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
2013-07-15 光明日报/专栏
～作者：伍叔
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最新的一项宣佈，势必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爭议。他说，从9月1日开始，所有报读马来西亚私立大专的本地学生，必须报读种族关係、伊斯兰与亚洲文明和马来西亚研究3个科目。而且必须考试及格，才能毕业。
要学生研究马来西亚，加强瞭解我国的种族关係，对一个好公民来说，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亚洲与伊斯兰文明一科，是否也属必要，还须及格才能毕业呢？
提倡修读亚洲世界宗教文明加强视野
马华中央宣传局主任拿督王赛芝日前发表文告，便另有看法。她说，为栽培具有国际宏观视野的新生代，教育部理应提倡大专生必须修读亚洲及世界宗教文明课程，而不只是局限於伊斯兰文明。
我赞同她的看法。一个大专生需要认识的不应该仅是伊斯兰，而是全球宗教的文明。再说，如果只限於某一个宗教，恐怕容易导致学生產生狭隘的思想，起码也无助於他们孕育大同世界或无国界的思想范畴。
这点，王赛芝也有提到的。她说，“让大专生仅修伊斯兰文明课程，將加剧种族狭隘及宗教偏激思维，不利於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的国情，也无助於打造一个更和谐、稳定和团结的国家。”
也有人担心，如果这种“必修科”严格执行，本地私立大专的学生就可能减少。因为他们未必愿意花时间去修读非相关和未必有兴趣的科目，特別是那些理科和商科学生。他们可能就选择放洋去了。这將造成国內经济和人才的损失。（光明日报／好评‧文：伍叔）
剔除人治
2013-07-16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林瑞源
虽然教育部已取消师训华小华文组教育学士课程（PISMP），在来年必须要有中国文学科成绩的录取条件，但这起风波却引发一些疑问，教育部如何確保往后不会发生隨意更改入学资格的事件？
根据教育部副部长叶娟呈的说法，当初將中国文学科列为指定入学资格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在大马教育文凭中报考此科目，以增加学生对於华文的掌握与技巧云云。
不过，在增设这项录取条件之前，师范学院或有关官员是否瞭解真正的情况？在全国约6万名报考大马教育文凭华文科的学生当中，只有约1千人同时报考中国文学（佔1.6%）；增加新入学资格，是在压缩华小师资的来源。
而且，一些国中没有把华文科列入正课，甚至没有母语班，比如万挠敦霹雳国中的华裔家长在今年初，发动签名请愿运动，爭取开设母语班，甚至在学校前面举大字报，但都没有下文。
母语班面对那么多障碍，所谓的鼓励报考中国文学，无疑是缘木求鱼。
教师唸中国文学確实能够提高华文水平，不过基础的东西都没有做好，不可能一步登天。
有关官员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却是“好心做坏事”，就好像规定私立大专的本地学生必须报读种族关係、伊斯兰与亚洲文明（TITAS）及马来西亚研究3个科目一样，用意可能是要让大专生更加瞭解自己的国家、促进国民和谐，但是附加太多科目，却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学费。
大专教育主要是进行专业的培训，上述科目应该在中学完成，无需插入大专课程。教育部官员必须知道主次之分，才不会天马行空的乱加一通。
回到华小师资课题，內阁是在去年2月设立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为首的华小师资特別委员会，召开圆桌会议，以期一劳永逸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圆桌会议確实提出了一些方案，包括开办大学资格临教假期师训班（DPLISRKDC），但是大选后，马华不入阁，华小师资特委会是否还继续操作？即使往后还召开圆桌会议，但方案不纳入政策，官员的任何一个决定，就可能推翻议决。
董总之前退出圆桌会议，並批会议局限在技术和个案层面兜圈子，看来並非无的放矢。若师资问题不回到制度和政策上解决，隨时可能生变，就比如申请师训增设条件的风波，官员可隨时让各方的努力付诸流水。
大选过后的新政治局面，以及政府和华教团体的沟通渠道封闭，不只让华小师资问题题不明朗，华教也將陷入多事之秋，特別是即將执行的教育发展大蓝图。
官员权力膨涨、太多的人治，造成教育纷爭不断，国家也因此寸步难行。（星洲日报／一心不乱‧作者：林瑞源‧《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鲁迅·陈嘉庚·林文庆
2013/07/17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谢诗坚
上期写了<毛泽东会批判鲁迅吗？>之后，又想起一件鲁迅与林文庆和陈嘉庚的故事，不论从学术的角度探討或从现实的意义来说，都具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因为它牵涉的不止是三个人，而是与之相关的其它重要人物。
首先陈嘉庚（1874年-1961年）这位国际知名人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21年义无反顾而且以无比的勇气创办了厦门大学，原本邀请汪精卫来当校长，但在不果后，陈嘉庚就邀请住在新加坡的挚友林文庆「拔刀相助」，出任厦大校长。
林文庆（1869年-1957年）比陈嘉庚长5岁，他是英国毕业的医生，学贯中西，也是一名企业家，是位能言善辩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权威性，王賡武教授在其巨著《中国与海外华人》中，特別开闢一个章节来介绍和评价鲁迅与林文庆的衝突。在他看来，鲁迅与林文庆的思想斗爭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儒家思想与当时反孔思想的衝突。
王賡武有提及鲁迅（1881年-1936年）是在1926年应聘到厦大任教的，他是被国文科主任林语堂（1895年-1976年）邀来的，希望鲁迅能在国学上发挥所长。但鲁迅来了不久后，他被学生告知林文庆提倡「復古」、「尊孔」，要学生使用文言，不用白话文。
因此王賡武有如下的描述：「那位尊孔的校长（指林文庆）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请来的是位笔锋犀利为全国之最的反孔者，想到这一点，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衝突很可能就在所难免了。」
陈嘉庚毁家办学
很显然的，鲁迅是因其挚友林语堂的邀请来「充实」厦大的阵容，林文庆也相信他的漳州同乡林语堂的推荐，自是不会过问对教授的聘请。但后来鲁迅对国学院的那一套復古有意见了，于是王賡武又作了这样的评论：「他（指鲁迅）说，晚近（有人）號召「復古」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多数倡导者是別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目的是让他们成为孝子顺民。他们以读经自负，以懂得中国古文化自夸，但又是多少人在「五卅惨案」（1925年）中用《论语》感化过外国兵不要枪杀中国人？又有多少人借《易经》里的咒语叫那些日本军舰沉没了？」
（所谓的「五卅惨案」是指1925年上海各界上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並逮捕53人，酿成震惊中外血案。从此也激怒了中国爱国青年义愤填膺，萌起革命思潮，连带在五四时鼓吹的文学革命，也在1926年后转成革命文学了。这意味著用鲜血向敌人抗爭）
及后，鲁迅开始对陈嘉庚的办学有了意见而又不能理解，因为「他（指陈嘉庚）凭著自己受过丁点的乡村经书教育就外出闯荡世界，明白了要重视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费体制的道理，请来了他的朋友，现代科学家、创业者林文庆，放弃了新加坡的一切，帮他创办了厦门大学。」
就这样，王賡武又说：「也许可悲的是，鲁迅这位集中体现反抗过去种种腐败，受到伤害的传统学者，是站在自己的一方；而受到一位好心然而感觉迟钝的百万富翁支持的文化暴发户林文庆则是站在另一方。」
两人的分歧与对峙，终于决定鲁迅是不能在厦大呆下去了，只干了4个月有12天的鲁迅走了，转至中山大学任教。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也许无法理解陈嘉庚原来是毁家办学的，目的在于让更多年轻人接受高深学问和西方知识。因此王賡武这样说：「鲁迅似乎也没有脱离中国人之学士歷来的成见，瞧不起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商人，认为他是利用金钱为自己树碑立传。」
至于林文庆，在鲁迅看来他是中国的「局外人」，对经书不过是一知半解，却在那里指手划脚。
结果王賡武的结论是：「本质上都属于现代人的两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会看来已不存在，无怪乎他们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无所成。」
不同的见解立场
正因为有此遗憾和两人对现代化救中国有不同的见解和立场，也就连带鲁迅也不欣赏陈嘉庚对林文庆的「包容」。
在这方面，1927年离开中国，曾在《光华日报》担任总编辑，而后在新加坡《南侨日报》掌舵的洪丝丝（1907年-1989年）（1950年《南侨日报》被查封，洪丝丝回中国，旋后出任中国侨联副秘书长）在1981年时有意为鲁迅与陈嘉庚的「误解」做出詮释。他在《陈嘉庚兴学记》序中这样说：「有一天，大概是鲁迅要离开厦门的时候（1926年），厦大校长林文庆在鼓浪屿请鲁迅吃饭。在宴会上，林文庆称讚陈嘉庚创办厦大的慷慨。鲁迅一听，当场拿出两毛钱，说要捐给厦门大学。
我当时还是青年，听了这件事颇欣赏鲁迅讽刺的辛辣，认为一个富豪拿出部分的钱来办教育，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像一位教书先生捐出几毛钱罢了。但是，当我对陈嘉庚兴办教育的经过瞭解得比较充分的时候，我的看法完全改变，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很片面的。我深信，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如果能够活到解放的话，他对陈嘉庚兴办教育当然也会瞭解得比较全面，並且一定会像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郭沫若等那样尊重陈老。」
无可否认的，陈嘉庚早年对教育的贡献，在抗日时成立《南侨总会》援助中国的贡献及1940年后对延安的支持和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定居的举止来看，他对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早年对新加坡教育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
鲁迅当年不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时，许多中国人来到马新访问后，仍然十分惊讶发现华人（或华侨）用自身的能力和资力兴办学校一间又一间，使之遍地开花。他们不明白为何办学校不是政府的事而是华人的事，他们也难以想像原来私人办教育是不讲盈利只讲奉献的。
海外华人的用心
如果现代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思维，也就不要怪责鲁迅不能明白海外华人的良苦用心，毕竟像鲁迅这么左倾的文人，对资本家或说大资本家没有好感也是能够理解的。
因此洪丝丝的推论也许是对的，也许鲁迅会改变对陈嘉庚的看法，但已是没有也许，正如在解放后毛泽东会批判鲁迅一样的属假设性议题，也是没有也许。就此而言，假设性的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惋惜鲁迅过早逝世，看不到解放后的中国，也就无从將历史重新改写。
但也因为鲁迅英年早逝，所以贏得长久的掌声，若是他在解放后才逝世，也就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改写。
总而言之，鲁迅、林文庆与陈嘉庚的三角关係，中间又夹带著林语堂倒是耐人寻味的。
大学必修科的问题
2013/07/17 东方日报/龙门阵
～作者: 郑庭河
作为人文学科讲师，我完全支持不分专业地鼓励大专生多修读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学、政治学等科目，不过若採取强制性的必修某科（尤其还规定必须及格）的方式，恐怕有待商榷。
大学生毕竟已不是「嗷嗷待哺」的思想鸡仔，除了特定专业上必拿的科目之外，若要发展学生们多元化的视野和思维，一刀切地规定必修某人文科，与其说是多元化，不如说是意识形態专制化。
最理想的鼓励修读人文学科的方式，应该是校方提供一系列的共同选修科目，不管是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都好，均由学生依个人喜好选择。这样除了可避免抹杀兴趣、令人反感的「强迫」，也方能于学生之中建立不同的人文学科素养，好让他们能从互动中再现及分享知识。如此不仅科目多元化，也追求学术体验多元化的方式，应更能符合大学「创造知识」，而不是「复製知识」的「知识殿堂」地位——否则更像「思想罐头厂」了。
也许惟有那些还未完全脱离封建或专制状態的社会，才会有人担心于大专阶段不进行统一、固定、样板的人文科（尤其思想）教学的话，大专生的知识、思维、观念、心態等会有「乖离」、「腐化」、「变质」等危险。诚如极权社会常有「小红书」之类的思想经典，半专制社会也总有其思想工程所倚重的各种单向化，乃至教条化的「必修科」，其宗旨恐怕更多乃在于巩固既定秩序，或说「维稳」，而非纯粹的追求、探究和分享知识。
之所以，不奇怪会有人认同由「中央」威权地强制学生修读某人文学科，方能有助于治疗社会疏离、分裂、衝突等奇难杂症，从此可见强烈的知识「工具化」倾向，企图借知识的「程式化输入」来化解或缓解一些社会问题。也许对于中小学生，如此「输入」不无一定的意义和作用，但对于大学生，恐怕就有点无谓，甚至矫枉过正了。事实上，社会矛盾的根源不一定在于欠缺什么「正確知识」，而正是权力和知识之私相勾结所衍生的各种「不公」。
当执政者掌握过大的话语权，甚至企图宰制各种政经文教论述的生產、分配，乃至「基因」的时候，有社会良知及责任感的大专，尤其大学，应是一股能纠错或批判的清流。若大学也如中学那样在人文教育上毫无自主权和自主性，一概奉旨行事地扮演「罐头厂」的角色，那诚是对大学的褻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