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 以后再说吧！
2013/01/10 南洋商报/ 言论版
～作者：罗汉洲
话说，鲁智深为形势所逼出家，替他剃度的长老口念三皈五戒问他可否遵守，鲁智深一一答应说可以，唯独说到必须戒酒时，鲁智深犹豫了一会儿才说：知道了。
后人称赞鲁智深聪明，因为“知道了”不等于“可以”，他只表示知道出家人不可喝酒，但他可没答应遵守这一戒，就好像我知道儿子要做某一件事，却不等于我允许他去做，也不等于我以后不阻止他去做，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既然没有答应过，所以鲁智深后来就喝酒了。
上周三，在《南洋商报》副刊“读书人”版中看到一篇文章写道：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出版《知道了：硃批奏折展》。“知道了”为皇帝批奏折常用语，既不是可，亦非不可，只表示皇帝当下尚无裁示。
知道绝对不等于可以
换言之，皇帝过后可批“所奏照准”，也可批“所奏不准”。
举例而言，假如阁下写信向银行借100万元，银行经理回信说“知道了”，阁下会认为银行已答应，可以开支票出去了吗？相信阁下绝不会这样认为。
诚然，在一切语言和书信交往中，也不管什么机构的公文，“知道了”绝对不等于可以，不等于答应。
但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却说“知道了”就等于答应。
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
事因教育机构及教育注册官苏比利回函给吉隆坡中华中学，对后者要求在批文中肯定关丹中华中学是独立中学的地位时说“知道了”，就字面了解，这是苏比利表示他已知道隆中华的要求而已，但魏家祥副部长却说苏比利已答应了有关要求，他又说如果有人仍然说“知道”不等于答应，那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有这样的等于法吗？我实在想不通这种逻辑。
魏副长说今天是向前跑的时候，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了。
向前跑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时候呢？掩耳盗铃的时候么？
强把“知道了”说成是“答应”，那就是掩耳盗铃。魏家祥似乎没有把“国民型小学与国民小学同等地位”，以及华文中学改制的经验放在心上，还是不懂得防患于未然，只管在救火上下工夫。
不能靠想当然尔办事
好吧，我们就往好的方面去看，往前跑吧！苏比利可能在三几年里面不驳回隆中华的要求，甚至在他任内都不批驳，这是往好的方面看。
但谁能保证他的继任人也不驳回这要求？退一步来说，就算教育机构及教师注册官不反对隆中华的要求，但比这职位高一级、二级的官员也始终不反对，不驳回这要求吗？只要一日没有答应下来，这事隨时会发生。
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华小和改制中学的景况是殷鉴，我们必须依靠安全的法治，不要依靠人治，不可依靠“想当然尔”来办事。五十多年的华教历程清楚显示人治不可靠，口头保证不足信。苏比利可能因为大选将届，为了安抚华人，于是好像鲁智深般逼于形势般而采取此权宜之计，但一句“知道了”却有如皇帝的硃批，以后可左可右，可上可下，仓促之间就把“知道了”
解读为答应了，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罗汉洲 时事评论员）
独中迎来了春天
201/01/10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谢诗坚
报载独中人数在今年又有突破，引发许多人將目光移向独立中学，但北马的独中则是今年才有真正的突破。这是因为整个风气不但从南吹向北，也印证了北马的独中在坚持中已得到家长的认同和支持。我经常强调坚持是最后胜利的基石；没有坚持一切不会开花结果的。
北马的独中终於在2013年的新学年迎来了许多年以来期待的第一道曙光。自此之后，我们希望独立中学成为政府中学的另类教育，以其独特的办学方针的优势，让学生与国际接轨。
在这方面，我想以韩江中学为例，阐述华文独立中学在风雨交加中如何坚守岗位，而在危难中又如何展现出临危不乱的可贵气节。
韩江中学是闻名遐邇的学府，创建於1950年。1953年开设高中部。最膾炙人口的是在创办之初，创校人林连登一口气请了5位博士来执教和掌校，一时传为杏坛佳话。后来因董教办学观念的差异，博士也一个个走了。最后一位博士校长方学李（1958年）与林连登打官司后也走人，下来的校长就不再以博士为准了。
在这之前的1957年，韩中的学生为支援钟中生反对改制而开展罢课游行，及后波及檳华与檳中。再下来席捲全马波澜壮阔的1114的学运，为华教写下血泪史。
虽然转入1960年，学潮不再，但达立报告书掀起的波浪又再一次震撼华教。当这份报告书在1961年转成教育法令后，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选择要成为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製成国民型中学（钟灵是在1957年最先接受改制），共有16间不接受改制，成为独立中学。
这16间中学在南马最著名的首推新山的宽柔中学。它在1958年即明確表明不接受津贴而成为独立中学。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它终於成为全马第一大华文中学，学生逾万人（另一个校园在古来）；至於北马最著名的韩江中学也是在1962年不接受改制。它是北马区唯一不接受津贴的华文中学。正因为韩中董事会的坚定立场，它为北马竖立了一座光辉的形象，也成了林连玉的坚定支持者（有了宽柔与韩中，林连玉的牺牲也堪可告慰）。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局曾拒绝戴国良担任副董事长（我到今天尚弄不明白，不接受改制的韩中的董事会怎么由教育局制指定？照理只有接受改制的中学的董事成员要经教育局的批准，应该不包括独中的董事在內），但在那个时候（1962年），韩中的董事会巧妙地邀请陈朴根国会议员担任董事长，並获得一致授权改组董事会。於是一个属於非盈利公司的韩江董事会便在1965年正式获得註册而成立。
韩中陷入董教纠纷
与此同时，也在那个时候（1962年），韩中聘请邢鹤年（原日新中学校长，后来日新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出任校长。韩中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根据估算，在1963年时，韩中（分上下午班）全体学生共达3600名，过后也维持在3000余名之间。
转入70年代，韩中的生源受到国民型中学的衝击（檳城共有10间国民型中学，办学获得家长普遍认同）。为了弥补生源的减少，韩中开办了大学先修班。那时获准开办先修班的中学寥寥可数，韩中先修班大为吃香。数据显示在1975年，当韩中的学生维持在2千5百多余名的时候，先修班的学生竟近千名。这个失衡的比例说明了韩中的中学生（中一到高中三）不过是1500名。
1978年韩中朝向后期中学发展，开办新闻班。虽然人数不多，但启开训练报人之先河。后来在华文传媒界名闻遐邇。
不幸的转入80年代，韩中教师酝酿组织教师职工会。这个命名为「西马独立中学教师职工会」於1985年要求校方承认职工会。在不获董事会接受下，董教关係陷入低潮而闹僵。自那时开始，董教各执一方，闹至上法庭爭执，遂大大地影响了招生，也因此连带关係的新闻班也在1988年停办了，整个韩中进入了冬眠时期。一座曾经辉煌一时而被誉为最美丽校园的华文中学到了1992年时，学生竟只剩下797人。这一年新生仅17名，若再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为使局面有所缓和，董事会与职工会在1994年达成「和解」。
1995年杪，企业家陈国平入主韩江董事会。这个时候韩中的学生竟然只跌剩350名，严重亏损。新董事会面临一个严重的挑战和考验：是要续办韩中或置之於死地而后生？经过周详的研究后，董事会决定拔地而起，重新出发。於是「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成为新的办学方针。
虽然在1995年暂时结束了董教纠纷（但官司没了结，直到2009年才在高庭全面地一劳永逸地结案），但从1985年开始的董教交锋，確实让韩中陷入万劫不復的悲境。我们因此將之形容为「韩中十年的文革教训」，因为这10年的纠缠不清让韩中倒退了30年。
出乎意料地在1998年，印尼又发生排华运动，导致许多家长又把孩子送到北马受教育，韩中也在那一年收取了389名的印尼学生。数目之高，超乎想像。这一下子，韩中又再生气活泼起来。
一年之后，印尼局势平静，学生纷纷回国，韩中在清理职工会留下的问题后，又重新启动改革机制。本地学生也逐年的增加。但最大的激励来自韩江董事会於1999年获准开办韩江学院，並在2000年正式开锣，迎来了首批200名新生。
这振奋人心的新里程碑也带动韩江中学的发展。在家长的认同下，韩中不负眾望地推动改革的工程。其中，最大的工程是在2003年完成新学生宿舍，由檳州中华总商会耗资200余万元兴建。在2005年又耗资30万元设立英语中心。
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交流后，韩江中学终於在2010年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这项新的道路是结合独立中学的特色与吸取国际学校的办学方针，谨慎而又实事求是地推出三语教育的独立中学。
自从2011年引入剑桥的课程和保持华文的课程后，韩中的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內已能掌握语文知识，他们可以在校內充分地接受华语华文的教导，在集会或活动时用华语交谈；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如英文周）和特定的场合自然地用英语交谈。
正因为我们真正贯彻三语教育，今年的家长真的热烈地为孩子报名。可惜我们的学额有限，今年的新生也只限在300名左右。对於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百名学生家长，我们也只好说抱歉了。
韩中到了今天已更具信心能回到从前的辉煌年代。我们將学生人数控制在1200名之內，因为我们要办的是素质教育不是数量教育。这60年的风程雨路，我们挨过了多少的酸甜苦辣才走到今天。这是董教学及所有关心韩江的人所付出的努力与心血有以致之。韩江它永远是华教一盏不灭的明灯！
元芳，你怎么看关丹“独中”？
2013/01/10 光华日报/评论版
～作者：董格宁
关丹“独中”的缘起，始于1992年3月29日的彭亨州董联会常年大会。兜兜转转，拉拉扯扯，“关丹復办独中工委会”屡陈申请书，前前后后，廿余年了，悬念重重，一言难尽。
所幸经历那一场惊天动地的308政治海啸，民心变了，行情新了，版图换了，大选近了。这一纸批文，不得不顺应五千人出席的520和平请愿大会之诉求，赶紧盖章，加速发出。
可惜，批文所书，欲盖弥彰。去岁我在〈遮遮掩掩关丹“独中”？〉已言：说了一点，不说重点。蹊跷之处，就一句话：举目都是。缘由所在，匪夷所思。“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接马青总秘书蔡金星挺身代辩的那一口准官腔，马青教育局主任张盛闻如今乃至促请董总，“应该先行了解教育部公函用词的意义，再就关丹中华独中补充资料被教育部接纳一事，作出评论”云云。
张盛闻在文告中的口腔一如既往，表示“公函中表明知会教育部，并要求教育部接纳这项通知，而教育部也在12月11日正式回函表明接纳这份通知，以弥补该份批文（bagi melengkapkan kelulusan)”云云。但是，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当初宣布的，实是这么一回事：部门教育机构及教师注册官苏比利已在12月11日回函吉隆坡中华独中董事部，告知部门“知悉”（mengambil
maklum）华社要求补充学校注册资料的要求。
唯恐大家不明其意，魏家祥当日还做了这一番经典的诠释：“这就像市议会批准你建屋子时，（公函）说‘没有阻挠’（tiada halangan），这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它所有术语都是没有阻挠……每个人拿到这封信，就是去做（房子）了。”
尽管如此，推溯上来，这一切不过是“我知道了”的意思，不是吗？当初博客林放在www.limfang.com公布“供大众检视”的“教育部的七页函件”，内文的用字，也是同样的含糊晦涩。
时任《独立新闻在线》记者的刘伟鸿在〈国语国中课程为主未提统考，疑似关丹独中批文网络曝光〉报道：教育部要求学校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Bahasa Pengantar）。
此外，刘伟鸿当时也引述这一点：批文第八条文阐明，教育部“了解”（ambil maklum）学校采用国家教育课程以外的范畴，没有明文规定同意或者禁止学生报考独中的统一考试。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直到此时，直到此刻，批示独中的新建之事，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教育部立场一以贯之，从来不曾改变：没有绿灯，“维持的现有独中数量”。他们回复华社的来函所言的点点滴滴，仅是“收到了”。
收到了，知道了，知悉了；是可，还是不可？“元芳，此事你怎么看？”回顾往事，当见悲凉：宽柔独中当年申请（古来）分校，所得批示，据说乃是准予“扩建附加校舍（Blok Tambahan）”。
这么一问，当见国家的转型，还有n大段距离。60年代开始排华的印尼，也重建了华校的体制，半岛以北的泰国，甚至一举开办了勿洞国际中文大学。这个国家的2.0呢？
研究生教师
2013/01/09 韩视新闻中心
～ 作者：吴嘉豪
教育部订下中、小学教师在未来至少必须要拥有学士学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师虽然没获得政府的经济援助，也自掏腰包，自动自发报读学士或硕士、博士课程，精神可嘉。
这些报读学位的老师表示，他们是为了应对教育部在将来，可能会要求老师至少必须拥有学士或硕士学位，才继续深造；也有一些老师是因为有许多老师已有拥有硕士资格，自己若不进修，担忧会被淘汰。为了与时俱进，只好修读学位课程。当然，也有些老师认为教育部或许会在未来，
会提升有更高学位老师的薪金待遇。
不管是基于什么理由，简言之，研究生教师已是一项必然的趋势。正当有人揶揄不会读书才当老师之际，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把该讽刺性的言论淹没了，因为环顾国际形势，随着教育水平日益提升，研究生教师是新兴的教育工作，是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每天翻阅报章，抑或听身边当老师的朋友诉苦，文书工作一年比一年多，还要兼顾课外活动，人类灵魂工程师不是铁打的、不是万能的，哪还有时间去专注教学呢？可是，廿一世纪是充满危机的时代，有危必有机，教育工作者切莫因为堆积如山的工作而怨天尤人，反而应积极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有人指责时下的老师已经沦为教书匠，因为忙于教学外的事物，在上课时间，只能照本宣科，对莘莘学子毫无益处。这也不能责怪老师，因为老师也是得尽量完成教育部所规定的教学纲要。但是，因为家长对教育比以往更加重视，对老师的要求自然也更加严苛。
因为常年累月都得在教学与文书工作中穿梭，当写教案时，老师们往往只是在反思这个教案总结部分，草草了事。这个反思的部分，其实才是整篇教案的精华所在，可是，许多老师却忽略了其重要性。
可能有些教师们没有做教学反思，因此教学质量就会降低。这样的话，学生的成绩哪会进步？其它国家已经意识到这点。有些国家的教育部已经开始培养研究生的教师，来解决教学质量的问题。只有通过研修，教师才能更加全面地深入了解自身的教学能力。
当然，会有老师抱怨在学校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哪有时间去做教学研究呢？这就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挑战，就看你把它视为危机，抑或契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