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中的困境
2014-05-05 南洋商报/社论
亚罗士打新民独中在五一劳动节与《南洋商报》及ASTRO联合主办“我来自华校”嘉年华及晚宴，筹得200令吉教育发展基金。
该校董事长罗忠华独捐50万令吉带动了募款运动，加上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在晚宴上宣布拨款30万令，这次的筹款可以说是成绩斐然；董事会总务兼总工委会主席戴义耀说，新民独中未来5年的常年经费总算有了着落，董事会暂时无需因为钱不够用而操心。
3年前，新民独中与《南洋商报》及皇帽啤酒有限公司联办了一场“十大歌星义演”，充作师资培训基金，当时筹得110万令吉；今次筹款，则是为了学校的常年经费。不难窥知，筹款运动是新民独中董事会周而复始的动作，放大来说，这也是国内独中长久以来所面对的共同难题。
这是民办学府的悲歌。学生的学费根本无法支付教职员的薪金及水电费，没有华社“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慷慨解囊，国内的华文独中早就关门大吉。可是，华社能否永无止境地襄助独中教育，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就拥有55年历史的亚罗士打新民独中而言，马华中央领袖过去16年对她给予了大力资助，前任总会长敦林良实医生、丹斯里黄家定、拿督斯里翁诗杰及前任署理总会长丹斯里陈广才，总共给了90万令吉的拨款，加上廖中莱刚刚宣布的30万令吉，马华拨给该独中的款项，已经超过100万令吉。
然而，马华拨给新民独中的款项，主要来自该党的投资臂膀华仁控股，而不是政府拨款，要是国内所有62所独中都伸手要钱，相信马华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
去年11月，吉打州前任州务大臣丹斯里阿兹占不幸与世长辞，他留下的双溪里茂区州议席因而必须进行补选，国阵为了从民联手中赢回这个议席，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在竞选期间宣布拨款拨款200万令吉给区内3所华小，而这3所华小的学生人数总和，还不到100人。
由此可见，资金庞大如华仁控股，跟政府的财力相比仍是微不足道，因此，只要政府答应机制化拨款给独中，这些民办学府的董事会将能够把全副心思放在办学上，而不是成日为钱不够用操心。
其实，承认统考文凭，也是解决独中经费不足的良方，只要文凭受承认，独中将不愁学生来源，且可在学费收入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大幅度削减常年经费的不符数目。
马华自掏腰包捐助独中，终究是治标不治本之举，争取统考文凭受承认及机制化拨款独中，才是马华的天职。
独中復兴运动40週年纪念日的意义
2014/5/5 东方日报/评论版
～作者: 雷秋明
我是国中生，或更精准些「马来校生」。独中于我是很遥远的教育体制，总觉隔层雾，有一种看不清的迷茫感。以前觉得独中是给有钱人孩子上的学校，因为父母要捐很多钱给学校方可为孩子觅得一位子。
同时，也因独中统考文凭不受政府承认，考虑到毕业后出路的问题，父母也不愿送我和兄弟姐妹去独中。这些刻板印象刻在我的脑海里好久好久，直到近期出席霹雳华文独中復兴运动40週年纪念日才渐渐把眼前的雾稍稍拨开，把僵化的想法微微换个角度思考。
所谓的独中復兴运动纪念日理所当然就是纪念復兴运动这段歷史。当天的纪念典礼基本上有两种仪式：第一，主干人物致词、第二，学生表演。致词的內容不外是提及当年被改制了多少间独中，又成功復兴了多少间独中。復兴以后独中如何创下辉煌成绩，学子们去了什么顶尖大学就读。我无意质疑这些数据確实有一种让人感觉欣慰之功用，展露出即便在打压的环境里，华社仍可自力更生创设出色的教育体系之优越感。然而，他们期望这些资讯可以引发怎样的力量，感染学子们和这段歷史產生「同代感」呢？此外，学生们的表演內容大部分以华教歷史作为主轴，表达华教如何遭受摧残后绝处逢生。平心而论，经歷6年国民学校教育的「洗礼」，这些歷史对我而言实有一种陌生之感。这些表演內容的论述把独中的界限（border）不断巩固起来，让独中学子在「受害者」的氛围底下认识这个国家。
纪念日典礼结束后，我的疑问是，这个纪念日到底纪念了什么？又给学生传达了什么纪念的意义？有鉴于此，我询问了多位独中朋友关于这段歷史。有者表达对独中復兴运动不是很瞭解、独中教科书对此也著墨不多，即便知道也只是因为听过莫泰熙这位华教流浪园丁的华教故事而有少许认知罢了。总而言之，这场华教运动在独中生的圈子里似乎有点「默默无闻」。这些疑问形成一股小小的动力，指引我这个独中门外汉一窥独中復兴运动的面貌。
促成独中復兴日
眾所周知，独中復兴运动始于霹雳，由霹雳董联会前主席胡万鐸领导。这场復兴运动经过多方面的一番策划方可促成。在1972日11月25日，霹雳9所独中（南华独中、崇华独中、育青独中、培元独中、深斋独中、培南独中、育才独中、三民独中和华联独中）校长们会面，各自表达必须为独中寻找一条生路的意愿。终于在1973年4月1日，9所独中和霹雳董联会联合筹募100万独中发展基金，这一天就如此写入华教歷史，成为「独中復兴日」。
这场地区性的復兴运动之影响在短短的一个月內传至雪隆一代。有关的华教人士频密开会商討对策。在5月27日，雪州董联会成立一个研究独中的小组委员会，进行研討及解决独中所面对的困难。之后他们发现独中各自为政，並无一联繫性，故在6月中旬草擬一份调查报告，寄予各独中填写，冀望各校相互交流和支援。终于在8月19日，于隆雪华堂举行全国性研討会，集合了各社团、学校、校友会和有关人士对独中之意见，然后草擬「华文独中报告书」。有鉴于霹雳和雪隆的復兴运动取得不俗的成绩后，当时的董总主席林晃昇认为不应只局限于此，希望將之推广为全国独中运动。对于此歷史事件，由于无法掌握更多的史料，无所知之后有否掀起积极的復兴运动。
前辈们也洞察到各独中课本版本各异、课程不统一、语文各有所编，以至各校学生水准不一的问题。遂在12月31日，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成立统一课程，考试和经济小组。除了课本和课程的问题，经费对民办学校而言是万分重要。因此，在1973年12月11日，雪州董联会会议通过成立全国性的「华文独中发展基金」（註1），用以支付「统一课程编委会」、「统一考试委员会」、建设华文图书馆、增添实验仪器等设备。以前，每每看见独中学生出来筹款，就觉得他们很「可怜」，日晒雨淋之余还需要看他人的脸色。这一次，当我回到歷史河流中，虽然无法感同身受，但仍可瞭解独中的一切软硬体设备得来不易，父母捐钱並不是买位子，而是为孩子建设更好的学习环境。我终于明白一位中化校友说的，「在独中读书，让我学会了感恩」。
具有历史性的產物
纵观以上所敘述的事件，我发现从地区性发展至全国性的独中復兴运动是在非常迅速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不仅如此还非常有组织、有领导和有论述。其中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註2）便是此运动底下具有歷史性的產物。此书有以下6点建议:
1）坚持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传授与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为创造我国多元种族社会新文化而作出贡献。
2）在不妨碍母语教育的原则下，加强对国文和英文教学，以配合国內外客观条件的需求。
3）坚决保持独中一路以来数理科目之优越性。
4）课程须符合我国多元种族的共同利益，且应具备时代精神。
5）独中不能以政府考试为主要办学目標，若某部分学生主动要求参加，可以补习方式进行辅导。
6）技术和职业课程可按个別学校的需要而增设，但独中绝不应变为技术或职业学校。
由于不在其境，目前的独中有否依循这6项建议办校则不宜置评。除此，林晃昇也提出独中的4大使命，即（一）中小学12年的教育是基本教育，独中即为完成此种基本教育的母语教育、（二）独中下则延续华小，上则衔接大专院校，实为一必需之桥樑、（三）华小六年不足以维护髮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必须以独中为堡垒；方能达致目標、（四）独中兼授三种语文，吸收国內外的文化精华，融匯贯通，实为塑造马来西亚文化的重要熔炉。
这些建议书和使命的论述或许部分不符合现今的语境，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遗忘这段丰富的歷史。反之，我们应该在纪念日之际通过阅读歷史，增加自己的歷史意识。惟有如此，才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更遥远。
註解：
1）原本是有两个基金，即「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及「华文独中经费辅助基金」，可是会议通过认为筹募独中基金是全国性的，故合二为一。
2）1970年代由霹雳开始的独中復兴运动的產物。独中建议书自1973年12月16日由独中工委会通过接纳，並推荐给全国各独中。
“国史”教育，所为何事
2014-05-04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安焕然
为回应小学里史课本撰述和翻译的失当，受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之邀，本地几位中文学界历史专业的学术人员正积极于检讨这项历史教育的偏差问题。感谢召集人拉曼大学张晓威寄来1970、1980年代遵照当年的新课程纲要与教学指南编纂，教育部课本审查局审定核准发行的小学历史课本，再看看现今“直接翻译”自国小的历史课本，感慨万千。
在晓威博士送来的1978年由大马出版供应社出版，K.H.Lau 编着的华小五年级《历史》课本，其第廿六章“瓜拉雪兰莪和吉隆坡的历史”之“吉隆坡的开埠”一节（页73-74），以大篇幅写着：“19世纪时，吉隆坡只是一个猿啼虎啸，密林包围着的小村，散居着马来人，当时治安紊乱，武力代替了法律，谁的人马最多，势力最强，就是这地方的土王。自从安邦发现了锡矿，有许多华人前往开採，后来华人越来越多，便渐渐地形成了小村镇。雪兰莪发生内战后，吉隆坡成为双方争夺的中心，后来叶亚来（又名叶德来）率领矿工帮助苏丹女婿东姑古丁平定内乱，被封为第三任华人甲必丹（第一任甲必丹是丘秀，第二任甲必丹是刘光）。内战平息后，叶亚来积极进行重建吉隆坡的工作，招募新工，恢复矿场生产，一排一排的亚答屋，从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吉隆坡的面目全新，又恢复昔日的繁荣。这位大公无私的华人领袖，吉隆坡的开埠功臣，于1885年4月15日，与世长辞了，但他对吉隆坡的功绩却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重温这段文字，倍感亲切。那是我小学时代的课本。当年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读的。岂料，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答问吉隆坡开拓者是谁时，竟没有“叶亚来”（答桉是Raja Abdullah）。华社哗然，叶亚来至此也就丧失了其在“官方国史”上的地位。即使是现今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KBSM，中二，2010版），谈及吉隆坡发展，虽附有一张叶亚来的照片，文字说明仅有一句：叶亚来是“其中一位”负责发展吉隆坡的人士（Yap ah Loy antara orang yang bertanggungjawab membangunkan Kuala
Lumpur）。
历史教育，所为何事？1940、50年代，曾有一批具有识见的华裔知识分子参与了国家的独立建设工程。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建构论述，试图建立一套既受土着认可，也能让华人本身足以自豪立基斯土的“国史”论述，并藉以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贡献及认定华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合理性存在及其在“国史”上应有的地位。
当年中文学界的“南洋研究”学者，也在提倡“马来亚化”，强调南洋史研究应以本地为中心。像陈育崧，他甚至在战前就已经主张“马来亚化”，并通过编印本土化教材来推动，开“马来亚化”教材之先河。
然而，事过境迁，廖文辉《马新史学八十年》（页174）指说，自1970、80年代以降，政治环境的抑压和华社自觉的反拨，本地中文学界渐从“南洋研究”转向“华人研究”。这种研究转向，虽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但却因研究范围缩小，南洋研究时期关注国家历史的书写不免被遗弃，甚至是被“丢失”，整体的研究领域无疑有窄化现象。只是侧重华人历史的论述，却不自觉形成一种只知“族”不知有“国”的局面。
随着如今小学四年级历史课本编撰的种种偏差，华社能回应些甚么？想想当下本地中文学界治本国史者，屈指可数，更是感慨。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作者：安焕然‧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以人和应变华小未来
2014-05-07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言衷
华小影响国民团结论述陈腔滥调了半个世纪，在无国界时代竟仍然方兴未艾，足见这种论述获得某些人的认同。故此，华社不能永远以单一角度自我解套，拒绝从友族角度设身处地思考。
我国是两岸三地以外，拥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在某层面来说彰显大马是中庸和多元化的楷模。然而，政治博弈衍生的事实是，国人已把华语和华人等同化，而非將华语视为国际商业语言或国际外交语言，从而导致华小未来或面对诸多变数。
华裔人口比例逐年下降，估计20年后將成为少数民族；在人口数量决定政治力量的现实因素考量下，华社应贯彻穷则变，变则通的智慧。一些华教人士若能顺应时代趋势，鬆动一己执著，则群策群力达致共同目標可期。
明朝国师刘伯温认为“顺逆不齐也，不可逆者，顺其气势而已矣”，意即局势顺逆有时，但当大环境局势成型，则需顺其气势，假借气势转化为我所用。华社要转化气势，应先求人和，以人和条件稀薄化政治因素，我国也因此能继续通过华文教育营造多元化的优势。
华文教育的韧度和抗御能力，取决於华小被全民认可的程度；全民认可程度越高，政客言论就越不能引起共鸣。一些政治人物认为，华小虽有6万友族求学，但比例毕竟只有一成，故此华小生欠缺和友族交融的机会。这种论调不具田野研究精神，流於看图说故事层次，因为任何一个国人从小学到大专再到生活中各个层面，都不缺和友族交融的机会，关键在於意愿问题。
显然，华小要获得友族社会认可，华小生必须先学好国语，以事实证明华小生也能良好掌握国语，融入多元种族的社会。然而，近三十年来华小毕业生的国语程度，书写能力尚可，会话能力却让人不胜唏嘘。就让数据说话吧，教育部数据显示华裔中学生輟学率歷年高达25%，然而若再加上那些奉“父母之命”混完中学的比率，我们有必要开诚佈公探討其导因。
我们不能因为部份华裔学生在各级別考试中成绩优异而忽视高居不下的輟学率现象。华裔中学生輟学率和未能適应转换教学媒介语有莫大关係，这说明大部份的华小毕业生的国语程度大有改善空间，尤其是会话能力。
再者，华小要达致和其他源流小学並列，就应有各族教师参与。华语是华小的媒介语是办学底线；若不能在正课增加国语教学时间，华小生通过课外活动时段学习国语是替代方法。国语教学也不能由低年组到高年组都一味以第二语言教学方式进行，故华小適量吸纳巫裔教师並为他们设立华语基本会话培训机制，不止是国语教学的必要，更能像征华小融入国家教育体系。
华社应调適一朝蛇咬十年井绳的心態，认清政治事实才能体现居安思危之道；自我隔绝见步行步，误以为能以不变应万变；这种不合时宜的应对方式，华小也许能够暂时守住一隅，却失去了未来。（星洲日报／言路‧作者：言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