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01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打黑”…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 “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语言腐败这个词…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
语言腐败是极权主义政体的文化工具，用来扭曲事实和历史以迷惑公众，从而模糊和推卸制造公害摧毁国家意识的社会责任。这种现象在新加坡不是新鲜事，双语政策就是一个语言腐败的最佳例子。
双语政策，这一词汇的本身正是一个典型的冠恶行以美名，被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从表面来看，双语政策的意思是华英两种语文并重，是很正面的，许多人都会毫无犹豫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双语政策是一个去华人民族意识的语文教育政策；一个表面现象和实际结果全然相反的语言腐败现实。
去华人民族意识是一个不可明言的政治目标，有其二战前后政治上的历史传承因果，也有李光耀清算左翼反对政治势力的考量因素；是一个打黑变成黒打的范例。
在这一议题上，要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新加坡双语教育，以及为何当下的双语政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语文教育，有必要对比1966年前后的教育政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
回顾历史，192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对原本有相当活动空间的华人教育，一个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体制，进行立法管制，以遏止政治意识的滋长。二战后，英政府计划在新加坡建立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体制。
这些对华人教育的规范，和建立英校取代华校的设想与举措，都是为了防范和压抑华人意识在新加坡社会的滋生，不利英国人在新加坡的长远政治利益。
这种鼓励英校与歧视华校的政治思维，贯彻殖民政府的经济与教育政策，然而，这种企图通过奖励与惩罚来打击华人教育的手段，却制造了出乎意料的反效果：华校成为培育华英双语学生的学府。
由于殖民政府和英商只聘请通晓英语文的雇员，所以接受英文教育，有着实质性的经济价值。换言之，接受英文单语教育的华裔学生，可以相对轻易的在社会上谋个生计，所以完全没有学习华人语言文化的必要性。
华校生的处境却正好相反，基于社会现实，华校生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英文，才能有机会到社会上讨个生活，因为华校生即便是在华人商行工作，也得使用英文处理和政府机构来往的官方书信。
这种社会大环境造成的现实是，英校只教育单一英文语文的学生，相反的，华校却培育了通晓华英双语的学生。这一说法是有其历史上的根据。
首先，教育历史上，只有华校强调华英双语并重的教学，比如，由教会主办的华校，而英校却没有积极鼓励学生学习华文的史实，事实上，英校没有必要，也不设立华文科目，因为华人不懂得华文华语无伤大雅，不是一回事。
其次，华校生有以私人考生资历，报考剑桥九号文凭的传统，李光耀所说的命令新加坡大学招收华校生，指的应该是招收这一些具有九号文凭学历的华英双语学生，而不是只有华校文凭的华校生。另一方面，英校生报考华校文凭之事，鲜有所闻，实际上，英校生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这也说明了华校生，有自动自发掌握英文的积极性。
由此来看，在新加坡的原有单语学校教育体系里，华校确实是培育双语人才的最重要学府。这种情况亦反映了华人家长的意愿是，华人子弟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掌握在多元种族社会谋求生计的语文能力。这也是为何华校在百年的风雨中，虽然是举步维艰。却能够坚持发展。
这一段纪实从教育体系和时代背景解释了，华校为何与如何，塑造早年新加坡的华英双语人才。
当然，1979年之后，原本培育华英双语人才的华校不复存在，改由英校取代，也就是说，在双语教育的旗帜下，英文单语教育，全面取代了华英双语教育。
明白了为何当下的双语政策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语文教育之后，还有必要再从1966年的新教育制度探讨，为何会产生去华人民族意识的这一种教育结果。
1966年李光耀实施所谓的双语政策，把非英文源流的民族母语学校的英语文提升为第一语文，而把民族语文降格为第二语文。学生学习两种语文的时间是不对称的以70:30比例，更偏重于英文的学习。
双语政策在贬低民族母语之重要性的同时，也减少了民族母语的学习时间，明显的，这一个违反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政策，落实了歧视华人语文的心态，理所当然，漠视华人母语教育的结果，就是去华人民族意识的实现。
一位教育学者（Chiew Seen Kong，1985）解释了为何会有去民族文化的不良后果：‘母语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媒介，母语教育资源的多少决定文化传承的多少；新加坡出现了华人丢失文化根基的现象。’
另一位历史学者（C M Turnbull, 1989） 证实了社会出现文化断层：‘标志着双语政策失败的新加坡式英语盛行，社会上亦出现文化断层的现象，为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对新加坡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卡立索社会模式感到忧虑。’
1972年，李光耀首次提出卡立索社会的现象，但是，何以40年来情况无所改善？那么，这是否说明了：去华人民族意识，确实是一个不可明言的政治目标？
换个角度来看，李光耀排挤华人语文的说法，也可以从另一个语言腐败词汇来了解：平等对待4种语文。按字面来说，这应该是指，马来语文，印度语文，英语文和华人语文，都享有相同的社会与语文地位。
然而，真实现象并非如此，有两位新加坡学者提出了和事实正好相反的解说。
S Gopinathan (1994) ：‘平等对待4种语文报告书具有去多元化教育的属性，因为推广英语文作为各民族共通的共同语文，在实质上，就是防止母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说，一个标榜多元化教育的政策，却是一个去多元化教育的政策，提倡共同语文：也就是英文，其结果是排挤了母语教育。
Eugene Tan (2007) ：‘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规定保障了巫印英的地位，杜绝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享有语文上的优势。’ 这也可以理解为，平等对待4种语文，是建立在牺牲华人语文的基础上达成；这不就是排挤华人语文？
从这些学者的解说可以知道，语言腐败就是高智慧的政客冠恶行以美名，使用冠冕堂皇的词汇，来精巧包装偷鸡摸狗的勾当，以忽悠民众，操纵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