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中只能“60加……”
2016-10-24 10:54 光明日报／评论．
~ 作者：刘汉良
如果真如彭亨关丹中华中学董事长方天兴所一再讚扬及感激纳吉“一直在旁协助关中，关心关中，以及支持关中”，那么这位首相看来在一旁“更加协助宽中，更加关心宽中，以及更加支持宽中”。
或是因为这样，柔佛新山宽柔中学於7年內先后获准设立两所分校，而继续成为我国最大型的华文独立中学。
相对於宽中的“庆幸”，开办至今3年的关中所获一纸“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其行政语文为国语，採用国民中学课程纲要（KBSM）”的批文竟仍未釐清或修正，像是“左三年，右三年”地毫无下文。
话说在1999年笫十届全国大选前夕，纳吉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发给宽中在古来设立分校（其实是“扩建新校舍”，也就是批文所指的Bangunan
Tambahan），这座在新山总校外扩建的新校舍最终正名为“宽柔中学古来分校”，使当时的国內华文独中增至“60加1”所。
也像是苦等“左三年，右三年”后，宽中董事部上週二再次“庆幸”地盼到首相纳吉於3年前，也就是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大选期间批准宽中设立第二分校的批文；坐落於巴西古当区至达城的新校舍一旦於2020年启用，宽中將成为唯一拥有总校及两所分校的华文独中，而国內的华文独中再增至“60加2”。（全国教育总监凯尔所签发的批文特別誌明“教育部並非同意建立一所新学校，而是批准兴建一所分校”。）
纳吉两次“更加协助宽中，更加关心宽中，以及更加支持宽中”不啻是向华社传达明確的讯息，那就是国內60所华文独中在1996年教育法令第151条文下可维持现状，但数目不能增加。
宽中模式“优”於关中模式
这意味，倘若华社不愿接受所谓的“关中模式”，那么今后的华文独中申办只能依照“增设分校”的“宽中模式”进行。（纳吉当年形容关中的批文“具创意”，也就是所谓“关中模式”，但关中董事部等15个华团曾表明，基於彭亨的情况特殊，政府批准关中的办学模式仅適合於关中，不应该成为日后其他地区申办华文独中的先例。）
记得纳吉当年之所以批准宽中设立第二分校，曾被视为在2013年全国大选打出“华教牌”，试图稳住柔佛国阵的选情，尤其是抢救因华人选区猛颳反风而陷於劣势的马华；如今臆测来届全国大选可能提前举行，甚至一度传闻柔佛酝酿闪电州选，所以这回代表移交宽中第二分校批文的马华领导人即使否认此事与大选有关，但仍引起联想。
从某个角度来看，不论是关中首批初中三学生因有关当局“获悉”或“不阻止”而得以破例地参加华文独中统考，或是在“宽中模式”下可“增建”华文独中，皆有着当权者基於政治考量而“说了算”地“网开一面”的斑斑痕跡，显然是一贯的“人治”所致。
在来届全国大选，“华文独中统考文凭是否被承认”的课题预料將再被当权者视之为更重要的“华教牌”，肆意操弄以谋取政治利益。
浅论柔州中小型华小的演变
‧2016.10.25星洲日报/大柔佛
~文：高城人
我国教育部辖下的华文小学有3个类型：A型属于大型，B型是中型、微型是小型。
我国教育部辖下的华文小学有3个类型：A型属于大型，B型是中型、微型是小型。
日前我重游阔别了多年的柔北，惊讶地看到了当年的一些中小型华小，如今已经是巍峨宏伟，雕梁画栋（有很多壁画）的现代化建筑了。
麻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李瑞云校长告诉我，她曾经服务过的其中一间微型华小，当年是四合院式的木板建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校长在校园内畜养家畜，而校园范围也出现过穿山甲。这一些“景观”，在这个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我曾经到过柔佛州几个县，包括哥打丁宜的边佳兰区、笨珍的文律区、居銮的巴罗区和麻坡和东甲区的乡区华小，觉察到中小型华小的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三类：其一是迁校。例如巴西古当的启东、南兴、哥打丁宜的育华、马威、麻坡的训正等，校舍新颖，学生人数增加，都蓬勃发展。
其二是没迁校，在原址发展的，例如边佳兰的育本和高谷、乌鲁地南的万孚等。其中育本和万孚，都是董家协筹钱建筑的，而高谷的新校舍，则是政府拨款建筑。一般上乡区的董家协都会筹款建筑大礼堂，例如已经迁校的培正，或雨盖球场，供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些活动。
第三类是维持现状。例如文律的一些学校，都有悠久的创校历史，学校设备有缓慢的改进，但是没有长足发展，原因是居民人口减少，学生递减，使得学校缺乏资助，所以没有重建的计划。
我们但愿，那些发展相对较落后，却无法迁校的中小型华小，能够获得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得以改善设备，正常发展，给予当地的学生继续在原乡求学的机会。
如果不考试
2016-10-30 星洲日报‧古城‧
~作者：陈淑婷
不考试，学生真的能快乐上学吗？不考试，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小孩学习态度变懒散变笨拙，当然这种情况见人见智。不考试，或者大家更能享受活学的乐趣，课堂里可能有学习的乐趣，也可能放心睡着的人及放心做自己事的人。
快乐上学，废考试，这个老话题总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不考试，学生真的能快乐上学吗？不考试，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小孩学习态度变懒散变笨拙，当然这种情况见人见智。不考试，或者大家更能享受活学的乐趣，课堂里可能有学习的乐趣，也可能放心睡着的人及放心做自己事的人。
如果不考试了，那小朋友书包里的作业和本子应该也会跟着减少吧？书包教人太沉重的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那么，每个新学年开始，书商忧了，乐的，只有学生和家长。那也不一定，一项决策，总有正负两面。
本来，考试是属于学生的，成绩考得怎样，也是属于学生的，自己如何耕耘就有如何的收获，承担责任从这里开始。但不知从何起，考试不再只是学生的事，它变成家长的事、老师的事，还有关系校誉的事。
本来考试只是单纯的测验，衡量学生所能掌握的有多少，教学者顺便自我衡量本身的输送有多妙，成绩出来才更清楚不足在哪里。考试如今真的让人如此不安吗，搞到上考场前，要来一场祈福会。他日成绩放榜，考不好，闹情绪，考得好，眼泪鼻涕也一起来，不知这叫幸福还是叫委屈。
考试理应不会恐怖到挑动大人的神经，进而影响到莘莘学子的身心灵，把考试看成学习快乐的关键。
正常而言，考试理应是不公平环境中较公平的做法。一个人如果心态不对，不管废了什么、添了什么，他都是不快乐的。
国穷，只能穷教育
2016/10/30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 陈凯达
华人常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新出炉的2017年财政预算案却反其道而行，大幅度削减高等教育部拨款至121亿令吉，锐减了12亿令吉，16所公立大学，如马大、博大、理大等首当其冲，行政开销锐减。
高教部长拿督斯里依德利斯祖索表示，这是为了让公立大学不过度依赖政府的拨款，所以由原本的90%依赖度下调至70%，以符合《2015年至2025年国家高等教育大蓝图》在2025年让公立大学自供30%收入的宗旨。
高教部的目标固然正确，但太冒进。削减各校开支却又禁止各个大学提高学费来增加收入，仅可利用学术研究、校友会捐款等形式来增加营运收入，这无疑是不切实际。
削减开支理应循序渐进，贸然削减公立大学开支却又不准增加学费，大学行政就必须节流以减少支出，包括减少薪金支出和员工福利、选购廉价学术器材等，进而影响学校行政和教学素质，最终受苦的只会是莘莘学子。
多所公立大学拨款被削减，玛拉工艺大学的行政开销反而增加至24.775亿令吉，相较于平均只获3亿令吉拨款的其他大学高出8倍以上，令人咋舌。
既然高教部削减各所大学的行政开销，那理应一视同仁，减少玛拉工艺大学拨款，并将其多出的拨款平均分配予其他大学，而不是增加其拨款，牺牲其他大学的利益，这也与大蓝图减少公立大学对政府拨款依赖性的宗旨背道而驰。
国穷，所以只能穷教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