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汉语的感受
2017/03/17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副刊
~作者： 妮可
这个学期，我们有一门课是Report Writing，教师是刘广宾老师。他给了我们一些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教汉语。我们不是在中文系教汉语，而是教玛中大学公共汉语大一的学生。听老师讲时，我们很吃惊。因为我们从来没在其他班教过汉语。虽然这是个艰难的任务，但是我认为非常有趣。我也想体验一下当老师的感觉。
首先，老师让我们找两三位朋友组成一个组。我跟宝珠与秀秀是一组。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教学内容。老师先给我们时间准备PPT，然后他让我们在班里试讲。有的同学讲得好，有的讲得不太清楚。根据试讲的情况，老师知道了我们的优点和缺点。但我知道老师给我们的这个任务也是学习过程之一。老师对我们的PPT很讲究。老师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我们应该关心学生，发现简单的方式，让学生容易记住生词等等。
在我们的课堂里有两个组。每个组去教不同的班。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本科班。我们也需要了解课堂里的情况，怎么样学生能理解老师的讲解。我们每个人教授不同的内容。因为有三个人，所以每个人各自讲不同的内容。我们觉得那就是最公平的办法。
2017年2月28号，我给本科班讲第四课部分的课文。我需要找好图片，帮助他们明白生词。我也要讲课文里的语法和声调。我准备了三天左右的材料。除了多看书，我还去老师的宿舍请教问题，比如生词的用法，怎么解决问题等。老师给我很多帮助。我觉得，那天我是全世界最糊涂的人。因为我没想到我的学生并不是都知道每个生词，而且他们不能在说话的时候把生词使用得恰当。另外，我也非常紧张。在家里一直反复复习课文，生词，我在镜子面前练习讲课等等。
开始上课时，看起来他们比较好奇，因为是一些特殊的“老师”教他们。首先，我点名，然后我介绍了一下我的名字和专业。上课时，他们对我很配合。我慢慢也没有那么紧张了。课堂的情况越来越和谐。有的学生非常积极，有的学生还很害羞，有的没专心听课，但是他造的句子非常好。所以我需要花更多力气管理他们。我常常对他们说 ：“如果有问题，你们就告诉老师。不要担心。”他们大都明白我的讲解。还是有同学比较糊涂，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明白每个生词是怎么用的。但是，我感到很开心。他们对我很有礼貌，欢迎我做他们的老师。
在上课时，我发现了几个问题。比如说 ：
他们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对汉语了解不多。
他们的声调与发音存在问题。
如果实习老师用汉语讲课，他们一下子还不适应。
其实，我教汉语的感觉是高兴和好玩，因为我能运用我的能力当实习老师，教其他人学习汉语。虽然备课很复杂，但是我也能够完成老师的任务。谢谢老师！
（玛中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妮可）
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来源：《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作者：庄永康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没必要助长“方言回潮”气焰
眼下，对于政府以华人方言解释政策，在各部门中加派说方言的职员协助年长者，人们都表示了认可。电视播出受访者的方言原声带，播出方言歌、方言戏曲，也都没遇上异议。可见矛盾并非出在＂准不准许＂用方言的问题，而是出在政府是否有必要刻意地制作方言电视节目这个问题上。
首先自然是“只许州官放火”的吊诡。试问，一个原本行之有素（也支持政府）的民间电台丽的呼声，已在行政逼迫下走向消亡，而直至目前，私营的电影院中也听不到华人方言了，现在官方自己却在推行方言节目，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仁慈，还是唯我独尊？
再者，名不正则言不顺。闽南话是华人的共通语吗？电视台接下来是不是要拍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还有福州、三江（江浙、上海话）的戏剧？广西话和广东话不同，广东话里面四邑话和广州话也不同。加上新移民，还有山西、陕西、山东、河北、湖南……，要拍吗？
为什么不可以专注于改善华语台的本地制作？
事实上，在＂四大种族＂的考量底下，目前华语电视电台所分配到的资源并不丰厚。不错，华语电视新闻与时事，以及一些外包的本地制作人文节目，都在进步中。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多拨款项给资料组、研调组、写作人，多付出文学版费，推动新创作？华语知识界，难道一辈子都要扮演义务咨询、义务演出、义务翻译的角色？
新加坡年轻华人现在大都不会说方言了，从近期制作的那些讨好“建国一代”的所谓方言节目来看，大都水准低下，令人啼笑皆非。比如那首把建国一代唱成“坚角一袋”的广东歌，乃抄自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原曲是讽刺老板刻薄、打工仔满肚辛酸的。抄来做甚，讽刺政府吗？
再看，《吃饱没》为了要成戏，居然拉了原本华语剧组的年轻演员，让他们福建话“过关”来凑角——这是对华文电视资源的公然掠夺。头家，多隆啦！做好你的华语节目吧。
粗糙的所谓方言剧，也传递了不必要的扭曲信息。《吃饱没》中有个情节，描述市井小民陈建彬上门找“政府人”，结结巴巴讲不出英语，两位印族公务员对他说，没关系，我们会说福建话。电视台可不可以拍一部戏，赞扬目前在政府医院和各部门马来族、印族服务人员中，会说华语的热心人呢？
总之，“方言回潮”热炒为政治正确，目前气焰正涨。我们正不断制造更多I hate Chinese（我恨华语），烧课本、骂老师、怨家长的下一代华人。
华语本来深受华人认同
无可否认，新加坡已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建国过程李先生固然功绩非凡，但这也诚然是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的一个转捩点。检讨过去，我们也要针对事实，就事论事。比如，有些抗拒学习华文的人认为华语是1979年李先生创始的“讲华语运动＂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便是大谬不然。
华语作为华人共通语，是1965年建国之前，早就由华人社会、也由新加坡的行政决策层决定的。
十九世纪大量南来的华人，除了是莱佛士所称的勤劳民族之外，他们在这里组织了各类社会福利团体——业缘的、血缘的、乡缘的，惠及华人，也回馈整个社会。华人的代表团体中华总商会，1906年便告成立。（当然，那时也尚未有“华语”这回事。）
中华总商会与同济医院等组织，慈善福利，施医赠药，兴办教育，各族人民都受益。1945年至1957年之间，总商会领导华社的争取公民权运动，让所有各族的本地人都能落地生根，归化为“新加坡（市）公民”。
公民权运动迂回曲折，最关键的是1955年1月，总商会发动广大民众向英女王提呈请愿书，要求新加坡立法议会废除只能用英语的限制，采取多语言制度。至1957年10月25日，公民权运动大功告成，凡居留满八年者，皆可申请为本地公民——这是新加坡第一期22万各族选民的由来。
亦有资料指出，新加坡订立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四种官方语文，是在1956年。
1965年新加坡立国后，总商会也顺应潮流，继续回馈社会。1993年打破方言帮制度，一致以华语议事：这是“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的最强音！
1955年南洋大学的成立，则是因应1949年后本地华校生升学无门的局面。南大教学语是华语（当然也用英文、马来文等课本）。捐出五百多英亩土地的福建会馆，以及本身不会说华语的华社领导人如陈嘉庚、陈六使，也没要求南大用福建话教学，这是眼下“方言回潮”始作俑者有所不知，或干脆闭嘴不提的事实。
消失的是华语知识层
然而，新加坡接下来的教育史，却是为英语统一教学铺路的各种部署。1979年成立九所特选学校，作为“挽救华校”之举。1980年，南大与新大合并为国大。这意味着华文教育的大学之路已中断。特选学校只能办到中四——这是此后华文教学达到的最高水平。
华社与华文教育界仍然锲而不舍，1979年，在前华校内设立了启蒙班：既然上层的顶盖没有了，就从基础的学前教育做起吧。一个护苗保根的构想，煞费苦心。然而到了1992年，启蒙班也走进历史（新生代学者诗人陈志锐曾为诗悼念）。后来，特选学校数目增加到11所，就那么多了。
回首五十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新生代学者柯思仁便曾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那是用华文华语思考，好几个世代知识层的消失。我们“牺牲”的，不仅是参与学潮工潮的那些华校生而已。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审时度势，本人仍然是这句话：既然新加坡华人与其他种族都已确定英文为工作语和共通语，国家就有必要去完善它，普及它。因此本人也坚决反对Singlish的神圣化。而作为华人母语，国家也必须保障华文华语的传习与地位：至少，要达到优质师资自供自给，才能基本上符合“母语”的资格。
浅析《惠风春雨人生路》
‧2017.03.16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作者：高城人
位于新山的全国高表现学校宽柔二小，日前冠盖云集，许多新山文化界、教育界、报界和华团领导人都赴会，场面的盛大，一时无两。往昔的学生和同道的与会，倍显温馨。
位于新山的全国高表现学校宽柔二小，日前冠盖云集，许多新山文化界、教育界、报界和华团领导人都赴会，场面的盛大，一时无两。往昔的学生和同道的与会，倍显温馨。
大家见证了黄惠春校长的自传式的新书《惠风春雨人生路》的推介礼。病未痊愈的惠春校长，风采依然；隆重的仪式，向与会者传递的信息是：惠春校长的人生，是“风光无限好”的。
诚然，黄校长掌校期间，与团队的不懈努力，把宽柔二小推上了“全国高表现学校”的顶峰。而她个人连续4年荣获“卓越校长表现奖”，也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人生路，不总是柔风细雨的，间中难免有过揪心的凄风苦雨。撇开童年的贫困不谈，她在教育界的路上，曾经体验过从“代副校长”被“降级”回普通教师的难堪，也曾经因为被投诉而必须“收拾包袱换学校”，背后的辛酸和委屈，罄竹难书。
令人欣慰的是，在人生旅途中，黄校长也遇到了许多贵人，例如林明华、洪雁强、曾振强等，使得她能够在“飘摇的风雨中”，重拾信心，从而展现才华，最终成功攀上教育界的顶峰。
在盛大的场面过后，她的心境应该是回复一年多来养病期间的平静，继续为健康而奋斗。
有诗云：“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我们曾经一起走过青山风雨路的同道好友，望着明月星辰，内心的感觉是贴近的，不会有“人在两乡”般的遥远感觉。且让我们寄语蓝天白云，衷心祝福她本着坚毅的意志力和无比的信心，最终战胜疾病，回归学校和教育界，延续华教的辉煌。
学校的GPS
2917/03/16 东方日报/评论版
~作者：陈诗蓉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通过提供方向信息，为现代人大大地解决了迷路问题。存在于各中小学的GPS（Gred
Purata Sekolah）呢？是否也有效地为学校指引了教育的方向？
中文译为学校平均积分的GPS，在政府统一考试成绩放榜后常见诸报端，通过对比学校今年与去年的GPS，作为衡量学校学术表现的其中一项指標。GPS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以大马教育文凭（SPM）为例，每个科目的等级都被赋予一定的分数，如A+=0.0分，A=1.0分，A-=2.0分，B+=3.0分，B=4.0分，以此类推。
量化教育
用应考学生所有科目的等级分数，除以应考人数即可得出学校平均积分。假设一所学校的平均积分为1.0，即表示所有学生都考获了A，为此学校的平均积分越低表示学生成绩越好。接著校方便得以此为依据，为来年同样的考试订下GPS目標。除了GPS，还有GPMP（科目平均积分，Gred
Purata Mata Pelajaran）、TOV （起跳点take-off value）、ETR（预期的成绩，expected
targeted result）等一连串相互关联的数据。
教育能够量化吗？这些看似科学、客观的显性数字是否能有效地为我们指引方向，解决教育问题？量化数据容易获得明確的数值，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检验教学成果，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为教学提供反馈信息，但始终存有局限。
考试非万能，它虽能测试一个人的知识技能，但无法掂量一个人的思想品格、情感价值，还有许多二十一世纪人才所需具备的重要的能力诸如创造、合作、领导、应变能力等，都不是单靠考试就能测量出来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並不是所有可数的东西都算数；而真正算数的东西並一定可数（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not everything counts can be counted）」，为此我们又何须过于放大从考试分数所得出来的数据，让它成为我们教育的指挥棒，让大家跟著团团转？
教育不是工业，学校不是工厂，育人的工作不能像工业生產一样量化管理，靠量化的几组数目字来实现。量化的数据仅能提供基本粗略的参照框架，作为教师修正教学手段，或学生订下目標的参考依据。更大的意义乃在于数字背后的讯息解读及追踪跟进工作，单一地把它拿来作为衡量个人得失，学校成败的指標的话，只会给学生和老师带来压力和负担。
每一年应考的学生都不同，他们並非流水线上可以统一製作的產品，而是有意志有知觉有情感，有不同背景的生命个体，这之间存在许多不可操控的变数。两者之间的GPS能比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