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华作家华文之心路历程
2014-04-19 南洋商报/商余
～作者：梁丽秋
月前参与了苏北作家应拉曼大学中文系之邀举办的讲座。《向世界华文文学出发———棉兰华文文学的兴起》，演讲嘉宾包括林来荣、陈巧音、苏淑英及阿理。
4位作家远道而来以示对此次活动的重视。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为邻，印华作家与马星作家早有联系。印华作家于1998年成立印华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协，随之棉兰也于2008年组织分会。印华作协苏北分会主办两届苏北文学节，广邀国外文友参与交流，开拓视野，是印华写作人走入世界华文文学初步阶段。
以补习为名教导华文
回顾印尼当时政治动态，从1960年排华事件起，许多印尼侨胞被遣送回中国。
1966年3月间，华文学校被正式关闭。当时的巨变为印尼华裔带来极大的痛苦。华文教师失去谋生的工作，华人子弟断绝了学习华文的机会。然而，在这种打击下，还是有不少华文教师坚持不放弃自己的岗位。他们在暗地里进行华文教育，以“补习”方式教导华文。
1963年，印尼与马来西亚在政治上的关系紧张，曾经引发抗马的行动。然而1967年之际，印马重新建立邦交，一批棉兰华裔子弟获得机会到槟城韩江中学受教育。讲员嘉宾林来荣就是当年其中之一有幸到我国接受华文教育的学子。
1970年，印尼政府再次对华人进行残酷的约制，宣布禁华文的政治策略，以断绝当地华人文化，削弱华族经济地位。华文被禁持续32年，一切有关华裔文化活动也随之消失。这一断层无疑成了学习华文的致命伤，当地华文远远落后于其他临近国家。
1998年又一次更严重排华事件，许多印尼华裔离开国土，印尼强大的经济支柱纷纷撤离，导致国家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这段时间，部分家境较好的学子被送到槟城、马六甲或新加坡学习华文。
以复印方式传阅
苏淑英补充，对于家庭经济能力不济的学子，唯有靠补习老师，即前华文师资给予“偷偷摸摸”的指导。华文老师皆冒着生命危险兼为谋生计而教。他们一般使用复印的华文书本进行教学。一旦被捕的教师，轻者则罚款了事，重者难免遭受牢狱之灾，但不曾把热爱学习华文的诚心浇灭，反倒越挫越勇。后来，他们干脆利用佛堂来进行华文教育工作，且在艰难中获得一些香港杂志《姐妹》、《读者文摘》等书籍，以复印方式大量转售传阅。
坚持写作投稿
谈及如何培养写作风气，林来荣道出作家私底下坚持写作，把文稿投往马星华文刊物。当然，所写文章内容有所顾忌，批判性较少。阿理则补充说，她的文章多写关于身边的故事，甚至有自传的内容，文章体裁多为散文及诗。在4位作家当中，阿理著书最多，共有3部。她的第一篇文章叙述弟弟去世，获得文友的支持后续写。
1999年，棉兰第一份华文报章《印广日报》创刊，这份喜悦为写作人提供发表作品平台，鼓舞继续笔耕，陈巧音即是其中之一。报章上大幅刊登其作品，促使她毅然走上华文写作之路。
此后，素有“盲人总统”之称的瓦希德，开始对华人政策有所放松，林来荣强调瓦希德总统的确给印尼华人很多帮助。印尼政府在2000年后消除了资源管制，资讯开放政策大大提升华文在印尼社会的地位。尔后华文在发展印尼软硬建设，包括文学与经济方面，有极大改善与进步。
随着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项目，让华文在当地得到更蓬勃的发展。
目前印华作协相当活跃，但年轻的写作人较少。另一方面，印尼最近开办了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中文是其首要科系。印华作协苏北分会将协助他们组织华文协会，以鼓励更多的新生代投入华文文学领域，提升年轻人的写作水平。
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印华写作人熬过了32年的严冬岁月，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到来。祝愿印华作协：文学天长地久，文化渊远流长！
名存实亡
2014/4/17 《新国志》
～作者：俳优
从报章上看到詹道存教授提出“恢复‘南洋大学’仍有可能”的言论，我猜想这或许是有某位高层刻意让他“放话”，目的就是要试探水温(Test the water)。众所周知，当年老李决定关闭南洋大学（南大），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而且耐人寻味的动机，坊间当然也出现许许多多的揣测，如果单从正面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处在闭关自守的文革时期，也即是说中国与世界各地很少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往来，导致包括东南亚各国只好纷纷转向跟西方国家打交道做生意，因此华文华语便失去了经济的价值地位。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今时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开始看到华文华语的经济价值和地位，所以才会出现回复“南洋大学”这样的“小动作”，不是吗？
在探讨“复兴南大”这个话题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先回顾南大的创校动机和使命。
当时的东南亚几乎都是西方的殖民地，虽然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华人，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洋人为这里的华人办以华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华校，因此像新加坡的华校主要还是由当时的会馆来创立；可是当这些学子们念到中学毕业之后，由于这里没有华文大学，他们只好到大陆、台湾和香港继续深造，以当时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机会上大学深造的可说是寥寥无几，失去了许多栽培人才的机会，这便是当时华人社会兴起在新加坡创办华文大学的动机。
南大的创立过程可谓有血有泪，而且也不只是关系到新加坡，而是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一部分筹建南大的资金是来自东南亚各地，更有许许多多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到南大深造。在筹备建立南大的过程，整个社会一片沸腾，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包括三轮车夫和舞女都纷纷慷概解囊，充分展现出华人社会的团结精神。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多数这些捐款人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他们恰恰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更渴望下一代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南洋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背后所隐含的所谓“南大精神”，还包含着那一代人的血泪、期望、牺牲、团结、包容等等。。。
当年南洋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充分体现出办校的宗旨，那就是在促进社会繁荣的同时，更要发扬华人文化的精神，别忘了，南大是一所华文大学，也即是说南大是用华文作为主要的教学语文，它的校徽是三个环分别代表文、理、商等三个院系，是一所传统“三院九系”的大学。而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官办的英文大学，它开始是称为南洋理工学院(NTI)，背后的理念是效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理工”二字凸显出它是以“工学院”作为核心院系，总之南洋理工大学的宗旨跟南洋大学的宗旨是南辕北辙，肯定不是在同一条线上。如果有一天南洋理工大学改名成为南洋大学，这所新南大跟原本的南大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一所是民办的华文大学，另一所则是官办的英文大学；一所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出发点，另一所则以培养专科人才为导向。
总之，假如一天出现了“新”南大，它肯定无法延续旧南大的精神，也只能说是名存实亡。话说回来，“名”也还不只是一个虚名罢了，所以我们也只需要用平常心来看待，没有必要继续争论，再过多几代人，或许什么是“南大精神”也都没人知道了，不是吗？
国民型中学定位评析
2014/4/17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谢诗坚
最近（3月30日）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联合11个团体针对「恢复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法定地位」举行交流会，一致担心国民型华文中学会变质，因为其华校特徵也澹化了。为此交流会要求华社协助釐清一个迷思，即建立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法定地位或说恢复其原来的「法定」地位。
这个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也是有其历史因由。只是这么多年来，国民型中学基本上保住其原来的特徵或不让它急快的改变，也就一年复一年地让问题存在的同时，也让国民型华文中学「保存」下来。不过时至今日，国民型中学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改制与接受津贴，而是有些国民型中学快「面目全非」了。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国民型中学？这是一个与历史和教育法令分不开的课题，也只有回顾历史怎样改变华文中学的地位和法令怎样改变华文中学的特质，我们才能从中看到问题的症结。
首先是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公佈，而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这个报告书的「最后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下，本邦国语乃主要之教学媒介语）被取消以后，全马的华教团体就对《拉萨报告书》没有太大的争议。
不过，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已允许华文中学申请津贴成为国民型学校，槟城钟灵中学就是因势利导成为全马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一间最早的华文中学（创校于1917年，1923年发展成为华文中学）。儘管当年学生罢课也引发学潮，但钟灵的改制已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
与此同时，在1957年的教育法令中，有对改制学校的董事会作出实质性的改变。换句话说，一旦学校接受改制或接受津贴，它的董事会就不再维持过去，而是有了重大的改变。它规定董事会由下列人士组成：1）赞助人派出3人担任董事；2）官委3人；3）校友代表3名由校友中选出；4）家长3名由学生家长选出及；5）信託人或信理员3名，由委託人选出（基本上董事是3年1任的）。董事会从15人中选出主席及财政各一名。
这就是说，全数15人是教育法令所规定的人数（也有人称为学监会）。校长不是董事，但却是董事会的当然秘书。
标准型董事会章程
这份标准型的董事会章程是为了顺应华文小学的改制而出炉的。在经过2年之争议后，于1959年拍板。请注意在初期的所谓官方代表是由董事会推荐而由当地教育局委任的（这也是雪隆董联会与教育局达成的默契）。但到了今日，所谓官委的董事在一些州（如槟州）已被「冻结」；走了一个就少了一个，不再委任。
这样的章程在后来也适应于改制的中学。换句话说，在官方的眼中，只有这样的董事会是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的。
于是在1960年，政府又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这项法令也规定华文中学必须要在1962年前作出决定，或改製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不改製成为独立中学。华文小学在早前已改製成国民型华小。
这种硬性规定比1957年的教育法令更加严格。在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号召下，全马有16间华文中学给予响应，走自力更生道路；但有55间接受改製成为国民型中学。
这两者的差别在于独中可继续採用华文为媒介语，董事会不变，且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而国民型中学则採用政府的教育政策下的课本，参加政府考试，只保留华文课的教学，而董事会也得依据1957年教育法令改组（与国民型华小一样）。
在当时，接受改制的中学绝大多数选择保留校产，政府也就将这类的国民型学校称为「半津贴」学校，不是全津贴学校（校产属政府）。在这样的机制下，半津贴学校得为学校的扩建、改建和重建自行承担费用。一向以来，华社从来都把国民型学校视为华校也就乐不乏疲地给予无限的援助。因此今日马来西亚的一些华校（不论是国民型或独立的），展现出堂皇美观的校舍，也反映了华社对教育的热爱与无私。
两大类华校的际遇
然而经过岁月的流转，两大类型的华校也有不同的际遇。独立中学从最初的16间发展到今天已有61间，学生人数长期以来有所局限也不理想，直到近些年来学生人数才有一些突破，达到近7万名之谱。因为董事会拥有自主权，可自行为学校做出规划，也就不存在「独中定位」的问题。
至于国民型中学，也从最初的55间发展到今天的78间，而且学生人数超过13万名，是独中生的1倍。这意味着在国民型中学就读的学生还是大有人在。
不过因为董事会权限受到限制（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是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一个组织，因此没有另外向社团或公司注册成为法定机构。另一个组织是家教协会），以致在一些年来国民型中学面对华文特徵受到冲击的问题，比如当下有20%的校长不谙华语华文，而董事会显得爱莫能助。
尤其严重的是，根据发展理事会主席林荣华披露，在马六甲有一间国民型中学，70%的教师没有华文资格，华裔教师只佔25%。
还有在1996年的法令下，林荣华说78所的国民型中学改成国民中学，但仍无法与国民中学享有同等地位。
虽然我们曾听闻政府有意「恢复」「国民型中学」的字眼，但其地位或定位是否朝向保持「华文中学」的实质，则未有定桉。
即使78间国民型中学已在1994年组成「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以捍卫华文地位。但因校长属公务员，对政府的影响有限，他们也无法影响教育部对校长的选派要有基本的标准（通晓华语华文或华校出身的）。因此这个组织虽号称「华中」，但他们也担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华中」的本质。
另一方面，在2012年正式注册的国民型中学发展理事会近年来虽有大动作和与其它团体合作以保护和捍卫「华中」的地位，但也同样面对组织不够强大和力所不逮之苦，也就焦虑董事会「解救」不了学校的变质。在这种情形下，董事会因随着改制而变化，也几乎是「约定俗成」了。这就是董事会当下的定位（历史造成的局面，也是接受改制的结果）。除非有能力促政府改变既定的政策，对国民型中学的结构作出明文保障和再转变，否则不易为国民型中学寻求新的「定位」。希望有代表性的团体和法律界人士能对症下药，以把国民型中学从困境中拉上来。
国中华文班“被自生自灭”
2014/4/16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沉俊荣
有些老掉牙的问题，谈了几十年还是悬而未决，甚至变本加厉。
记得早年就读国中，从预备班到中二都是下午班，少得可怜的华文课节数通常编排在非正课时间，有时甚至要几个班级“凑合”在一起上课，但印象中笔者很少缺席，有课尽量上。
那时年纪小，不懂得“大是大非”，也不了解什么师资荒问题，只知道上课可以读到熟悉的方块字，还可听到老师用华语讲课，感觉就格外亲切。
当时比较好奇的是，怎么母语班老师几乎都是中年人，完全看不到年轻老师身影？后来看报章瞭解时事课题，才知原来这些都是退休老师或华小老师，因母语班严缺正式受训老师，他们才以时薪方式帮忙填补“空缺”。
中三至中五就读上午班，学校总算安排合格受训的老师教华文，但华文课还是无法列入正课。想上华文课的华裔生，只能在其他友族同学都放学回家后，挤在闷热的课室上课。
前几天因採访“全峇国中华文学艺盛会”，跟两位接待记者的国中华文老师閒聊，笔者发现国中母语班师资荒已不是想像中严重，而是“非常严重”。
华文教师包山包海
以前退休老师可以兼任母语班老师，现在却诸多限制，像峇县有两所“顶尖”国中，全校仅有一位合格华文老师，却要“包山包海”教完预备班至中五的华文课，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
之前政府还推出“华小教师参与师资大专化特别培训计划”（PKPG），培训约520名华小教师进入国中教华文，但2006年后突然喊退，连专门培训中学华文师资的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UPSI）也无法满足需求，师资荒问题已越发严重。
还有种种因素加剧国中华文师资荒问题，这问题可大可小，要解决也非三天两夜的事，但眼前教育部对这些问题似乎视而不见、置诸不理，华社也没有任何代表在内部争取或陈情反映，国中华文班是不是准备自生自灭了呢？我不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