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印中友好和文化交流发挥余热
2017/03/21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第一批回祖籍国的万隆侨中毕业生】
八十年代初我国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与印尼的关系仍然没有打开，无法进行直接的接触和学术交流。我们对断交后印尼学术界发展的情况可以说毫无所知。这对培养和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无疑是很不利的。我作为教研室主任必须想其他途径去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我想起西方学者来，他们一直不间断地同印尼进行直接学术交往，我可否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这时我想起认识的荷兰莱顿大学著名的德欧教授（Dr.
A. Teeuw），他是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史的学术权威，经常到印尼讲学。我可以把他请到北大来作短期讲学。经校方同意后，我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学者来中国讲学必然会有许多顾忌，所以要等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有答复。最后德欧教授终于携夫人来了，我到机场亲自迎接。由于都能用印尼语进行直接交流，彼此间立即拉近距离。后来我们俩成为好朋友，可以促膝谈心和直接进行学术交流了。他对我搞东方文学研究特感兴趣，因为在西方还没有人把东方文学当作一门学科。后来当他了解我们目前的困难是不能和印尼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对培养年轻教师不利，于是答应每年给我一个名额去莱顿大学进修一年。我决定先让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年轻教师去，他们每人都轮流得到一年的进修机会，业务大大提高，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础。
另外我还邀请到法国第一位研究印尼华裔马来语文学的专家学者苏尔蒙（Claudine Salmon）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克拉兹教授（Kraz）等先后来北大讲学。通多几年与西方著名学者的交流，他们也希望能请中国学者到西方讲学。于是我于1986年受法国社会人文学科研究院、荷兰德莱顿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的邀请前往欧洲讲学，着重讲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文学和东方文学的研究成果。我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学者到西欧三国进行这方面的学术交流。80年代可以说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的鼎盛的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印尼苏哈托政府开始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首先是打破经济上的僵局，于80年代中期达成直接贸易的协议。后来进一步在文化交流上也开始设法解冻。1988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语言全国代表大会（Kongres
Bahasa Indonesia），这是印尼官方五年一次举办的有关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最高学术会议，并邀请许多外国的著名学者参加。我也收到了印尼教育部语言建设与发展中心主任安东·慕里约诺教授（Prof.
Anton Mulyono）的邀请，成为断交后第一位中国学者受邀参加会议并作为大会报告人之一。当时中国和印尼还处于断交状态，我必须到香港的印尼总领馆办签证，这里面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没有香港的几位热心的印尼归侨大力相助恐怕去不成了。我成功地出席会议意味着被禁锢了二十多年的两国文化交流终于出现第一次的突破。这次大会使我有机会与印尼学者和华裔社会人士直接接触和交流，同时更感受到语言和文化交流对双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在大会上用印度尼西亚语所作的有关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教学和研究的发言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的发言 一结束便有印尼学者问我对“Tiongkok”（中国）与“Cina”（支那）的看法，他认为“Cina”是中性词，在印尼已经使用快二十年了。当时会场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全场鸦雀无声，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是苏哈托政权有意禁止使用”Tiongkok”而改用含侮辱性的”Cina”，从而促使两国关系恶化，最后造成两国断交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如果对这个敏感问题回答不好就会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缓解。我在众目睽睽下，从语言学的角度和词意所含褒贬性的历史背景有理有节地作了解答，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赏。这是我在断交的情况下第一次步入印尼学术圈与印尼著名学者们直接进行学术交流。我能参加这样重要的学术会议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要解冻。所以会后，我觉得有必要更加努力去培养印度尼西亚语人才和开展印度尼西亚文学文化和两国交流史的研究。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负责来北京建立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的公使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我，因为我在印尼学术界已经有点名声，可以用印尼语直接进行交流。他想从我这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当时我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跟他谈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只有稳定才能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加稳定，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已有不少东南亚的企业家前来投资。我带他去实地参观，看来他很受启发，不断向我称谢，从此我也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的常客，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和学术会议总是邀请我参加。
复交后的第一年，有一位住在香港的印尼华人老前辈叫杨同志特地前来北京找我。鉴于这十多年来印尼语言发展很快，希望北大词典组能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继续编写更大、更新、更全的词典。这位年近九旬的热心老华人不仅建议而已，还亲自带领我到印尼联系更多的支持者，并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苏特拉查博士。后来在北大校长同意下，我成功地邀请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正式访问北京大学。这是断交二十多年和复交一年后第一个正式前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教育代表团。后来经双方的协商，两校签订了学术合作谅解备忘录，把编写两国语言词典作为其中的重要项目。我方把编写《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辞典》的稿件发给对方征求修改意见。对方把编写的《汉语印度尼西亚语大辞典》的稿件发给我方征求修改意见，最后由各自编委做最后定稿。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我主编的一部崭新的、大型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KAMUS
LENGKAP INDONESIA-TIONGHOA）终于在 2000年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刻于雅加达出版了，并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长和我国驻印度尼亚大使都拨冗亲自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从此我尽力参加在印尼或在中国举办的两国学术研讨会，与印尼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友谊。我仍然把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中国与印尼的文化交流史，其中包括印尼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作为我研究的主攻方向和主要课题并用两国文字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赤子之心未变，退休后仍想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继续发挥余热。这期间，我编译了汉语-印度尼西亚语对照的《唐诗一百首》，于2005年8月在雅加达出版，并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由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长亲自主持，近六百人参加。接着，我还继续编译《宋词一百首》，但愿也能在雅加达出版。由于我在翻译工作上做出的成绩，中国翻译协会特地授予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我为促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2006年8月17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国庆61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特地给我颁发了“荣誉贡献奖”，表彰我为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北大新闻网还为此发表了专访报道，说我是“架设文化桥梁的民间大使”。
在风风雨雨的五十多年中，我能为振兴中华和为促进中国-印尼关系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也是“侨中精神”对我激励的结果。从我个人的感受，所谓“侨中精神”，拿当时的历史条件（双重国籍的存在）来说，作为华侨子弟，就是要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中国-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全心尽力；拿今日的条件（双重国籍问题解决后）来说，作为华裔公民的侨中生，也是要为建设印度尼西亚祖国和促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现在无论自己的身份是华侨还是华裔，都在为各自祖国的复兴而积极奋斗，同时也在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合作与互利共赢而不懈努力。这是“侨中精神”的延续。
进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与印尼终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了让印尼学者和广大读者能更直接地了解中国-印尼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仍把全部精力用于搜集我国非常丰富的史料和印尼的有关资料去研究中国-印尼走向战略伙伴关系的整个历史进程，并最后用印尼文写成一部专着Dari
Relasi Upeti ke Mitra Strategis，2000 Tahun Perjalanan Hubungan
Tiongkok-Indonesia（《中国-印度尼西亚从朝贡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的历史进程》）。这部将近六百页的专着于2012年由雅加达罗盘报出版社在印尼正式出版，受到各界的欢迎和重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奔九十之年。我不敢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我却想起苏轼在《浣溪沙》里说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之后，如今中国和印尼已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倡议与印尼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完全契合。所以今后这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和广泛。我这个万隆侨中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感到欢欣鼓舞之外，更多了一层历史的使命感。我只要一息尚存，将会继续为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北京大学 梁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