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允诉求 承认统考 发展华小 国阵必胜
2017/03/30 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张三成
现任教育部长拿督斯里玛兹尔不认同多源流学校的教育模式，是导致各族人民不够团结的原因。所以，他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行多源流教育模式，是明智之举，宏观概念，值得赞赏，给以支持。
纳吉首相说，国阵政策以多元性为核心，推行单一源流教育并不是国阵的政策。他说国阵需要华社的支持，以便华社成为国阵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主流伙伴”。
他再度声明，国阵政策以多元文化、多元语言、文化、种族与宗教为核心。若我们捍卫社会契约及联邦宪法为核心原则，我们的未来会更好。
时至今日，全国的华文小学有大约6万多名马来子弟接受华文教育，占18%人数比率。他们的家长都是自愿把子女送进华小就读，理由很简单，就是华小老师教学认真，管教严明，懂得华文，出路宽广，就业机会多，是选择华文教育的主要原因。
教育部长玛兹尔说，各源流学校并不是造成民族不团结的根源。各源流学校的存在是自独立以来就获得各民族所赞成的教育模式。他强调，把个人政治议程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蓄意挑起种族矛盾和推崇种族仇视，引起对抗，挑动情绪，才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言之有理，实在难得，我们有位开明理智的教长，华文教育充满希望。
从首相和教长的言论，让我们看到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这片多元主义的土地上发扬光大，都不是问题。只要国阵政府里的老大哥巫统部长和高层领袖都把纳吉首相治国理念，施政方针放在心里。言行一致、以温和态度、中庸思想、互相调和，把那些种族极端主义者毒瘤切割，以中庸之道治理国家，为民族团结谐和、国家稳定昌盛作出贡献，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还有，就是要把那些满脑子要落实“最终目标”，实行单一语文教育政策，在教育部的“小拿破伦”官员清除掉，免得他们在教育部作威作福，比手划脚，阻碍教育部的正常运作，败坏国阵政府之名声，受到指责和招惹不满，造成选票流失。
我说过，只要首相纳吉大智大勇、深明大义，敢于面对现实，肯接纳华社的献议和诉求，给予公平合理的看待问题，不管是谁，蓄意阻挠内阁决议，借故推卸责任者一律革职滚蛋。
纳吉首相必须摆明“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是多元种族的最佳准则。人人平等，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共创双赢，则国家谐和稳定。人民不必为政治纷争干扰而烦恼忧虑。大家可以安乐平稳生活，国家昌盛进步，马来西亚便是“东方瑞士”，世界乐园，受到尊敬和赞誉。
纳吉首相说，国阵需要华社的支持，以便华社成为国阵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主流伙伴”。既然华社受到纳吉首相重视，那么首相就应该多多听取华社所发出的呼声、请愿和诉求，以显示诚意，接纳我们合情合理的要求，冀能在大选前宣示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考文凭和有计划的特别拨款给各州需要扩建教学设备的发展需要，协助华文教育的发展。
我不在乎国阵继续执政领导国家，只要首相肯施行“中庸之道”，重视华人的诉求，别把我们当着是路边草、池中物。唯有真正做到公平相待、互相爱护、开明执政，应允华社诉求，承认统考，承诺发展华小，来届大选，国阵必胜！
2004年的回忆
2017/03/30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华社
~作者：（万隆 ）李顺南
2004年，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一年。华文被禁锢了32年，使我们两代子孙失去了受华文教育的机会，造成当时华裔族群的年轻人几乎全部都是华文盲，不能讲普通话。在此种情况下，2004年在万隆市能同时召开第九屆华文文艺营与第五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硏讨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华文文学活动，怎么不叫人兴奋惊喜呢?
约20年前，万隆的著名作家林万里经常参加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研讨会活动，2002年林万里参加文莱第八屆世界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回到万隆后对我说:”在文莱开会时，大会要求印尼在2004年承办第九屆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当时我表示没问题，但是先要征求袁霓主席的意见如何?
第二天我们与袁霓主席的磋商很顺利，决定在我经营的酒店举办，可是没有商定经费问题。林万里当时表示，这个事情至关重要，希望我能负责一切经费。我一口答应林万里的要求。他非常高兴地马上回答文莱的文友。
不久万隆与雅加达的文友开会，一致认为，既然决定第九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在万隆举行，索性与第五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同时举办。
决定后我们先成立筹委会，大家的分工合作进行得非常好，包括成立经费小组，老实说两个国际性的重大会议一起办，是很不简单的。但我们的团结一致，努力合作，使筹备工作能顺利完成，使两个重大的国际会议成功举办!
【教学心得】对外汉语幼儿教学的点滴体会
2017/03/24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特稿
~作者：（中国湖北外派教师） 彭旭霞
“良好的倾听和理解”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首要目标，只有善于“倾听”，才能真正“理解”语言，掌握交流技巧，第二语言的学习更不例外。刚来到印尼，我发现我所在的新中三语学校幼儿园尊重人性化、提倡民主，孩子从小能在宽松环境中自由而快乐地成长。学校许多本地老师对学生不作硬性要求，于是有了原本淘气的学生讲话、自由走动和出入……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倾听、理解只是梦想，中文教学活动效果可想而知，造成印尼小朋友上中文课专注力不够，除了常规、还有年龄等其他因素。老师除了先对学生立下规矩，还要抓住儿童年龄、心理特点设置一些语言游戏，活跃气氛，保证学习效果。
一次活动是学习几种饮品，介绍词语后，按惯例他们须用词语说一句话，于是就有了：我爱“吃”牛奶、我爱“吃”果汁，矫正后不如来一个游戏“有黏性的胳膊”加以巩固：老师指定安全区，学生必须用手黏住老师的胳膊，且仔细听老师说每一句话，如果听到“我爱吃牛奶、我爱喝面包”等不正确句子，他们要立刻逃离避开老师的追捕，如果听错逃开则要取消游戏资格一次，这个游戏刺激了注意力不够的孩子主动地倾听，在今后的活动中，不间断地和孩子玩一些关于“听”的游戏，逐步做到让他们听清、听懂，如老师故意说错，让孩子及时作出反应，并且对突出的孩子及时的肯定，这样既让孩子在活动中培养了注意力、养成学生愿意听、主动听老师的习惯，也锻炼了学生对汉语语言的敏感程度。
有了良好的常规作保证，幼儿汉语教学中，还有许多游戏可以尝试、借鉴：
竞赛形式猜字卡：老师把孩子分两组，一组看图比划另一组猜，动作的表达不仅让幼儿在理解词汇意义的前提下，帮助他们记忆，更是利用孩子的好胜心和集体荣誉感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中文活动中，从而加强幼儿对汉语词语的快速理解和记忆。
“我当小老师”： 由于家庭语言环境不同，有的班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感觉只有几个能力强的孩子与老师互动，其他则等着“吃落地桃子 ”， 在活动中请能力强的幼儿当老师，询问“这是什么？”、“他是谁？”，只见他们一边认真的逐个检查，一边不忘竖起大拇指给同伴一个赞许，这样在“生生互动”中促进教学目的，不仅让“小老师”的中文得到了锻炼，也让能力稍欠缺的孩子在小范围的学习中缓解了紧张和羞涩感，效果不错。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单一的词语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在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老师要有意识的对孩子提出用语句表达的要求，运用游戏“连词成句”为孩子完整表达提供帮助，教学中出示毛毛虫，以小组竞赛的形式，要求孩子把词语说得更长，每一次进步毛毛虫的身体便会“长”出一截，如椅子——红色的椅子——我有红色的椅子，袜子——穿袜子——自己穿袜子——我会自己穿袜子——我的弟弟会自己穿袜子……最后以“最长的毛毛虫”组获胜，这样日积月累，利用孩子的好胜心，激发幼儿从不愿说到想说，从不敢说到争着说再到会说，整个课堂呈现出活跃的状态，也做到了“学以致用”。
借用已学歌曲玩游戏：在幼儿已经掌握所学词语后，老师可请来小字卡和他们做朋友，如借用已学歌曲《我的朋友在哪里？》老师把“我的朋友”改成“我的裙子/袜子/鞋子在哪里？期间还变换腔调和音色，孩子们一个个兴致勃勃地找字卡，还津津有味地用歌词回答：“在这里，在这里，我（你）的裙子/袜子/鞋子在这里……”，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要求：“Faster!
Faster!”。引导幼儿在欢快的情绪体验中交流汉语，汉语理解和运用能力不知不觉中随之提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外汉语幼儿教学，老师应尽可能的为幼儿创设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调动他们的多种感官、以及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游戏中学习，更好地激发汉语学习的浓厚兴趣，并将兴趣和学习目的有机结合。
陈嘉庚与陈六使
2017/03/26 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谢诗坚
马新的华文教育体系本来是一体的，从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以来，新知识和新教学已在两地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华校更是遍地开花。但随着华小数目的增加，也就需要中学的设立（1917年新加坡中正中学成立；1923年槟城锺灵提升为中学），直到50年代，许多中学毕业生只能进入当时的马大；也因中国政局的改变不可能再赴华留学了。于是一间民办华文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拔地而起，创办人陈六使名声鹊起，与在前期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的陈嘉庚齐名，一前一后留下光辉的文化遗产。但吊诡的是，南大在1980年消失后，取而代之的竟是厦门大学马分校（2016年）。原本是南大继承厦大的衣钵，现在反过来，厦大又接过文化的火炬。世事的变化令人意想不到。
对于南大这段历史是让人刻骨铭心的。从1955年到1980年，仅仅25岁的南洋大学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代，却在政治漩涡中消失了，只剩下所谓“南大精神”成为南大生和万千的华教人士心中的“图腾”。换句话说，没有了南大，只能将精神升华为永恒和不灭的记忆。
南大的这一段血泪史是与陈六使分不开的。他在1916年南来新加坡后，先在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后在1923年与自己的兄弟自行创业。在发迹后，陈六使对陈嘉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例如1939年向集美学校献捐15万叻币，及在1941年应陈嘉庚之请求将70万元汇回中国。
1950年陈嘉庚决定回中国定居，而将其在新加坡留下的任务交给陈六使接任，这包括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福建会馆主席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等。
当陈六使在1950年9月9日就任福建会馆主席后，他首次提到创建一间华文大学的愿景，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创办一间大学，目标是5年内必须成立；若10年尚无一间中国式大学成立则为落后。
在1953年1月6日的福建会馆理事会上，陈六使再次提出创办“马华大学”（意指马来亚华文大学）的必要性。如果不合力改善，则马华文化将在二、三十年后被淘汰和消灭。
他说，如华社能集资三五百万，他愿以一元对一元作出回应（后来他个人捐出5百万元叻币）。
与此同时，他也宣布福建会馆决定捐献500依格（英亩）之地段（在裕廊，也即是今日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址）作为大学校址。
同年的2月12日，在打铁趁热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马新279个华团代表共商成立“马华大学”事。在与会者一致支持下，公推陈六使担任主席，领导筹备委员会积极工作。在同年2月22日的会议上，筹委会决定采用“南洋大学”这个名字（在那个时期，中国移民到东南亚被称为“下南洋”）。在7月26日，陈六使为“南洋大学”举行动土礼，象征着第一间海外华文大学在新加坡拉开序幕。
南大一开始就灾难不断
虽然发生林语堂事件（1954年履新，但因坚持大学的规划由校长决定，乃与陈六使起冲突，而在1955年卸职）。不过并没有影响南大如期在1955年开始收生（先在华侨及中正中学上课），学生420名。
1958年，南大校舍落成，学生正式迁入南大上课和寄宿，云南园成了那个时代的左翼阵地之一。不仅马新的学运核心转入南洋大学，而且在后来也一度被形容为“小延安”。
李光耀在1959年领导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他心里对南大已有不苟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61年行动党闹分裂后（林清祥率左翼统战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李光耀对南大生和华校生有更大的戒心。他公开批评陈六使聘请亲共的庄竹林博士当校长，也指责陈六使让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长地。
当1962年新加坡人民通过全民投票接纳李光耀的建设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后，他进一步在1963年举行大选（很巧妙的是，提名日在1963年9月12日，而投票日在9月21日。在这两者之间的9月16日则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在选举过后，李光耀重新掌权，他的秋后算账是公开指责陈六使支持南大生（十人以社阵候选人身份挑战行动党候选人）的反政府和涉及亲共活动，因而在1963年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迫使他离开南大。
由此可见，南大从一开始就是灾难不断；而陈六使也是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直到1972年，他走完苦涩的一生，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但他的名字与南大精神却在历史中闪烁。
未想南大被关闭36年后，竟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又在马来西亚异军突起，成为南大的另一个标志。
这种偶然又将陈嘉庚与陈六使的名字联在一起。至于80年代在马来西亚崛起的三间民办学院也只能一步一脚印努力往上攀爬。在某种意义上带着南大精神，但始终难以完整的取代消失了的南洋大学。就不知道厦大分校能否让南大精神在厦大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