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3-07-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林国安
今年6月初，《南洋商报》副刊图文并茂报道“3D打印技术”，惊叹科技发展之先进与神奇。
3D打印技术的研发及技术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它主要体现在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的纺织机械革命化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初年以美国福特汽车厂大规模汽车生产流水线为代表。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则是当前以3D打印机为标志性生产工具的“数字化制造”。
这种新兴的数字化制造，整合了新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再生性能源和数字网络技术，以新型合成材料，按照电脑设计出来的产品模型，一层一层地打印出产品来，操作方式犹如制作九层糕逐层堆砌。
小如珠宝首饰、零件，大如家具、机床，都可以打印出来，并投入实际应用。
2011年6月，荷兰人用3D打印机打出了人的下颚骨，并移植到人体上效果良好。
改变社会生产方式
3D打印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人力资源，缩小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例，还实现产品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要求。过去大规模工厂批量的集中生产，将转向家庭式分散的个性化生产；过去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熟练人力资源从事生产活动，也将随着劳动力的缩减，回归发达国家，更好地为本国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服务。
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也给予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冲击。
教育如何回应这种冲击？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思考。
加快教学内容改革
首先，教育要树立新的育人观，致力于培养具有鲜明个性、德性高尚、社会情绪能力好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高端创新型人才。所谓“社会情绪能力”，是指对自己情绪的认知和控制，与他人一起工作时的互动、理解、合作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主要是指有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他们需要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信息素养、终身学习能力。高端创新型人才则要求拥有创造思维和个性化思维，具有多学科知识结构、张扬的个性化品质，能实现技术创新、科技发明、自主知识产权，积极开拓新局，推动发展。
其次，是加快学校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知识爆炸、知识更新周期缩短，大量新兴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涌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特征之一，学校课程教学体系需要相应调整。首先是建立跨学科、综合化的课程教材体系，加强课程教学内容与现实世界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并通过国家课程校本化，开发校本选修课程，赶上学科知识更新速度，避免知识老化和教学内容滞后的弊端。其次是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依托网络技术的发展，如云计算、教育云等新型交互媒介的使用，数字化学校、数字化教室、网络课程、电子书包的应用，加快对优质数字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还有，教学模式要从学科中心向学习者中心转变，如推行互动式教学、混合式教学、探究发现教学、小组协作教学等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云计算等与课程教学相整合，培养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技能。
须及时调整学习观
其三，教育要及时调整学习观。第三次工业革命推进各种网络技术和新型媒体的应用，扩宽人们的学习时空，学校教育要树立网络学习、远程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实践，发展搜集、判断、选用信息的能力、建构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
总的说来，以信息化为典型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势必开启“教育信息化”的新时代。学校教育系统应把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到关乎国家兴盛、民族素质提升的战略高度，充分有效利用信息化的优势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新时代所需人才。
（文：林国安）
也谈见山是山
2013/07/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陈纹达
7月四日南洋言论版刊登了媒体人沈小珍的“见山是山，见山只是山”，她陈述了日本富士山的美以及它对日本人深远的影响，“日本人都对山有着近乎宗教的崇拜”，“富士文化对大和民族有深远的影响。而对于登山者来说，征服的并非一座山，而是自己”。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警方就得上山收尸？是如现场发现的“自杀手册”宣称：“躺在雄壮的富士山下，美丽的樱花有如伴你同行的精灵，那就是我们的天堂”这么凄美吗？
现今社会，人会自杀，我觉得有三个层面：1。羞耻不能面对，2。生活上自以为走投无路，3。无法疏解的压力；也许这才是引发自杀的动机！这个“圣岳”极致的美，成了自杀的代罪羔羊，把自杀的消极面美化成“生命终结的美学”，成为自杀的堂皇理由；让自杀也可以这么“裸满地壳”！
她接着引述唐朝禅师青原惟信总结自己未参禅时、初参禅时和最终开悟之后所证会的三重境界：“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比喻华社对关中一纸批文的对立解读，她个人倾向于凝聚力量争取的同时，校园的建设和招生也刻不容缓。
＂又感叹＂个别占据山头的，谁听谁？个别坚持“圣战”的，谁服谁？＂。
董总具备至高敏锐嗅觉
以一个老僧人三十年参禅的个人修养达致的境界对比成立近六十年的华教堡垒，董总对政府贯彻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透彻了解，觉悟“批文还是批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不如她感叹的＂个别占据山头的，谁听谁？个别坚持“圣战”的，谁服谁？＂那么简单化！＂谁听谁，谁服谁＂是不讲道理的野蛮人才会有的信条。＂2013至2025年教育大蓝图＂背后的隐议程，更力证政府贯彻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一致性！在加强华小学习国语堂皇理由下，大力调高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国语教导时段，逐步蚕食华小教导华文课程的空间，意图令华小变质，最终把华教连根拔起！
董总除了维护华教坚韧不拔的决心，具备至高敏锐的嗅觉，是让华教继续在大马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缝隙间呼吸生存、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裘援平副会長七月四日到访董总教育中心时說“选择大马为出访的第一站，是因为海外只有大马具备从小学至大学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希望可以把这个体系复制到其它国家……”，是对大马华人办学精神的敬仰，一种肯定。
董总累积历史经验抗争
山，在资本家的眼中只有利，巴昆水坝的建设，建筑承包商看到的是可以砍伐变卖的原始树桐；山，在环保斗士的眼中是保护地球生态，让未来的孩子有一个继续健康生长、生存的空间，是累积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华教依法抗争，何尝不是累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若说要凝聚华社的力量边建边争取，只能给政府把玩在手指之间；把批文推送回去的爆炸力更大，华社的凝聚力、争取的力度更强；既然等了二十多年，何必急在一时给华教增添危机？
申请分校为何变成了新校？
正副首相一再强调“关中模式”是省思重要元素。董总明年庆祝成立六十周年，看“批文不是批文”的第二境界改变不了看山还是山的现实；关中私立国民中学实质，依法是改变不了的，把批文送回去修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别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董教总须重新巩固关係
2013/07/08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李心佳
看电视台播放董教总的歷史介绍，这两个捍卫华教的中坚组织，由当初的紧密合作，亲如兄弟，到如今渐行渐远，让笔者看了非常痛心。
眾所周知，董总和教总这两个组织，在华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华社以他们马首是瞻，甚至比马华和华总还受华社尊重。
这並非没有原因的，因为董总和教总在捍卫华教事业时总站在第一线，先知先觉，不若一些政党或华团组织后知后觉。
再者，领导这两个组织的华人领袖，都是不计名利，有者甚至被褫夺公民权，例如族魂林连玉先生。也因为董总和教总向来紧密合作，很多人都视它们为单一团体──董教总！
很遗憾的是，董教总这两个组织，近期在华教课题上，尤其是有关关丹独中批文事件，意见分歧，彼此关係面临考验。
是盟友也是战友
笔者认为董总和教总是唇齿相依的，也只有这两个组织合作无间，才会发挥最大的功效，为捍卫华教作出贡献。
如今，这两个组织关係有变，可谓亲者痛，仇者快呀！笔者希望这两个组织可以重修关係，诚如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所言，董总与教总在华教课题上，应该通过直接沟通与协调的方式，消除歧见，重新巩固伙伴关係。
坊间有看法说，马华解散了没关係，反正马华內斗是常態，但在华教课题上，在华社心目中，“董教总”是捍卫华教权益的金漆招牌，董总与教总在华教的奋斗史上是盟友，也是亲密“战友”，不能闹僵。
希望董教总能够为了华教大业，放下歧见，直接沟通，一起面对《教育发展大蓝图》和关中的挑战，以免影响华教的发展和权益。若大家再意气用事和恶言相向下去，受到最大伤害的会是华教事业。
大马华文教育的窘境
2013-07-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谢诗坚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兼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平赞扬大马的华文教育是中国海外与世界仅有的完善华文教育体系。她这样说，目前海外约有一万多所华校，惟大部分都不是纳入有关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内，但大马是例外，拥有小学、中学至高等学府，显示海外华人对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视。
对于裘女士的颂语，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也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口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褒扬。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这百年的历练中，又是怎样一步一脚印的走到今天是否是独一无二的完善体系倒是值得探讨与考察的。
虽然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教的起源年代有所争议（并不认同1819年的槟城五福书院是华教之滥觞，而是认为于1849年在新加坡的崇文阁为起点），但不争的是1904年在槟城由张弼士创办的中华学校是马新的第一间新式华校，而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马新的华校才真正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
华教被视政治课题
正因为华校是由康有为（保皇派首领，于1900-1909在马新活动，鼓吹兴学办报）及孙中山（革命派，1905-1910在马新搞革命而大力兴学办报；更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斗争而衍生，也就从一开始被英殖民政府视为政治课题，且在1920年起实施法令对华校进行注册，也对办报进行管制。从那个时候起，华文教育与政治运动一起成长，也免不了遭遇风吹雨打。但我们也从这里看到华文教育成为政治斗争的角力战的过程中充满血和泪，所有这一切也是与中国的政治演变和发展分不开的。
如当1920年中国推行普通话教学时，马新华校采用普通话教学，有别于香港用广东话教学。同时因为华校（小学）数目已超越百间，也就于1918年在新加坡创立首间华文中学（由陈嘉庚在新加坡领导成立华侨中学），继之于1923年由阅书报社在槟城将钟灵学校转成“华文中学”，象征着华教由小学发展至中学。有鉴于福建及海外没有华文大学培养高教人才，陈嘉庚又于1921年石破天惊地创办了厦门大学，第一次展示了华文教育有了初步的完整教育体系。
华小接受政府津贴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华校才又探出头来。在60年代，华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是所有的华文小学被纳入政府的津贴学校，化成国民型华文小学，不再有所谓私立华文小学，但不阻止国际学校的成立（不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而是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直到今天，共有1294间华文小学，但竟有537属“微型华小”（学生人数不超过150人），占了整体华小的41%。若处理不当，可能会有更多的华小关门大吉。
与此同时，全马的小学生有300余万名，其中华小生60万余名，只占20%左右。换句话说，在马来西亚，受小学华文教育的绝大多数是华人，其他种族入读华小的只占华小生不到15%。
其二是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中学若不改制，就保留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制，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这55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后来数目增至目前的78间。至于独立中学则从16间又从国民型中学衍生出21间独中，再加上东马23间独中，合共60间独中生存到今天。
其争议性是对国民型中学与独中有所区分，甚至有人认为国民型中学是变质了的，不属华文中学。
但近年来，国民型中学似乎又取得“华教通行证”，踏上华教列车。
外观亮丽内有局限
即使国民型和独中都是华校，其学生人数加起来逾18万余人（国民型12万，独中6万余人），与全国中学生2百余万人比较不过占10%左右。至于华文大学、大专之发展，更加崎岖曲折。继厦大之后的南洋大学（1955-1980）虽曾在新加坡拔地而起，成为海外华教一朵奇葩，但仅是25年光景就夭折了，随后在90年代出现的三间学院/大学学院，学生人数更是有限，与全国大学生人数比较，所占比例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说有百万名大专生，则三院所占仅5%左右，以此推算。
所谓华文教育之普及还有待提升。
在这种情形下，华文教育在大马虽是独树一帜，但也有所局限，外面看来是一道亮丽风景线，实则内部问题也不少。在赞扬之余也希望裘女士会从微观角度在实质上助华教一臂之力，使之摆脱窘境。（
谢诗坚 资深评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