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须摆脱非友即敌的思维
2013-12-17 星洲日报/观点
林连玉基金会前天举办林连玉公祭仪式和林连玉纪念馆启用仪式，逾千人前来追悼这位一代华教先驱，现场弥漫著淡淡的哀愁，也夹杂著沉沉的忧思。
“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林连玉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了华教，他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反对一切不利於华教发展的条款，甚至为此而被教育部长取消教师註册，更遭政府褫夺了公民权，也无畏无惧，无怨无悔，因此华教人士誉他为“族魂”，並把他的忌日12月18日定为“华教节”，以纪念他对华教的贡献，也藉此宣扬他的主张、贯彻他的理想，
然而，回顾过去一年，马来西亚华教界却彷佛进入了多事之秋，关丹中华中学是国中还是独中之爭，引发关中董事会和董总爭论不休，互相指责；新山宽中拆楼计划引发校友抗爭，闹出了8名老董事被“逼宫”风波；亚庇建国中学则发生学生闯毕业典礼抗议老师被解僱事件，凸显独中董教之间的矛盾问题，引起华社的不安与关注。
尤有进者，面对影响深远的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董总和教总在国语授课时间问题上各执己见，渐行渐远；董总和林连玉基金也因为在某些华教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不同，而互不信任，各行其是。凡此种种，皆令亲者痛，仇者快。
长久以来，华教一直是大马华社团结的一大基石，也被视为大马华社不可退让的最后一道防线。为甚么如今华教队伍却暴露了种种弱点，並在互相攻訐中导致矛盾进一步的激化与扩散，使华教的团结与合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考验？
今天，当我们在追悼这位华教先驱的同时，是否也应深刻地反省与检討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路线，以及认真地探討如何在因地制宜，存异求同的基础上，脱下唯我权威的光环，走出非友即敌的思维，把目前散涣的华教队伍，重新团结在一起？
我们每年都追悼林连玉，除了是为了要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怀念与感恩，更重要的是要激励后人以他为典范，学习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承文化的香火，在漫漫黑夜中，照出一条光明的，远航的华教之路。
除了一年一度的公祭，除了一座纪念馆，我们更应在行动上继承林连玉的精神，以坚定的意志，重振旗鼓，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华教，发展华教。（星洲日报／星‧观点）
话说新加坡曾是儒学重地
2013/12/14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邹璐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是怎样的？相隔时间还不算久，正好是一代人的成长，当年在小学的课本里读〈好公民〉，读过〈勇敢的孙中山〉、〈苏武会投降吗〉，在中学的课本里读〈儒家论理〉，读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小学生、中学生们，可能今天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读小学或者中学，他们有没有翻开今天孩子们的公民课本？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年的公民课？
日前，著名儒学专家杜维明教授来到狮城出席国际儒学大会，並在11月24日（星期日）晚在孔子学院讲堂发表了一场题为《1988年新加坡儒学群英会的启迪》的演讲。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杜教授回忆了他与新加坡的结缘，以及80年代新加坡如火如荼推动儒家思想教育的起因、发展和无疾而终。让我们有些惊喜地发现，原来新加坡曾经有一段哲学专家云集，哲学思想活跃，人文气氛浓郁的80年代，新加坡曾是儒学重地。
杜维明教授回忆说，最初他受到新加坡政府邀请，参加一个由国际专家学者组成的儒学研究小组，但他因为不想儒学被政治化而婉拒了。
1981年秋，李瑋玲医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医学研究期间，专门致电杜教授，告知他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將在美国组织一场座谈会，希望他能参加。
那次会议显然带给他极大触动，许通美先生的讲话艺术，以及深具外交官风范的主持风格，尤其吴庆瑞副总理作为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在审阅有关儒学课题的专案文件时居然每页看过，留下眉批和备註，令他大为「震撼」。
把儒家学纳入课程
而当他来到新加坡开始学术访问，他说，这是他此生做儒学研究最为用功，面对最大挑战，做得最辛苦的两周，其中和政府內部反对推行儒学教育的代表性人物进行的公开辩论会，更是令他印象深刻。新加坡两周甚至对他產生终生影响。
杜维明教授回忆说，当时由吴庆瑞副总理亲自领导的儒学研究是由于政府认为需要「强化国民认同」，因此需要发展道德教育。吴庆瑞先生是虔诚天主教徒，他认为宗教对人的道德教育是有帮助的，因此可在学校发展宗教教育。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认为一些华人可能未必有宗教信仰，但是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对华人的影响甚大，因此建议把儒家思想带入课程。这就有了于1982年成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以及后来在刘蕙霞博士领导下成立的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和编入中小学课本中的儒家伦理。
从杜维明教授夹敘夹议的演讲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的这场教育改革因为事关未来国民思想认同建设的大问题，事实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无小事，在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下，新加坡迅速成为亚洲儒学研究重地，这是一场群英会，更是思想交流，学术观点碰撞，不断启发思考，推动学术发展的时期，並且从一开始，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的定位就立足于国际大视野，具有开阔，长远，互动和社会意义及运用，也因此带动了民间儒学热潮。
但是正如杜维明教授在演讲中指出，新加坡现实主义太强，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不仅对中国造成深刻影响，也影响到新加坡，吴庆瑞副总理告诉杜维明教授，政府再也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从哲学上，从思想和文化上研究中国，瞭解中国，关注中国，因此要取消东亚哲学研究所，后来在多方努力之下，东亚研究所的机构和名称保留，但研究的主体及方向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为主。
从回顾中获得启迪
相信杜维明教授的演讲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1990年2月，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的是具有东方价值观特色的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但在1993年，学校的《儒家伦理》课程宣佈取消。此消彼长，另一方面，1989年10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新加坡教育部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在中学设置儒家伦理课，这种做法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隨后中国的一些儒学工作者以试点並逐步推广方式，在中国各地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从杜教授的演讲，我们很期待能够听到来自社会各阶层对于岛国这段歷史的回忆，並从回顾和反思中获得启迪和教育。儒家思想在东方社会影响之深远是无法评估的，如果我们拿中国与新加坡等地做比较，因为近100多年各地剧烈的社会变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花果飘零。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不无纠结与无奈地黯然宣佈取消「尊孔」和「读经」，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掀起反传统浪潮，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物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中华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
近代以將，中国人罕见地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有著一次又一次情绪逾越理性的否定、嫌恶、憎恨、摈弃。这是非常可怕的价值体系混乱和思想顛覆，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相当长时间里与本民族传统断裂问题。这仅仅是由于「西风东渐」、经济落后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吗？那么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等，一路发展起来的中国共產党的思想体系是否就让中国人更加文化自信了呢？其实，真正让中国人找回自信，获得自尊的还是中国的传统及文化。近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改变，政府讲以德治国，讲法制建设，在海外建孔子学院，在天安门前树孔子像，很多讲歷史讲传统经典的电视节目收视率很高等等，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努力用各种方式弥合与衔接中国当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因此是充满碰撞、衝突、挣扎、疼痛、纠正与完善的復兴之路。
中国的传统及文化
而海外华人社会，大批移民潮形成于鸦片战爭之后，他们中的知识精英的確经歷过思想文化衝击，並直接或间接投身于各地社会运动中。但是就整体海外华人社会，由于民间会馆、华社组织，华文报章，以及华校等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华传统、风俗习惯、思想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却有较好的保留与延续。
即使曾经具有极左思潮的人士，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他们的传统文化认同是不矛盾的，一直以来，真正对华人社会的传统文化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受英文教育者及其所宣扬的西方文化所產生的侵蚀性影响，但是，民间社会对传统文化一直有朴素的认同，並且坚韧守护和延续。
因此，如果学校的教育中能够適当加入儒家思想教育，配合民间社会长期形成的良好尊重传统的氛围，將会大大提升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思想能力和人文精神。
杜维明教授说新加坡是当年的儒学研究重地，我想，那的確是让人怀念的，同时也是带给人反思和启迪的，儒学重地不是几个专家学者就能做到的，不可忽视的是新加坡独特的歷史成因、传统积淀、民族性格，民间风尚。传统，就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力量。
提昇教育素质
2013-12-17 光明日报/光明专栏
～作者：小黑
虽然有一定的沮丧，但是並没有感觉讶异。
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中，於东南亚国家之间我们的数学、科学及阅读测试都远远被拋在后头，仅仅贏了印尼一个马鼻。在有关的测试中，我们的数学分数是421，科学420分、阅读398，比较联合国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分数数学494、科学501及阅读496分还要低。
一眼望下去，我感觉伤心的是，我们过去数十年享有平安稳定，经济繁荣昌盛，每一年的小学、中学及大学的拨款，都排列在榜首，非常庞大，仅仅落在国防之后。巨额的年度拨款，证明过去的政府是很重视人民的教育机会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固然普及，但是素质竟然比不上越南！越南是一个经歷战火洗礼数十年的国家，当他们在水深火热的状况时，我们已经在享受新经济政策的成果，但是今天他们的教育成绩超越我们了。他们甚至在世界排名上，获得第八名。更不要说曾经和我们一样受英国殖民的新加坡，他们是世界第二！。
繁文縟节妨碍老师教课
不过，对於这样的成绩，和许多人一样，我虽然伤心，但是並没有感觉讶异。为甚么？因为我们看见太多莫名其妙的繁文縟节在校园內恣意增长。不必要的教学活动由上层向下颁佈，老师们只好在教学的时段，硬硬挤出时间去进行文书的杂务。许多匪夷所思的活动，被安插进入课室的范畴。老师累了，因为忙的不是他们的本行。学生也累了，但是並没有真正瞭解课文的內容。
过去我们已经犯错，经过抗议爭取，终於取消好几个伟大的教育实验。教育部换了新人新领导，人事几番新，成果不但不彰显，反而向后滑落。最近我的好朋友C向我求助。原来他的10岁儿子在政府的精英学校就读，被告知必须在平板电脑上做功课。电脑教学可以汲取新知，是好事。但是贫穷孩子如何应付？C说他的烦恼是，学校嘱咐家长必须协助孩子上网交作业，特別为家长办了一日的密集培训。C是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此刻才好奇发问：你们是如何在网上写中文？他不知道，原来世上有那么多种中文输入法。然而他一不懂中文，二不懂拼音，真是苦不堪言。问题是，有需要这样安排吗？
数理科目的研发是带动国家经济的重要学问。我国教育部並非不明白，只是实行起来步履蹣跚。我们也有目標拉拔马大、国大、博大、理大及回教大学进入世界100大、50大。但是民族思维困扰决策，绩效政策没有诚实执行，楚才晋用，好人才进不了大学，好教授离职而去。中小学教师素质不如期望，如何调教可以与世竞爭的人才？（光明日报／好评‧文：小黑）
失能的社会自调机制
2013-12-14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廖宏强
我大学时曾返母校辅导赴台升学的学弟妹们，多年后碰到一位久未见面的学弟，言谈之间的过往交集竟然还停留在那场辅导的交流会，真是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学长，不是每个人都要过这样的生活。”
除了不爽我辅导资讯有误之外，还不忘提醒我，过嚮往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讲得我有点惭愧。
这样的训话，理所当然会解读成学长过得彷如苦行僧的生活，精神上或许很富足，却也无意牺牲了留学生也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的想像，因为家长都会以你为参考的对象，没理由你可以这么过，我的小孩就会掛掉。
换个角度来想，即使家里经济情况真的很不错的家长，怎会让自己家的小孩过如此不堪的生活呢？抑或是彼此理解的差异所衍生的误解？令人惊讶的是两者之间的界线怎能模糊至此？其实牵涉的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也是儘管家庭经济很富裕的人家依然谨守的古训。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物质与精神满足与否的取捨，用到现在“涨”声响起的社会，当年这段记忆犹深的画面，或许可以让我们在这物价飆涨已经无法避免的年代，重新定义嚮往的生活。
除了住宿舍、吃学校的自助餐必须自己掏钱，小至科系的教科书，或是代步的脚踏车，不少都是学长姊代代相传的宝物，一座图书馆就是最好的娱乐消遣，这是那个年代哪个留台生没有的经歷？那段確实吃了不知道多少麵包的时期，其实也让我看到了能够让你用最基本资源发挥最大效果的关键，不是决定过苦日子的个人，而是社会自我调適的机制。
当时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峰期，但我认为不管是钱多到淹脚目，或是口袋没几个零的年代（因为社会阶层的富豪及贫户差距一定存在），小市民的斤斤计较会让社会自然出现小钱可以用很大的经济模式，比如冻涨的路边摊小吃，低价策略促销的商家，即使娱乐也不例外，只要不看首映，二轮的电影院绝对可以让你看到饱等等。
然而，小市民的小钱可以发挥极大功效的条件还是得仰赖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举个简单的例子，国人非得买车代步，因为公交系统实在太差，保护国產车的策略及其品质的挫劣迫得大家都得买贵车，凡此种种，都使得在这国家生存的人民小钱无法发挥应有，等值，甚至超值的功能，也就是大家即使肯勒紧腰带日子，又怎能忍受顢頇无能的政府，以及反对朝野议员同声一气为自己加薪的原因。
因此，只要不是天灾、战爭、或是动乱，这种社会原有的自我调適功能会让小市民，即使没有政府的援助金，也可以从容捱过经济不景气的日子，最重要的是政府带给人民明天会更好的希望，这是当年我在台湾感受整个社会往上提昇的动力，绝对不是喊翻天的政治，而是自动自发你帮我，我助你那种大家可以过得更好的人际互助关係。
可那毕竟是25年前的事了，我认真回想，发觉可以这么过，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没有理由別人必须跟你一起捱，社会自我调適的机能也不能完全退化缩小成个人自我道德的约束及压抑，变成你我一定得过苦日子来共体时艰，个人纵使有责，政治人物说得过去吗？执政的党团更加难咎其词。
（星洲日报／双城纪事‧作者：廖宏强‧旅台医生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