明朗。根据宽中前任校长张拔川的口述，事过境迁，郭鹤尧曾经有好几次与张校长提及此事，都很坦诚直率的表示：当年在改制问题上，他的想法是错误的。郭鹤尧参与宽柔事务，是双向互动的。他对宽柔的贡献尤著，而宽中后来的发展，华文教育光芒的绽放，也深深感动了郭鹤尧，改变了他当初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他常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新山华社文教界所敬佩的。1988年陈再藩在中华公会理事会议上提议创立廿四节令鼓，郭鹤尧当时也是颇不以為然。经过一番时日之后，他不时从外州华社获得对节令鼓的正面回馈消息，看法也就完全改变过来，甚至鼓励鼓手们好好练习，為国争光。
郭鹤尧对宽中的“三语并重＂也持有自己的立场。他认為这不实际，学生很难真正兼顾三语皆佳，但他却从不干涉宽中黄继翔校长的施教方针。在他的认知裡，施教方针乃教育专业的认知，董事不应干政。
身為宽中董事长，郭鹤尧明确意识到，董事会和教学校务的职权必须分开，董事会主要的工作是為学校硬体建设研订计划以及给予学校经费上的支持，至於教学任务上，郭鹤尧常说：“办学，最反对半桶水扮教育专家。董事根本是外行人。教育问题，应让专家去处理。＂
郭鹤尧為宽中树立了“董事不干政＂的良好传统，不干预校政，却对学校和社团的财务管理非常认真。他对徇私贪污者“嫉恶如仇＂，要求宽中董事账目和会务必须要清楚透明。在他认為，中华公会或是任何华团的功能是為华社谋福利，参与社团者不可从中图个人私利，更不应该滥用华社资源和华团经费。在郭鹤尧领导华社期间，中华公会、宽中的财务状况和领导层大抵“清廉＂。
2012年10月13日，郭老走了。让人惋惜、伤感。他曾经在“文化新山＂树立了一种君子典范。不论坊间如何评断，在政治认知和文化认知上固然有其格局，惟从我过去对这位老人的认识，就其个人品格而言，他实实在在是凭“公心＂与“良心＂做事的人。
（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安焕然‧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
独中教育的转型
2012/10/14 光明日报/ 专栏
～作者：王增文
独中在我国的教育版图里，是一个奇跡，在绝地中求存，进而茁壮成长，总体而言，终於发展成为一支独特的教育系统。
隨著时代的变迁，独中在大石压顶的狭缝中，尽力挤出生存空间，这段悲壮的歷史毕竟成为过去。近几年来，独中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激起了华社无比的信心。然而，过去独中的悲情，不再是招生宣教的主旋律，独中在越来越好的发展情况下，其教育本质已受到时代的考验，而不得不走向转型，以適应新一代家长的教育需求。
独中领导人青黄不接
纵观南北，横看西东，区区六十所独中，办学条件都不一致，有者躋身为名校行列，家长漏夜排队为孩子报名，学生人数越来越多；有者仍然维持在小型学校的规模，不一而足。另一方面，独中的学杂费也在逐年提昇，才能改善教职员薪金待遇，迎合社会需求，当然，家长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了。
独中处在当前的发展环境中，欲以有限的资源，爭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人担忧独中在收生方面，会走向精英化，在收费方面，则变成贵族化，这个隱忧其实也在考验著独中要面对另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师资队伍要如何专业化。
独中师资的专业化，一方面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要逐步提昇，另一方面是学校的行政绩效如何进一步强化，让独中的办学能够发展得更平稳、更扎实。我们从报章上看到独中的徵聘启事，从所徵聘的职务名称，往往看出某些独中正面对学校领导人青黄不接的窘境。
因此，我们经常感叹独中明明进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代，可是许多学校却面对內部发展情况跟不上来的困境。独中要盖多少栋的教学大楼，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钱不够用，就向华社要、向政府討，总有办法可以找到更多钱。然而，师资队伍如何在自力更生的环境中，善用各种外在的资源，以及自发性的开发各种培训机制，从专业化中走向强大，那才是最艰巨的考验。
因此，我们经常感叹独中明明进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代，可是许多学校却面对內部发展情况跟不上来的困境。独中要盖多少栋的教学大楼，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钱不够用，就向华社要、向政府討，总有办法可以找到更多钱。然而，师资队伍如何在自力更生的环境中，善用各种外在的资源，以及自发性的开发各种培训机制，从专业化中走向强大，那才是最艰巨的考验。
当年轻的独中教师对华文教育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的时候，独中除了要巩固一般的教育使命之外，还要把握特殊的教育使命，让独中教育的教学內涵和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之外，还能继续保存独中当年捍卫民族文化尊严、咬紧牙根坚持发展的韧劲，那是思考独中教育要走向转型所不能忽略的根本问题。（光明日报／好评‧文：王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