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读者好奇
黄士春
我日前在《光华日报》和《当今大马》及我的面子书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在乎那句粗话？-- 从丘光耀和叶新田说起》的文稿中，曾有这样的一段：
“在我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也曾在1999年在致给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中，就以“‘托漆’都不会转脖”来形容香港人，该文当时在香港文汇报等刊出后，再由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1999年6月2日)转载；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后来还有人把这封公开信大量复印后，在怡保一带的茶室分发，原来粗话在适当的场合用上是可以那么受欢迎的。”
一些读者对这段文字，表示好奇，很想知道我当时是怎样骂香港人的。那已是十三年前的旧文，既然还有人有兴趣，来一次旧文重登又何妨？虽然内容已有点明日黄花，但一些基本概念和事实，可能对香港人还是有点警惕作用的。
以下就是当年曾在香港《文汇报》及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登过的《致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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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人纪念“六四”游行说起
致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
为何枪头对内？
(马来西亚：黄士春)
据媒体报道，香港有数千人于5月31日举行游行，纪念所谓“六四”十周年。正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蓄意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愤怒之际，香港特区的数千人不是到美国和英国领事馆去表达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特区人民的不满，而是向香港特区政府抗议十年前的所谓“六四”，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把枪头对内。
我一向就鄙视一些“死剩把口，‘托漆’都不会转脖”的香港人，满以为回归中国之后，他们在享受了中国特级公民地位之余，心态会有所改变，知恩图报，一切会以中国人身份自居，以中国人立场看问题，但却仍然有人依然故我，怎不令在1997年7月1日守在电视机前激动地观看香港回归中国情景的12亿中国人民和千千万万海外华人华侨感到失望和悲哀？
“六四”已是十年前的往事，早已成为历史，谁对谁错，已越来越有公论和公断。随着时光的流失，经过事后更冷静和更客观的思考，人们总觉得双方都有错，但也都没错，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同：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采取毅然行动，任由事态发展，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分裂成八块 (比夸世纪民族罪人李登辉最近主张的七块更多)，而美国飞机这次炸的可能已不是贝尔格勒的中国大使馆，而是北京的中南海！
南斯拉夫事件终于炸醒了中国大学生对美国的梦幻，火力却不足以炸醒“死剩把口，‘托漆’都不会转脖”的部分香港人，这些人居然还在中国面对极有可能由美国发动的新侵略战争快要到来的时候，仍然对过去已整整十年的所谓“六四”发动游行，再次为侵略者提供口实，授人把柄，为虎作伥，怎不令十二亿中国人和千千万万海外华侨感到痛心疾首？
香港人动辄说“民运人士”，这名词在十年前或许还有点意思，但十年后的今天，当你看到逃亡或以不同方式与借口溜到外国的所谓“民运人士”和所谓“民运领袖”的嘴脸，再看他们在国外的言行时，你会有何感想？
他们除了靠外国人施舍进行反中国的活动外，他(她)自尊是什么？是民族英雄？民族败类？社会渣滓？历史将会公平对待他们。他们在美国飞机蓄意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侵略罪行上说了些什么话？如果不说话，是不是赞成美国的侵略行动？他们既然讲民运，讲民权，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讲些适合他们身份的话？
新加坡著名政治扣留者谢太宝和南非的曼德拉总统情愿坐几十年的牢，也不考虑(更何况千方百计)逃到外国诋毁自己的祖国，英雄与罪人的根本分别，可能也在此。
可是，我们的部分香港同胞，在享受了特区的特权之后，不但没有改变观念，没有培养国家部分意识，没有赏识(更不必说感激)十二亿内地人民对他们的关照与厚望，反而处处为自己的自私利益而做出有组织的反国家反民族活动。
在很多事件上，这些香港人都表现了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绝大多数比他们穷苦一百倍的十二亿中国人民的痛苦上，他们居然还在整天忙着看楼或股票行情的百忙中，组织数千人大游行纪念所谓“六四”，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香港人，即使不知道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人华侨，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强而到处受到排挤、压迫、欺凌和抬不起头，也应该知道最近印尼华人的惨状。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自由，可知道你们已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你们也是享有最多特权而尽最少义务的超级公民，难道你们要的是在美国一天要做两份甚至三份工作才能维持一家生计的那种自由？
你们已处处享受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一切，你们要自由来干什么？
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人才很多，但人渣也不少，更有人渣中的人渣，这些人应该立即接受血液检验，看看他(她)们血管里流的是否还是中国人的血，再鉴定他(她)们是否还配做中国人。
我必须在此声明，我没有必要对“死剩把口”的部分香港人客气，我特地用了“托漆”来骂这些人渣，他们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也该知道我在写这封信时，有多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