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班与我
2017/03/03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印华文学
~作者：阿理
从来没有想过，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的我，此生竟然有机会在澳洲听香港陈耀南教授讲课。
话说孩子们在悉尼求学期间，我每年都来探他们，常会住上短则一月长则一季。是二零零五年吧，友文堂的赖先生告诉我，香港陈教授在雪梨创立了“南洲国学社”讲诸子、古文对联诗词等等。对陈教授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在澳洲“星岛日报”常读到他写的专栏。拿了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教授，就这样进入了南洲国学班。
最初，我是上星期五晚班，中文只有小学程度的我，也不在意混在学识修养与事业成俱佳的同学中，简直就像那凤凰群里的乌鸦。当时的班长是毛佩芳，她和其他同学对我都很照顾，上完课，常和副班长龙小弟一起走到车站，他每回都等我上了火车，才到另一边月台上车。
听博学的陈教授讲课，说古道今，中外兼陈，妙语连篇，那是一种享受。初上他课时，不知为何，我脑海中老浮起在讲课的他持着一把牛刀，我成了只小鸡的画面。老实说要有入学考试，我可就过不了教授那高高门坎。想到这儿，开心不已，觉得自己甚至比以前在香港大学上课的学生更幸运，因为同一篇文章，如今的教授，又有更深湛的见解。
每回上陈教授的课都有所得，最开心是发现他说的古代近代历史故事，不少都有印象，还有了新的认识，才明白读古文，历史地理的重要性。以前觉得读历史古文，是否与时代脱节？但自从听课后，才知道一个人读了历史地理，才能了解人性了解社会，尤其是千古不变的人性。从此，看到了社会上一些人与事，心有不平，或受了气，就会想到这点而见怪不怪了。
教授还常说读好的文言文，是种享受。不读古文，是抹杀了自己的营养。要欣赏和掌握中文的语言艺术，要了解中国的学术思想，探讨中国社会文化，了解人生必要而最好的途径，就是多读古文。特别是《古文观止》。再来是对联，要是不懂不学，可是自己的大损失。
那回还曾厚颜勇敢非常地把自己写的文章给教授看，万料不到他却问我为何不结集出版。
逗留悉尼期间，想争取多听课，我曾又多去了星期六下午班。再后来，不去星期五那班，因为每次回到家太晚，还得“劳儿动女”到车站接我。再到了自己长了辈份的时候，星期六这家庭日，不能总是玩“失踪”。因此，就只好乖乖地上星期二班。
日子一长，对这班同学们有了特别感情。他们之间还有几对是让人羡慕的夫妻档。休息时，常吃到烹饪功夫了得的同学弄的点心，甚至香喷喷的姜醋猪蹄，炒米粉等。放学后，大家也会跟教授一起去午餐，我常常是边吃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教授与背景各异的同学之言谈。
每回下课，也总是意犹未尽，回家的路上，书上的韩愈孔子老子庄子仿佛也跟着上了火车，在我脑海中跳上跳下…
至于我的粤语程度，一听课就给打起一百分精神，全神贯注绝不能分心，可也才明白一半。另一半要看着书本再加上猜。有时是听懂后面一句话了，再猜前面，连接起来，十有六中，高兴得很。但是，也有不少很简单的句子，我却要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明白。如“科学”“杜甫”及不少人名地名。朝代名如“魏”等等。而同学们之间谈话，我大都听不懂。但现在已有进步，最开心的是曾会背了首《赤壁怀古》。不过，我说的粤语，叫人听来，就像那长年不调音的钢琴，弹出的曲子。
因为不能上课的日子总是比上课的日子多，因此万分珍惜每个可以上课的日子。一回到棉兰，逢星期二就会想起在上课的同学，他们今天读到哪里？教授又教了什么？虽说可以自己看书，书上也有精辟的解析，但是终究远远比不上听课的精彩矣！
作业多非学习重点
2017/3/02 中国报/中言
书包太重，小小蜗牛背着一座重重的山，到底是谁的错？
华小作业簿太多已不是新鲜事，这是一门好生意，周所皆知。专栏作者许慧珊曾于两年前在面子书发起“调查马来西亚华小的作业数量”，有家长爆料其六年级孩子的资料和作业簿多达51本，令人咋舌。
校方充耳不闻
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自上任以来，也不仅一次对华小作业簿过量的问题表达关注，无奈还是有校方对教育部的通令充耳不闻，学生书包沉重的情况没太大改善。
在学习过程中，作业不是重点，校方应该让孩子们花更多时间在思考和探索，而非埋头在作业中。
沉重的书包不仅会消耗孩子们本可以用来更好地做功课或参加体育活动的精力。负担过重，也可能导致慢性背痛、发生意外，甚至有可能带来终生的骨骼伤害。
大部分书本并不需要每天背来背去，学生可以把书本放在储物柜里，只带常天上课需要的课本和教材即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成为要学生买更多作业簿的借口。
在科技时代，美国政府也在探讨将原用于纸质教材的预算划拨用于购买电子教材，以及用于健全现代化教育的各类软件。
电子书占优势
尽管对于将注意力从白纸黑字转移到电子书上，并非所有人都支持，但它确实拥有优势，因此，政府在未来也有必要考虑扩大精明教学方式，从而减少作业簿的数量。
书包过重的问题是否与课业压力相关，没有研究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家长和校方都要努力把书包重量保持在标准以内。
当然，也不是每位校长都贪图商家提供的回扣而增加作业簿数量，但若有几只害群之马，就会坏了校长们的良好名声。
勿再让书包太沉重，教育是良心事业，不是营利，这才是正道。
非名校一样可教出好孩子
‧2017.03.01星洲日报/大霹雳
~文：林彩洁
华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向重视教育，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每个人的本性和素质相近，之所以能成为不同成就的人，是因为后天环境的熏陶与雕塑。
华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向重视教育，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每个人的本性和素质相近，之所以能成为不同成就的人，是因为后天环境的熏陶与雕塑。
因此将孩子送到优质的环境生活与学习，是拉拔孩子成才的先决条件，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边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观念，将无形中引领和决定孩子性情的去向。
就是因为这样，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报名入读名校都会出现“争崩头”的情况，尤其是龙年新生众多，龙子龙女争入学，报名的家长阵容更是庞大。所以才会衍生出“龙宝宝什么事情都得争”的话。
得以被标签为名校必有其因，师资素质、教学方针和设备环境等必是顶尖，入读门槛也相对的高。
若能过五关斩六将成功入读，就能是孩子人生起跑点上的一大优势，孩子也会被贴上读名校是高材生的标签，父母脸上也沾光。
入读名校固然是好，但也没有执着的必要，早前怡保一所学校就发生家长排队报名时因抢位置而发生争执的事件，事情演变成这样就偏离了教育的真谛。
其实入读名校必有其代价，孩子为求成为众尖子中的尖子抑或是不落人后，一刻也不能松懈，所付出的努力和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轻。
现今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轻松学习和自然发展，会选择将孩子送到非名校，当然仍是会花更多功夫去考察有关学校的背景、师资条件和教学方针等才做出考量和决定，非名校一样可教出好孩子。
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悲歌
2017.02.28星洲日报/花城内外
~文：李国辉
大马国民型中学为国家培育无数人才，理应成为政府教育制度一环，它应和其他国民中学般享有同等且公平的待遇。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换了无数名教育部长，当局却没有兑现当年对改制中学的承诺，即由政府承担改制中学的开销、三分之一的华文授课时间以及保障董事会合法地位和职权等。
全国81所国民型中学，除教职员薪金外，余者包括设施几乎全由学校董事会及华社资助，华文师资每年都出现严重短缺现象。
更糟的是，学校董事会主权完全不受到尊重，譬如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的校长、副校长及行政人员，长此下去，国民型中学已与国民中学没两样。
政府甚至在《2013至2025年的教育发展大蓝图》忽略国民型中学的地位及待遇，也从未实践当年承诺。
国内一些教育机构，鉴于国民型中学如弃婴般没获得政府照顾，主动为国民型中学未来的发展拟出宏图及愿景。
众所周知，大马华文教育，除了华小、独中和华社民办的学院，也应概括国民型中学和国中的华文班。
然而，华社向来只关注独中，忽略了国民型中学与国中华文班，大部份华裔学生子弟都在国民型中学和国中就读，通过华文班继续学习华文，接受中华文化熏陶。
我国华小、国民型中学、国中及本地大专院校的华文教师或其他领域华文人才，绝大部份皆毕业于国民型中学和国中，这显示国民型中学与国中，亦是大马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的重要支柱。
但我们惊觉每年大马教育文凭（SPM）考生选考华文的人数大幅滑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华文班长期被边缘化，华文师资严重短缺，学生对考试的评分失去信心。
既使老师多么用心教学，学生再努力用功读书，考试时如何得心应手，但考试局评级出来的成绩，总有强烈的落差，更让人疑惑。
华社和华团应锲而不舍争取政府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和资助独中发展，也希望这股勇劲能用在争取国民型中学应享有的权益上，以免让国民型及国中华裔子弟放弃学习华文，影响华教长远发展。
教育不是政治，但大马的政治从来不放弃教育，而且，大马的教育总是乱象横生，剪不断，理还乱，政治局势的混乱，亦把教育绑架了。
政府实践着“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而更让人期盼的是让绩效取代固打，让合理取代荒谬，让教育回归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