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丘光耀和叶新田说起
(黄士春)
最近政教界先后出现了名人爆粗话，而且都出自博士的口。
行动党文宣红人丘光耀博士的口头禅“扑街咸家铲”(PKHKC) 和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的一句客话“大龄憨”(TLG)，同样引起话题，有人乘机非议，但更多现场听众和沉默大众叫好。
我想探讨的是，博士级人物，怎么都先后突然爆起粗话来。
先说丘光耀。丘光耀并非行动党党要，甚至连早期的文宣主任职，也因为“仆街咸家铲”引起一些非议而自动辞掉，相信是与减少党的压力和不便有关；但他仍然是行动党的一名文宣主将，压轴讲手。作为讲手，他的任务和首要目标，就是要有人听他的。大家都有一张嘴，为什么人家要听你的？除非你有值得听的地方。丘光耀明显的把握了这个群众心理，他必须以与众不同的口舌去完成他的文宣任务，挑醒更多的人，协助行动党和民联拿下布城。
再说叶新田。其实，他才是天下第一“大龄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商机，那么多的康头，他不去捞，却憨到要做董总主席，丢下正业，放下生计，在华教被长期打压的大逆境中，全职但却无偿的继承着一项艰巨的民族使命—确保华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扬光大。从世俗的眼光看，这不是不折不扣的“大龄憨”是什么？
令人省思的是，年轻的丘光耀和已七十开外的叶新田最后都选择以粗话来寻求自我突破，如果有所不同，前者是出自怒火的喷发，后者则显现了高度的无奈。
所谓粗话(甚至脏话)是什么？那还不是人类生活语言的一部分？它早就存在任何族群中，甚至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口头禅和变相的问候语。在粤客族群中，男生之间甚至互相以粗话/脏话来“互相问候”，还习惯的在形容词前加个“沟”字，以表示亲切、熟络和强调，这都不代表什么，只是生活语言的一部分。问题是什么时候该讲，什么场合不该讲而已。
语言原是表达人的思维和传达讯息的工具，为了有效的表达和传达，同样一句话，该怎讲，才能达到语言的目的，取得发言的最佳效果，那不仅是一种技巧，一种学问，甚至还是一种艺术。
在丘光耀的情况，作为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政党文宣人员，在几乎全国人民都在谈论甚至准备改朝换代的时候，他虽是一名历史博士，但却没有任何党职。作为一个讲手，他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些受人欢迎的演讲条件，当人们对文绉绉的政治演说已感到平淡甚至麻木的时候，他必须奇兵突出，建立他独特的演讲风格和形象，以迎合听众的口味，确保先有听众，再求发挥。当整个国家都在谈改变，都在谈改朝换代的时候，你能代表他们痛骂当权者，你就有听众，有了听众就有所发挥，虽属险招，但肯定管用。
对曾在香港深造和生活过一个长时期的丘光耀来说，套用香港人骂人惯用的那句“扑街”(死在街头) 和“咸家铲”(全家死光) 去骂当政者及其帮凶，肯定会有市场 (听众)，也绝对会大快人心—除了被骂者外。总之，只要你有技巧，有本事制造条件让人听你的，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政治讲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的俗话/粗话/脏话只不过是法律范围内的一种手段而已。
至于董总主席叶新田的情况，他是在森州一个晚宴上分析目前仍在华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关丹独中课题时，在引述了有关批文内容后，套用了一句客家粗话“那么华社岂不是成了‘大龄憨’？”来作反问式的结论。
根据媒体报道和陈思源律师的整理，叶新田在这之前，是这样说的：
(1) “… 独中是以统考及华文为主，要不要参与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是独中董事部决定，若是以国文为主，这还是一所独中吗？”
(2) “… 批文已注明关丹独中要使用国中课程纲要，还须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它不是一所独中，而是‘私立国中’。”
(3) “… 孩子到国中读书是免费的，但批文规定“关丹独中”每年初中的学费是三千六百令吉，而高中需三千九百令吉，这还不包括电脑费及体育费等其他费用。”
(4) “… 为什么是私立国中？因为国中是免费的，现在如果要出钱建校，那么华社岂不是成了‘大龄憨’? … ”
在这样的时机和场合用上这句客家俗/粗话，那是令人叫绝的(从当时听众的热烈掌声回应看来)，也唯有这句传神的客家俗语才能收到明显的刻骨铭心效应，才能让人在呵呵大笑中如大梦初醒，达到了演讲的最高境界和收效。俗不俗，粗不粗，甚至脏不脏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即使丘光耀和叶新田的这两句都是粗话吧，那又如何？如果作为政治人物的丘光耀已对一个五十年不变的政权绝望到非用粗/脏话来表达他的愤怒不可的话，他为什么不能以香港人最惯用的那句咒语？而如果作为长期在逆境中维护华教的董总领导人叶新田，在点出了所谓“关丹独中”批文的关键条件后、在对整个华教前途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失望后，无奈的抛出这句客家俗/粗话作出这样的发问式总结，又有何不可？
在中国抗日史上，广东就曾出过一个每逢带领部下冲锋杀敌以前必高喊粗话的名将，并一直传为美谈。
在我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也曾在1999年在致给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中，就曾以“‘托漆’都不会转脖”来形容香港人，该文当时在香港《文汇报》等刊出后，再由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1999年6月2日)转载；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后来还有人把这封公开信大量复印后，在怡保一带的茶室分发，原来粗话在适当的场合用上是可以那么受欢迎的。
对忧国忧民的丘光耀和叶新田而言，当他们感叹整个国家都快要完蛋、当整个华教都快要连根拔起的时候，救国救亡已是那么火急，还会在乎那一两句粗话吗？(16.9.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