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钟中静坐罢课事件
2013/01/26 东方日报/龙门阵
～作者: 胡万铎
英殖民政府认定华校会动摇它们在马星殖民地的统治根基，故在二战以后就开始策划管制华校。在1950年就提出了《何格教育报告书》，要以英文作为马来亚学校的单一语文。后来为安抚马来民族又提出《巴恩报告书》，指除英文外，仅容许一个东方语文，就是巫文的学习，並公开要求华、印族群放弃其母语，接受同化。
这种论调自然受到华印两族的强烈反对，英殖民地政府只好稍收敛，但是却暗中积极进行其政策。
英殖民地政府有意拉拢钟灵中学的陈充恩校长，但陈校长反而提议创办教总以维护华教权益。可惜，在他1952年2月4日被狙身亡后，英殖民地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路易斯氏，竟在10个月內三顾钟灵，並于1953年派遣英籍教师白乐山氏走马上任，进行秘密策划钟中申请改制活动。
他们先製造学校经济危机，作为申请政府的特別津贴的藉口，只要钟灵中学接受改制，就能慢慢消灭其他华文中学。
其实，正当钟中酝酿申请「特別津贴」时，许多不能苟同此举的董事及老师，私下已將此严重情况透露给学生知道。当1955年7月3日，董事部通过申请「特別津贴」消息外泄之后，全校学生哄动愤怒。当时吴国良学长出面徵询校方同意召开「全校级长会议」以表达学生对学校的关注，並期能为学校紓困，但却被校方严拒，且对吴国良等同学诸多恐嚇。于是引起同学不满而自动自发集体走出教室，更于1955年7月6日在怀泽堂集合静坐，要求汪永年校长解释「特別津贴」內容与条件，以及他与教育局接洽之经过。汪校长到场只一味强调学校財务拮据，每年不敷6万余元，无法解决才不得不申请「特別津贴」云云。
汪校长的解释不能为学生信服及接受，大家一致认为经济困难是全马华校共同普遍现象，不只是钟灵独中而已。现场的学生情绪激昂，为了避免情况失控，汪校长才被迫答应于当天下午召开全校「级长会议」。
会议由学长吴国良主持，汪校长避席而由教务主任谢哲身与训导主任叶志顏师列席旁听。会议一致议决致函董事会，阐明接受「特別津贴」对母校以及整个华文教育的严重后果，坚决要求董事会停止申请「特別津贴」，並决定以实际行动建议高中部提高学费每月每人增加三元；初中部每个月每人增加二元。以当时全校2千多名学生计算，每月可多收5千余元，一年便可获得6万余元，足以弥补校方財务不足之数。
此函件《致董事部备忘录》于7月18日递呈董事部，並于翌日之各大报章发表。但董事部迟迟不回应。爱校的同学们还遭到英殖民政府的秋后算账，吴国良、顏清文、万景添、侯国驹、陈逸生、梁丁尧和我7人被逮捕，住进著名的檳城四方楼，罪名是触犯「紧急法令」的条文。这批同学在各方协助与社会舆论反弹下，最终获得释放，可是却不准他们回校继续学业，更不准他们转学；也不准他们踏入檳城一步。虽然校方更严厉地控制学生，但钟中学生並不因此退却，仍继续捍卫华教的未来，更在1957年11月23日爆发全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学潮。
和平静坐或学潮都是学生爱护母校、维护华教、反对殖民政府企图控制及消灭华文中学的行动，但后来却被人歪曲了。
华教问题谁负责？
2013/01/19 （砂拉越）星洲日报/ 评论版
～作者：蔡汉菁
在多元民族社会中，作为不是最大群体的华社，一直无法在多元教育体制下取得公平与合理的地位，数十年如一日面对政策和行政偏差，不时还面对诸多刁难，致使华教並不能如广大华社所愿那样，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大展拳脚，大放异彩。
华社向来重视母语教育，尽管华教受到百般不平等条例的箝制，华社与各校校董会还是不屈服於压力，仍咬紧牙齦，撑起这个百年民族教育重担。无可否认，这些年华社已对政府对待华教所持的態度感到失望和不满。
关丹独中开办的申请，即使不需要得到政府拨地建校情况下，政府还是不愿依校董会的要求，爽快將批文批下、华社引颈长盼承认独中统考，时至今日也没认真检討的意思。
今天，我们姑且暂时接受政府以独中不属於政府教育体制一环，作为拒绝独中的一切申请和要求的理由，但华小呢？
华小、淡小和国小，都是国家教育体制下的民族教育，属於国家教育，也获得宪法保障，理应得到政府一视同仁的对待，让各族莘莘学子享有同样的求学环境与设施。
事实並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华小无论在硬体或软体设施方面，都不及国小。纵观州內华小硬体设施，哪一间是由政府斥资兴建，或一对一拨款援助，又有哪一间不是由华社出钱出力，一砖一瓦搭建起来。政府应捫心自问，所谓在国家教育体制下，到底对华小的发展做出多少努力和贡献。
华小多年来一直处於被边沿化，师资与设施的不足，是华校前进迈进的最大绊脚石，现在就连开办电脑课也要家长自己出钱，才能让孩子能在科技发展时代掌握一些知识，这就是所谓在国家教育体制下，今日华教发展所面对的窘境。
家长反对这项每月徵收10令吉的电脑课程，他们认为这本是教育一环，应由政府承担，何须转嫁给家长。理论没错，反对有理，实际上也该如此，但政府资源没来，何时来？会不会来？没人知道。与其继续空等，不如通过自己努力，聘请电脑公司，让孩子及早学习与掌握电脑知识更为实际。
处在没有获得政府资助，又不希望孩子落在科技后头的局面，我们寧愿也支持校董会这项电脑收费制。不过，校董会须確保公开和透明遴选电脑公司，且要有素质的教导，不能让家长和社会对这类教学存有质疑和感到失望。
面对种种教育施政的偏差，华教未来的路仍充满荆棘与挑战，华社特別是家长还是推动华教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谁都不能失去谁。
华教今天走的如此艰辛，谁该对这种情况负起责任，谁该负责华教一箩箩的问题？我想，政府是推卸不了这个职责，因为是它没有公平、公正对待各族教育，是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下，把公平与公正当成取悦华社的口號。
（星洲日报。砂拉越。评论。作者：蔡汉菁）
独中学费调整的争议
2013/01/25 韩视新闻中心
～ 作者：谢诗坚
当我们从报章获得知独立中学新生全线爆满时，我们不必太过高兴，因为独中隐藏着的困境远远没有成为过去，除了学校之间学生人数的悬殊且分配不
均外，也有不少独中的经济捉襟见肘。换句话说，在后天失调下诞生的独中，除了少数得天独厚的独中成为华校生的最爱外，大部分的独中在过去一段长时间都是在
凄风苦雨中支撑着。这主要是独中鸠收的学费不能过高，否则就是走“贵族路线”，不符合先贤出钱出力普及教育的宗旨。而所有这一切还得从60年代说起。
1962年，在政府的条例硬性规定下，结果有55间华文中学转成国民型中学，只有16间选择成为独立中学。后来因为政府控制的中学不收超龄生，也就衍生了较多的独立中学，以免超龄生失学。直到1968年时东西马的独中已有60间之多（西马37间，东马23间）。
低廉学费争取学生
为了争取和吸引学生，独立中学也得坚持低廉的学费，以免家长负荷过重而将子女送进免费的国民型中学或国民中学。但这样的结果也导致北马包括霹雳州的独中在70年代面临严峻的考验，处于“生死边缘”，才有了一场拯救与复兴独中运动的开展，也终于勉强让这些个独中生存下来。
不过，在南马和中马的独中则一枝独秀的，在家长争相为子女报名下，学生数以千万计，也就有了条件可以调高学费，收入也足够应付学校行政开销，包括改善教职员的薪金与福利。因此我们不必惊奇在南马独中执教的大学生老师的起薪在2500令吉之间，也享受较好的生活条件。
反之在其他地区的独中面对的问题可就比较严重了，不是校舍陈旧，设备不足，就是师资流动性大，起薪约在1600令吉左右，而且生源过少。它们最大的 共同点就是控制学费，否则会被认为不是独中，也不是华校了，更是违背先贤的意旨。在这种情形下，我姑且以槟城为例。有一间独中曾坚持每月学费只收20令 吉，不足够的由董事承担，这样的年过一年也相安无事。但学生人数总是企在百余两百名之间，不能有所突破，也没有因为学费低而增加学生，一切依然故我。
董事会不能老贴钱
待到人事变动想要提高学费时，才发觉不知如何下手，调到40令吉却是100%的调整，调到80元更是400%的涨幅，听了会“吓死人”，也可能让学生却步。
可是扪心一问，这样的学费也真是叫董事会不断地贴钱，也不可能满足教师的基本要求来稳定师资。如果董事会筹款不力，那只好让学生在窘境中上课，似乎只能在表面上衬托出华校的“风雨不倒”的崇高精神？
如果这样的思想不改变的话，独中不单继续面对缺乏资金进行扩建或改建，乃至改善设备，更是连老师的待遇也无从调高，又如何高谈教育突破呢？
就我们粗略统计，一间正常（正规）的独中来折算（以一千名学生为准），一名学生对学校的开销是每月280令吉，若加上对设备（如电脑室等）的折旧， 就超过300令吉，甚至还更高，这还不包括发展经费在内。如果今天独中的学费普遍上只维持在百元至二百元之间。也只能应付给老师较合理的薪酬，还是比不上
国中老师的待遇。
孩子补习大过天
当然有人会说独中学费不可以再调高或只能维持在百元内，不然将影响生源（但他们忘了国际学校的学费是每月算千元以上的）。
另一方面，虽然国中提供的是免费教育，但我们别忘了那些在国民型中学或国中读书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成龙成凤，所花的补习费又何止每月300 令吉呢？相对之下，孩子的补习费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反之独中的学费是不应过高的，谁教你们董事热爱华文教育，理应付钱来扶持华文教育。这样的逻辑你不必
认为荒唐，有些人确实是这么想和这么认为的。
所以归根究底，支持独中的人理所当然要为华教牺牲；而那些为了孩子的“灿烂明天”的人会说：对不起，补习大过天。这才是我们独中最大的隐忧。
是谁在考虑？
2013/01/19 （砂拉越）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黄锡文
以为独中在新一年会有好消息，最终也只是挣得个“考虑”而已，同时还是有附带条件的“考虑”。当然，“考虑”也好过“拒绝”，所以，不少人觉得“考虑”之后，应该会有所落实，就拭目以待吧。
当西马独中面对学生人数爆满，学校“忍痛”拒收学生，以及聘请中台老师时，东马独中却面对学生来源及师资短缺困境。除了积极寻找和开拓学生来源之际，想要聘请老师任教独中也不容易。
一位乡区独中的老华教斗士感嘆说，他羡慕城市独中校舍及师资的“豪华”，乡区独中各种软硬体都欠缺，特別是无法推出“豪华”的师资阵容，很难擦亮乡区独中的招牌，自然不容易吸引学生就读。
他补充，乡区独中除了很难吸引学生就读之外，也很难吸引老师来乡区独中执教，更遑论是要聘请拥有高学歷的优质老师。
他说，过去曾聘请台湾教师来，但因为面对教育部刁难，折腾一段时间后，老师的意志也被消磨掉了。他的话让人很难过，不过，这是砂州乡区独中的真实写照，对於西马及城市独中的羡慕，更多的是一种悲嘆。
独中教育质素优越，可是基於教育政策，以及磨人的政治，独中只能在狭窄空间中求生存，其中尤以独中文凭不受大马政府承认是心中一大芒刺。若独中文凭受政府承认，相信就能成功打开更大“市场”空间，也更能吸引更多人，包括成其他种族的就读选择。
当一纸文凭被形容得有多优质时，却不受政府承认，即使拥有不少的出路，可就是一种遗憾和不完整。
首相的考虑是一种希望，可是还要多久的等待，最终会否仍只是一场空等待？抑或只是一场梦而已？难道作一场梦也要有条件的？
以民为本，首相的考虑原则是如此吗？当首相还在考虑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华人选民也是在考虑吗？
考虑甚么？是原则问题，还是选票来源？若首相是为了选票，那就更不需要考虑了，直接及无条件的承认独中文凭，比有条件的承认更容易拉拢华人选民。
当华人选民也在考虑是否还要支持国阵时，首相是否还应该在继续的考虑呢？谁在考虑，是时候有个先后次序对调了。
（星洲日报。砂拉越。评论。作者：黄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