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6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作者：商丘羊
新加坡华文教育兴灭简介
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在1819年被英国占领，1965年独立，前后146年；香港1842年被逼割让给英国，1997年回归中国，总共155年。
英国人统治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宗主国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实行英文教育，以培养为殖民地所用与效忠大英帝国的子民。这种情形与荷兰殖民主义者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作法大相径庭，前者不准殖民地人民接受荷文教育，后者有选择性允许一部分人接受法文教育。在马来亚，经过数代英文教育，终于形成一种外表为华人而思想完全英国化的人群，称作“海峡华人”，这群人完全脱离中华文化，把英国称为“祖家”，效忠对象是大英帝国。香港并无“海峡华人”，可是同样的教育之下，同样出现效忠英国的殖民地子民。
为了加强统治和安抚这批臣民，殖民地政府会指派某些人参与各种组织，如保良局、工部局、议政局、以及一些临时设立的组织。在受邀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已经接受英文教育者，只有极少部分的是方言群体。殖民地政府为了进一步笼络，设立授勋制度，利用各种虚衔将他们牢牢控制着。然而无论如何，所谓的勋衔绝对无法与英国本土的皇族勋衔、贵族勋衔、功绩勋衔相比，其差别有如天壤。但是这种授勋制度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独立后依然存在，模仿前殖民地的笼络办法。
华人久居马来亚，其中最早的是在马六甲，许多华人在明朝已经定居该处，并与当地土著通婚。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先后占领该处，因为没有施行语文同化政策，华人并没有融入这两个殖民地社会，而在英国人占领之后，施行殖民地语文政策，使该处出现受英文教育的华人。1786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槟榔屿，更早出现此种人群。1926年，英国人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以及周边一些区域组成海峡殖民地，“海峡华人”于焉出现。
与海峡华人不同的华人称作移民华人，他们主要是在清末南迁。180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召集劳工，实行卖猪仔制度，将大批华南的农民贩卖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进行各种劳力工作。1820年清朝开始衰弱，猪仔制度盛行，一群群农民离乡背井南来，为矿场、农场、市镇、道路出卖劳力。1840年鸦片战争也促使大批华工南来。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更多华人南下，形成移民潮。时间来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了逃避战乱，南来人群陡增。一直到一战后，移民潮仍未停息。
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从清末开始，华族社会已出现以方言为媒介语的私塾。1881年，新加坡《叻报》创刊，民智蔽塞的华侨社会得到了启迪，蒙昧渐消，接着维新运动的思想随报纸而进入。维新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思潮随之而入，刺激了寄人篱下的华侨群体。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新马地区华文学校纷纷出现，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遣官员南来劝导华文学校采取统一的华语（即今天的普通话）为教学媒介语，各校纷纷跟进，很快取代了方言教学。华语成为华族的共同语言早已出现，与后来李光耀为了政治目的而提倡的讲华语运动毫无关系。新马华族以华语为标准统一语言，这个现象与香港学校以粤语为媒介语的情形差别极大，而北洋政府以华语为共同语言的作法，成为后来国语的先知先导。新马地区以华语作为学习华文的媒介语，使华侨更为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一战后，因受中国政治运动影响，新马华侨逐渐觉醒，对殖民统治感到不满，罢工事件时有所闻，华文学校师生的觉悟最为明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原先受国民党影响的华侨，此时又加上共产党的影响，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新马两地掀起反殖浪潮。
英国人本来就对华文学校没有好感，任其自生自灭，但是在华校生关注社会运动时立刻采取各种办法以限制其活动，首先就是设置对付华校的各种条例，其中最为完整的是《华校注册法令》，根据此法令，申请开办华校、华校设备、场地申请、人员聘请、董事会组织，到后来连课本也要经过检查，处处受到限制。而更为直接明显的是只要认为校内有人牵涉政治活动，不但可以开除，并且可以驱逐出境。对此法令，华校莫不视之为压迫条例，嗤之以鼻。
新加坡的华校大部分是私立学校，是由热心教育的校董出资建立，这些校董几乎都是商人，也有小本经营者。他们长年累月出钱出力，踊跃输将，为的是让华族子弟接受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在新马华族社会树立了光辉的百年树人的传统。然而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教会创办了不少华校，教会对促进华文教育出了不少力量。
由于媒介语是华语，小学与中学完全一致，这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产生很好的效果，能够直接与中国方面互动，对比效果以粤语为媒介语的香港，新马华校具有不需拐弯的沟通优势。
由于华校生关注社会，必然介入政治运动，在二战前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英国人对一些办有夜学的学校采取关闭与逮捕教职员的方法，特意制造压力。对一般有牵涉政治活动的学校，则以关闭、开除师生为威胁。另一方面，又以学校主动申请，可以获得些少津贴作为笼络手段，以缓解华校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情绪。
新加坡的英校，除了少数是教会主办，其余完全是殖民地政府设立。其中各种科目都以英文教导，没有华文科目，因此绝大多数学生不认识华文，不能够讲华语，形成与华校尚有一科英文而各科都是以华文教导的巨大差异。英校这种情形一直保留到新加坡提倡两种语文教育才出现变化，即各校加入一科华文。然而随着华校逐渐被消灭，到了1986年，华校彻底消失，所有学校已无中英之分别，全部变成英文学校，而华文也成为单个科目。
学校完全变成英校，当局觉得华校被消灭得太快，统一也太过神速，于是又制造花样，把十余间过去是华校底的称为自主学校，可是“自主”只是幌子，校方无论是校长、教师、职员，都是教育部聘请。课程、考试、活动，都是经教育部批准，唯一稍有不同的是所谓选修“第一语文”的学生略增，其余所修都是“第二语文”。
1960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实行两种语文政策，以英文与母语（华语、淡米尔语语、马来语）搭配，许多人以为母语会和英语处于平等地位，纷纷表示支持，殊不知这是李光耀以英文统一语言的伎俩。在实施过程中，母语不断被边沿化，终于沦为真正的“第二语文”。
在学校里，华文被视为“第二语文”，与马来文、丹米尔文处于同样地位。中学生在会考中华文取得及格，升上初级学院或高级中学可以当做积分计算，然而在初级学院或高级中学在过去规定华文必须及格才能升上大学，这规定在许多不懂华文的家长反对下终于取消，他们以华文无用为借口，以移民海外为威胁，也就是说，造成学生学习华文到高中阶段就停止了。在大学里除了中文系还接触华文，其余各系完全与华文脱节。
华文在某些人眼中是钉子，是可有可无的科目，何以见得，在两年制的初级学院和三年制的高级中学，初级学院学生在第一年年中，高级中学学生在第二年年中，可以参加年中华文会考，及格而认为成绩满意，即可免修华文。倘若认为成绩不理想，年底再可参加另一次会考，如果成绩还不满意，又可参加第二年的年中会考，从中取其最优的一次当做升学积分。这样处理，表面马上上看似是照顾学生利益，实际上是把华文当做可以随意玩捏的科目，在学生心理上产生轻蔑的影响。
尤有进者，自从华文被视为第二语文，社会上反对华文的压力从未间断，甚至有部长认为小学会考华文程度应该降低，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弹。因为压力不断，小学华文教师所承受的精神折磨如同千斤压顶，他们（她们）甚至因此迷失了语文尊严的捍卫能力，自我放逐于迎合压力的环境中，于是想方设法，“创造”了许多要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方法，包括戏剧、歌曲、漫画、图片、买卖……，向那些诋毁华文难学的人物举起白旗，跪着自惭形秽。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平台，文化是语言文字的内涵，语言文字还必须有身份的认同，才能够彰显文化的自尊，这是关系民族独特性所不能忽略的条件。忽略这个条件，学习语言文字会流于与学习外来语没有差别，如同外国人学习本国语言文字一样。李光耀曾经说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可以通过翻译去了解《圣经》，他，以他所说，外国人也可以通过翻译了解《西游记》，但这仅是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并非语言文字的学习，因为缺少了文化的自尊，缺少了身份的认同。
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出现“海峡华人”，然而在建国后仅仅21年，就把华文教育从幼稚园到中学到南洋大学连根拔起，完全以英文教育统一天下，此后是否也产生了新的一代“海峡华人”？在新加坡刚独立时，内阁中成员真的是以“海峡华人”为主，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杨玉麟、李炯才，以及陈庆炎、王鼎昌……都是。吴作栋担任总理时，“土生华人”（海峡华人）十分活跃，直到今天，这股势力仍在活动，这只要在电视剧、展览、陈列、服装各方面就可以发现，当局有意把新加坡人引向“海峡华人”方向，形成他们所谓的“新新人种”。
但是，尽管新加坡华人出现“新新人种”，尽管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这些受英文教育的人种和“海峡华人”有何差异？明显的差异是，他们不再认英国为“祖家”，不以大英帝国子民自居。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特点是任性、自我、傲慢、自私、随心所欲、缺乏文化认同感……，对于新加坡，有着暂且居住的看法，为了个人目的，可以随时移民外国，甚至出现不想做新加坡人而要做外国人的念头。新加坡引进大量外国移民，更加速他们的内心焦虑。
纯粹的英文教育，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全民认同感，没有产生一致的向心力，其根本在于缺乏文化的认同与自尊，人心已被塑造成迷茫困惑，无法形成民族个体，成为西方文化异化的怪现象。
香港英文教育产生港独思想
香港被英国统治155年，英国人在香港施行英文教育，而一些华文学校则以粤语教导中文，这情形一方面是由于地缘使然，而英国人从未干涉华文学校，因为这情形迎合它的“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由于香港英文学校一直占据主流教育，因此与新马社会明显不同的反殖思想难以在学生中产生，极为突出的是六十年代香港抗英斗争多是工人和市民，而并无多少学生参与，说明占绝大多数的英校生对殖民统治是认可多于反感。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教育制度没有改变，400所中学有300余所为英文学校，至今回归已经23年，那300余所英校培养了多少英文教育者！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塑造国民精神的基本事业，香港回归能够容忍英校继续存在，未尝不是一个疏忽。可以这么说，那些英校所灌输并非爱国主义精神，仍旧是殖民地遗留的价值观。香港执政当局没有贯彻《基本法》的爱国、爱港基本原则，有着一定的责任。
时至今日，在议会的反中言论、街头的占中骚乱、球场嘘国歌行为、街上挥舞英国旗帜、大专院校张挂标语布条、校园内发放传单等等现象，都是来源于英文教育仍然存在。自从香港回归后，解放军进驻香港，此前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回归前亲英分子莫不觉得末日到来，鸡飞狗跳，纷纷移民，后来观测似乎没有改变，于是又纷纷回来。一些亲英分子，先是以为“六四”平反为借口，然后在议会中配合动作，以此扩大反中的影响力。
无可否认，在香港议会中，亲英思想或多或少存在议员脑海中，一些民主派人士公然挑战基本法是正常现象，而像李柱铭、司徒华、陈方安生……这些原本就是亲英分子的人物，其表现更是不足为奇。1949年中国解放，许多所谓民主人士若不参与，就是沉默、退避，而站在中共对立面的国民党残余，只有转入地下，等待反攻大陆的机会。不过大家都看到，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运动，居然引出许多不甘寂寞的民主人士冒出头来，说明不满憋在内心是极为难受的，迟早都要宣泄出来，更何况香港这群亲英分子！
香港的亲英分子，以为在五十年内可以形成气候，他们也不是愚蠢而没有智慧，利用学生制造动乱就甚为高明。这些年轻不更事的学生，头脑简单，稍微鼓动，即可成事。香港的港人治港尚有30年，2047年将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时间越是接近，亲英分子越是心急，他们尽管有人提出“革命”、“暴力”，如何成事，到大屿山打游击，发动城市游击战，盼望地区发生动乱，等待中国大陆生变，与台独联合起事，希望国际共管，这都是无济于事的幻想。
李光耀在1997年之前，授意新加坡电视台制作十辑《香港特别报道》纪录片，从各方面唱衰香港，其目的是以为香港在九七前会发生恐慌，资金可以逃去新加坡，这做法如同台海危机发生时，他派遣李显龙到台湾鼓动台资移往新加坡的目的一样。李光耀后来引进了几千个香港人，给予工作、房屋，然而不久，这些香港人觉得压制厉害，于是纷纷移往第三国。为了给香港的亲英分子打气，李光耀竟然公开声称香港早在20年前就应该独立，同受教育，同气相投，于此可见。
香港的英文教育者本身没有文化认同，唯有对殖民地宗主国产生虚妄的效忠，实际上香港本土的文化是殖民地产生的畸形文化，而且具体表现在影视方面，因为长期受殖民地影响，已经对本民族文化没有兴趣，更加上大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扭曲的香港特色的影视文化纷纷出现，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所谓伦理片、神怪片、武打片、侦探片，一直发展到六十年代的歌舞片、武侠片、警匪片、僵尸片，完全没有反映香港市民生活，而像《投奔怒海》这较有友意义的影片，简直是凤毛麟角。回归前夕，亲英分子十分焦急，把迷恋港英的心态暴露了出来，拍摄了不少惦念英国统治的影片，如《皇家师姐》、《皇家警察》、《皇庭壹号》……，更以“阿粲”、“表姐”、“表叔”等电视剧人物形象奚落大陆。
还记得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运分子经香港、澳门出逃国外，其间扮演搭桥和接济工作的，除了原本盘踞在香港的反对势力外，最为出力的是香港影视界人物，这些人物有些直至今日，还在为香港的反中势力叫好。
新加坡已经没有了华文教育，仅剩下小学和中学里的一门华文科目，回想先辈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为华文教育拓荒的精神，却被人为摧毁殆尽，不禁唏嘘叹息！放眼香港，回归之后英文教育仍在，看似与新加坡并驾齐驱，然而香港终究要与中国彻底统一，英文教育终究要消失，在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中，香港眼下的亲英动作，必将成为历史中的小插曲，香港人民只要不是自我流放，则将融入中华民族大洪炉。反观新加坡，其中的70%华族人口，则与中华民族渐行渐远，终会流为鴃舌鸟语的新海峡华人。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