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 （一）
作者/来源：2017/11/04 《新加坡文献馆 》
联合早报副刊07/01/2001《历史事件要角回首往事》吹捧王赓武：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能回避一时，难回避一世，在生之年回避得了，长眠九泉之后，别人还是会旧事重提，拿来议论一番的。那时，如果别人对他不公正，他就没法为自己辩解了。研究历史的人深知历史学家的厉害，我们常常说对某个名人“盖棺论定“，参加“论定“的人当中，历史学家从来不缺席。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面对而不是回避，这正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按早报的溢美之词来看，王赓武很有必要对南洋大学历史记述中的模糊不清之处有所澄清。
1、《王赓武报告书》有关大学学制的改变，王赓武本人有着两个不同的说法。
其一，2017年，李淑飞《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183页：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
其二，2003年，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赓武：我记得在1964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长王邦文来找我（注：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学的华校生），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以适应马来西亚的社会。我当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接受他的邀请，答应为新加坡的南大草拟一份报告书。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不同。其一，王邦文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而是王赓武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因为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其二，王邦文来找我，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
要理清的历史问题是，王赓武报告书修改南大学制的建议，是来自王邦文的官方指示，还是，王赓武自作主张？这也正是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所提出的疑问：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有必要一提，谢诗坚文稿並未让王赓武过目。另外，报告书第1章绪言的第1节讲述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由于报告书的工作范围没有明文要求审查学制，所以说，建议南大实行新学制是来自王赓武的主张之说，更为可靠。
在此，王邦文身为南大历史事件的最重要，而且尚存的见证者，确实是有着历史与道德上的双重责任和义务，向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对创办南大做出贡献的广大华人群众，清楚交代南洋大学历史的真相。当然，当年的文化部长易润堂也有着同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王赓武报告书的目的是什么？王赓武也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其一，2017年，王赓武接受李淑飞访谈说：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
其二，1986年，王赓武接受《学苑》访谈说：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
前者说，报告书是着眼南大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的未来。后者说，报告书是要适大马环境的需要，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王赓武提出的两种说法，更像是一名政客的套话托词，如此推搪，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从历史发展的大时代轨迹来看，毫无疑问，王赓武报告书不是为了关切南大毕业生的未来前途，也不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王赓武报告书是延续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教告书之后的，第三份有关改变南洋大学办学宗旨的政治方案。
英殖民政府在打击华人政治的意图上，先是千方百计阻扰南洋大学的创办。在既成事实的无奈之下，利用白里斯葛报告书在黑箱作业的政治操纵下，指责尚在创办进行中的南洋大学，设备不足，所以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
在这荒诞逻辑的基础上，李光耀启动了破坏南洋大学的一连串政府政策。之后，魏雅聆教告书是以马来亚大学为蓝本来英化南洋大学，接下来，王赓武报告书粉墨登场，强行制约大学的学术自主与自由。
历史上很清楚的是，三份报告书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击南洋大学的成长和存在。铁证如山。这是一个毫无争辩空间的历史事实。
但是，被尊称为历史权威的王赓武竟然无视这一个如此显著的历史事实，反而拿南大毕业生的未来前途，和南大要适应新政治环境的借口来说事，那是别有用心的说法。
王赓武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彻底的改头换面为，造福南大的毕业生，让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的狡猾言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径？
明显的，联合早报的盲目吹捧是夸大其词，因为真相正好相反：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回避而不是面对，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新加坡文献馆）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 二）
作者/来源：2017/11/11 《新加坡文献馆 》
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是1986年8月14日上午，刚抵达香港大学的王赓武在校长会议室接受学生会就南大事件的访问记录。文稿声明：访问稿尽量保留愿（原）意，不加任何演译，使大家能似在细听王校长娓娓道出二十年前的一段难忘往事。访问稿全经王赓武校长审阅。
学生会共提十一个问题，第一道问题是：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 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㈠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㈡ 你明白新政府为什麽(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所以)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卻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第四道问题是：
访：但听说在南大课程报告书发表之前已有两份报告书公布，亦有就南大的情况给意见，而这两份报告书已提过南大改革的问题。第二点从资料可见
(《南洋文摘》)
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林和合先生曾同意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不知王校长如何评价此问题？
王：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 要考虑到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 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麽反感。但我要提出南大学生中有拥护反对党的，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以前的殖民地政府对南大无好感是可以了解到的，但行动党不简单，他们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内有英校毕业而不懂中文的，有些根本不是华人，有几个南大毕业生更有相当的地位及活跃，不少刊物也是他所编的，有一定的影响。
在王赓武对这两道提问的回答上，首先，王赓武把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成立，说成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所以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包括教育等。至于，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
其次，王赓武说，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应作废却不作废报告书是有其特别的理由，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
还有，对于新加坡政府不大赞成南洋大学成立的说法，王赓武说，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
暂且不置评王赓武回答论述中之事实的可信程度如何，更值得先行深入探讨的一点是，如何解读王赓武一再重复的：我不是新加坡人，这么一个立场声明。强调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立场说明了些什么？所为何事？
不过，看来，王赓武一旦面对有关王赓武报告书的提问时，就会提出我不是新加坡人的辩护声明。比如，2003年，谢诗坚《 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 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我不知道为什麽，但我想大概我是马来西亚人，也在马大执教，不是新加坡人，也与南大攀不上关係。也许我会用马来西亚人的眼光看待华教问题，会给南大的未来一个比较客观的评析和建议。
在此，王赓武提出了四个我不是新加坡人的解说：
1、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
2、不作废报告书是有其特别的理由，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
3、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
4、我不知道为什麽，但我想大概我是马来西亚人，也在马大执教，不是新加坡人，也与南大攀不上关係。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对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一无所知。
其实，这一种不是新加坡人就对新加坡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开脱，是十分的天真愚昧。为何马来亚人即便是生活在吉隆坡，就不能够熟悉近在隔邻的新加坡社会现实？
历史事实是，王赓武是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受教育，并且是1950年代新加坡政治变更的参与和见证者。做为一名职业的历史教授，王赓武应该，也必然比任何人都要更清楚当时新加坡政治现实的来龙去脉。
对于王赓武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妨看看其本人如何讲述有关的历史事宜。2011年 6月19日，联合早报《王赓武教授回首八十年》是记者在东亚研究所的专访记述。
他前来新加坡上马大念书，犹如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1954年从武吉知马校园马大毕业。
王赓武说：“当时的反帝反殖气氛很浓，还有马共。各民族也各有自己的党派和各种政治活动。我们学生之间不停地谈，天天谈这个事情，除了读书之外，就谈新的马来亚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建国。当时社会非常复杂，每个民族都有极端分子，想法是以自己的民族为主。我们马大的一些学生认为一定要想办法建立多元民族社会和建立一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
“也因受到环境影响，注意到历史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奥妙，所以就想研究历史，想懂得历史的总趋势、总变化，看有什么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应付当代的情况。”
“我在英国的时候，是新马向英国争取独立的时代，我们当学生的一直都挺注意，觉得基本上的发展方向是对的，所以先是马来亚独立。新加坡有另外的问题，相当复杂，当时马来亚也不要新加坡，英国人则想保留新加坡作为殖民地。”
马来亚在1957年8月独立，王教授正好在同个月份回来。他先是在马大新加坡校园执教，后来在1959年北上吉隆坡，参与当地马大校园的建校工程。
“虽然我是在大学里工作，但因为我念的是历史，所以对当代历史也很感兴趣，留意各个党派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很关心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所以认识很多朋友，包括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也了解建国过程中应该怎么去应对。”
当新马宣布分家时，他正从澳大利亚讲学后准备回返吉隆坡，在悉尼过境时在电视上看到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落泪的一幕。隔天在新加坡转机回吉隆坡时，看到有人在机场内燃放爆竹庆祝。他当时很费解，也很难过，觉得这太可惜了。
“新马共同的地方非常多，其中一个区别在于一个是以马来人为主，一个则以华人为主，要消解的话，并不是不可能，但得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当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家也愿意想方法来跨越这个民族之间的困难，这个理想我觉得是对的，也是应该有的。固然拥有多元民族，但未必不可以建立成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这个理想我觉得是值得去争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赓武教授回首八十年》绝口不提王赓武报告书。在此，历史的讽刺是，如果没有王赓武报告书的存在，王赓武就不会成为一个如此被人熟悉的名字。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撰写王赓武回首八十年的新闻价值。
此外，还可以补充两点报导没有提及的信息，其一，王赓武是1953年2月成立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并且被选为首届主席。其二，王赓武是1968年3月24日成立的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创始人之一。可见，王赓武的政治背景非同小可。岂能是一个政治无知者。
回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华惹一代的大学生政治活动，王赓武和许通美投靠李光耀之后，仕途风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相反的，华惹的其他成员则历经了人间炼狱，林福寿和博树介，在无司法审讯的政府行政命令下，被分别囚禁了21年和18年。囚禁远远超出了重大罪犯的无期徒刑，因为杀人囚犯在坐牢13年后就可以获得释放。
在历史事实下，历史教授王赓武，拿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开脱王赓武报告书的历史责任，那可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悲剧性历史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