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1/2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台湾学者，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的第六章，新加坡华文学校课程的去华化，是讲述统治者试图吸纳被统治者的文化，并将之重组成为有利统治者的社会构建，用以建立和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地位。
在这一个理论框架下，战后的新加坡政府，是要把战前华校采用中国国民政府教育课程的做法铲除。也就是说，政府是要通过去华化策略改革华校课程，通过打造新加坡意识的教学过程，排除中国文化在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
这一章的分析指出，英国人的政治观是有问题的，英国人认为华人具中国人意识思维的这一种观点，是完全忽略了在地的华人已经具有了在地人的意识。这是说，虽然华人有华人民族文化意识，但是，新马的华人也同时认识到自己已经是马来亚的华人。
战前的殖民政府对华校课程的管制是防御性的，动机是阻止反政府意识的滋长，着重排除不利殖民政府的教学内容，比如，三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之类的议题。
战后，英国人为了治理不可逆转的自治和独立政治的发展，刻意塑造在地人意识以抗衡华人意识。去华化策略的具体做法，是减少学校课程中的中国与中国文化内容，阻止华校散播中国为中心的意识。
为此，政府不但恢复了战前旧制度，也对教学机制进行了改革。1946年，政府恢复对华校教材的审核，也举办华校联合考试制度。这是通过考试范围，去控制教学内容。
另外，教育部设立了管制华校的官僚体系，以及着手编辑适合本地的教材。由于编辑和出版资源都是操在‘外来的’华人移民手上，去华化的原则很难落实。英国人认为：在可见的未来，本地出生的华人有能力编写华文教科书的可能性很低。
1951年方吴报告出炉，指出在多元社会强行整合教育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分歧，所以不排除母语学校，不过，呼吁华校摒弃分离意识与外国政治，兼顾中华文化与马来亚的其他文化。
为了确保马来亚意识，华校课程内容必须和其他学校一致。华校课程内容的在地化，使到华校教科书，必须舍弃大量与中国和中华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落实的行政过程中，政府对华校课程改革加入更多的去华化元素，因为殖民政府官员对华人怀有强烈的怀疑。
有鉴于英校有自由选择教科书的惯例，所以为了防止华校也可以无所忌惮的选择课本，政府试图通过对华校教科书的供应，去限制华校教科书的选择范围。除了禁止从台湾进口教科书之外，政府组织本地供应商，提供华校教材。为了严格管制课程内容，审议教材的委员会以官员为主，华教组织只是咨询身份。英国人不希望华文教育人士有机会阻扰去华化政策。
华社，包括总商会和新马的多家华教组织的同舟共济精神，在抗拒去华化的努力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华校使用购买教科书的选择权力，也就是说，通过拒绝购买的威胁，去影响教科书的内容，从而确保了学习中华文化的内容。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选举，马华公会成为巫统的政治伙伴后，在华教问题的态度上，转为温和，此后，新马两地的华文教育各自发展。
1956年，新加坡民间在反殖民运动的背景下，要求重新审查所有学校的课本；统一四种语文学校的教科书，因为英校的教科书和英国学校的课本一模一样，却从来没有人尝试将这些教科书本地化。
此后，课程内容着重统一化，在地化，和去英化，这种新概念，符合华人转变中的世界观，因为华人在争取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力的行动中，展现了在地化意识。由于华校得到了一些较好的待遇，比如，教师薪金的提高，所以新形势有效的转移了华社对教科书内容的注意力。
然而，英国人并未放弃去华化的政策方针。事实上，通过建立新加坡意识的这一个政治过程中，政府以巧妙且不易被察觉的方式提出去华化，因为接受了新加坡化的这一个新建议，华校课程就必须舍弃大量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课题。
由于政府内充斥英国人和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新课程一直受到英国学校模式的影响。比如，历史课程采用世界史的取向，中国历史被放置在西方历史的脉络中，减少了关于中国的主题，这种处理手法把中国去中心化。课程着重对英国制度的正面评价，这是以保存英国为中心世界观的方法实现去华化。
此外，英国人也以依赖外部教学权威带来去华化的效果，比如，举办剑桥文凭考试，这种通过大英帝国的联系，以确保本地文凭获得国际认可的安排，可以逼使新加坡的本地课程，不会偏离剑桥考试的课程要求。
然而，英国人的构想，因为学校机制的不同，无法阻止华校的中国和华人意识的世界观。此外，华校的高三会考，是由教育部主办和剑桥文凭考试完全不同。
由于马来亚大学不接受华校生，华校生只能就读师范学院，和申请低级公职。为了解决这一个华人要面对的大学和就业问题，华社决定兴办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环，有自身的考试制度，所以在在违背了英国人去华化的教育方针。
1959年，李光耀上台执政，李光耀相对英国人来看，包容中国文化的空间更为有限，一来，李光耀要寻求和马来亚合作，二来，要建立新加坡意识。由于李光耀依赖华人选票的支持，所以取代华校不再是可行方案，唯有从改革课程下手。
1959年8月，也就是李光耀执政三个月之后，政府首先，加强英语的教学，其次，在华校加入马来语课程，还有，大幅增加科学与数学的授课时间。这一套新的教学时间表产生了强力的去华化效果，因为排挤了传授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社会科学科目，如，公民，历史与地理。
1959年10月，李光耀成立新的教育委员会，修订课程推动马来亚化。新课程表现出强烈的去华化倾向，通过加入本地内容，大幅度去压缩中华文化意识。
李光耀在改革新加坡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是以英校为模式，因为政府有意铲除华校，所以华校绝不会是办校模式。另外，英国人只给了马来人小学教育，所以没有马来中学模式可供参考。还有，印度学校是以印度为世界中心，所以也不是适合的模式。
李光耀在课程上，是以英化，而不是马来亚化的方式，执行去华化。1964年，杜进才表示政府要保留剑桥考试制度，因为这套考试制度已经有80多年历史，就跟陈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一样，愈旧愈香醇。所以在考试制度上，英校使用和剑桥大学联办的剑桥文凭考试，华校则是使用教育部独立主办的中四，和高二会考。
李光耀以透过英化去华化的结果是去文化的现象。因为在采用排除策略时，无法找到适合替代的文化与课程。也就是说，抛弃华人文化的同时，却又无法接受他族的替代文化，其结果是造成了文化上的真空状态：新加坡出现了去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