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新书简介与感言
── 史 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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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由傅树介主编，陈国防和孔莉莎为编委，他们选择了新马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十四位作者的言论与回忆编辑成书。
我以历史研究者的热切期望与激情阅读了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我发现这些文章具有非常广度与深度的丰富内容。每篇文章的作者都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并以他们天大的勇气与坚强的毅力，回忆与叙述了这段新马宪制运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其中还有三位历史学者的具有学术性的论述。他们都艰苦地、独自地从英国档案馆、图书馆与旧报纸与刊物中，查阅与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他们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唯物史观来论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来龙去脉。他们掘开历史的厚土，挥去历史的烟云，驱走一切虚无与飘渺，凸显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让我们一起分享历史长河姿态的“美妙”。
现在，当我们解读了这些文章，我们会在这个夕阳的霞光里沉思默想，回忆与回望交融在一起，惊心动魄。我们的心灵穿越历史的恢弘壮阔，重回苦难流泪流血的日子。在历史的波峰浪谷中，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石破天惊”。我们用心灵去触感低头思量深深思索，我们的理想最初的根，是怎样经风沥雨，磨砺锤炼，扎土而生长。
呈现在这些文章里的是活着的历史，是鲜活的人的生命，是昨天与今天的承接，是对未来的写照，是民族精英的思想荟萃。
随着我们智慧的成长，通过思考这些民族精英的人生境遇，英雄们的呐喊、疾呼声调，仍然从过去历史的深处呼唤着我们，必须定格与建构理想的图腾及其实现的途径与谋略。这些坚忍不拔的民族精英，是一个威武、无畏、骄傲的不屈群体。善于与这些人物对话与思想交流，有如生活在对崇高理想的渴望之中，每当困惑之时，都会被真理的火花所照亮。
但是，历史并不止于对这些坚忍不拔人物的记录与描述而已，历史是要展现各个时代所表现的一个连续生命体的不断流逝的思想，是要在所有参与者都在其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并在这幕宏伟的曲折的宪制运动长期的缓慢开展过程中，超越当时自己的无知和盲目性。每一个无意识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对时代的整体都作出了贡献。因此每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必须在历史中重新呈现。
我们通过这本书的导言，可以认知历史事件的表象和本质，也可以从中确定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它是当代历史事件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概括和表述。
以下几位作者是我们选择对话和思想交流的对象。
傅树介医生：生活在欺瞒之中
根据本书的介绍，傅树介医生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1954/55年度的主席及1955/56年度的秘书长。它是被控煽动罪的“华惹”编辑部8名成员之一。他出任过1961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助理秘书长。他遭受两度（1963-1972,
1975-1982）长期政治性扣留，共达17年。他是《“华惹”时代，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编辑者之一。
他亲自到英国国家档案馆阅读殖民地办公室的文件。很显然的，他希望能找出把他和他处在同一个时期的同伴们，导致政治事业大逆转事件背后的真相。他对于过去所撰写的新加坡历史版本，觉得言过其实，而感到厌烦。这样的论述，使权威主义合理化，促成政治上的被动性，把人性降低到只沦为经济数码。他感到非常震惊，英国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基于他们彼此之间共同的利益，阴谋串通将他们这些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从遵循宪制途径参与政治活动的道路上清除掉。
以下为傅树介医生对当代历史事件的简要叙述和看法：
“华惹煽动案”
“华惹”编辑部在1954年5月刊登的《亚洲的侵略》引发了煽动案，却为我们带来了广泛报道，特别是当我们聘请到著名的女皇律师毕礼特（D.N.Pritt）代表我们，他免费承接我们的案子。这次审判引起轰动，我们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尤其是这个案子在我们没有被传召作证的情况下，就戏剧性的结案。这也给李光耀带来成名的机会。煽动案却同样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成为忠诚的反殖民地统治者，更加积极参加政治运动。
50年代初是所谓冷战时期的第一阶段。在亚洲“冷战”是直指民族解放运动、反帝运动，非常激烈的战争。这些被丢弃在印度支那的炸弹的体积，其威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大得多。我们的立场是争取和平与自由，不与任何集团结盟，以及与非洲和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反对西方，但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审判案使我们更重视政治活动，并积极推行反殖民地运动。
星英宪制谈判
1956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宪制谈判。宪制谈判失败，马绍尔辞职。
第二次伦敦宪制谈判在1957年3月举行，立法会议中的林有福、李光耀和英国在来届的大选制定一项条文，禁止政治拘留者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这件事李光耀在事前并没有商讨或征得党内的同意。当新加坡取得内部自治，林清祥和其他的左派主要领导人在1956年被林有福政府逮捕后，他们理所当然的将不能进入议会和担任政府的职务。我们现在知道，有关“颠覆份子的禁令”是英国国务卿和林有福，以及是英国国务卿和李光耀之间的协议。他们（英国）各别与他们谈判和进行协议。所有其他的党代表成员并不知道他们协议的内容。
对林清祥的评说
左派人士不断的被谴责为马来亚共产党员，或在“紧急法令”下被捕，尽管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以宪制途径来达到结束殖民统治的目的。有关当局最主要的目标是林清祥，他被公认为是群众运动中的真正领袖。林清祥是一位备受信赖且有能力的政治领袖，他是真正投入反殖运动与改善工人和失业者生活的领袖。
在1959年的选举中，政治拘留者被禁止参加竞选，李光耀不断地强调如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选举，除非英国人同意释放八位被林有福政府逮捕的工会领袖，否则他不筹组政府。这是一个受欢迎的竞选承诺。当林清祥和工会的主要领袖在1959年6月4日，被释放时，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英国国防协调委员所进行的风险分析和评估规划认为“以整体的经济趋势来看，林清祥个人的光彩和他在新加坡劳工运动中享有的地位，他有可能做出进一步的快速发展，并在1960年底成为运动中的主导人物。换句话说，林清祥对李光耀的领导及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
很显然的，人民行动党同意释放林清祥是为了赢得选民支持而上演的一场戏。一直以来，他们最关心的是要如何阻止林清祥在选举中对他们所构成的威胁。
林清祥对新加坡的主要贡献是他带领国家摆脱殖民统治。
我也看到林清祥在1959年获释后，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新加坡已经有了自治政府，他知道以激昂的言论鼓动群众或抨击英国已不足以应付时局的转变。尽管林清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很大，他并没有全权的指挥或控制社阵或工会。首先，这不是他领导的本质，他的做法是从协商中达成共识。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社阵，都需要与一大群团体合作，如：乡村居民联合会，这些组织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林清祥是位优秀的演说家和组织工作者，在他的领导下工会茁壮发展。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时，工会的前景有所改善，工会会员大幅度增加，从50年代初期的两万到1961-62年增长到二十万左右。
当年的潮流
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一直被英国和新加坡政府过度的描述为一股政治力量、它被故意的描绘为邪恶、像恶魔般的掌控全局，即使我们受英文教育者也受他们控制。
马来亚共产党认为李光耀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也让李光耀知道他的重要性。他们并不想破坏与李光耀的关系，认为他仍然有可利用之处。信任李光耀是当时所盛行的潮流，马来亚共产党先开启了这个想法，也执着的相信李光耀，这个想法也影响了其他左翼工会领导人，但不属于人民行动党或工会的左派选民不一定这么认为。
与马来亚的合并
就像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马来亚共产党，左派一直以来都希望马来半岛重新统一。1946年当英国制定了马来联合邦，新加坡就被分离出来。马来亚民主同盟（MDU）制定了人民宪章，呼吁建立马来亚民族主义和非种族为基础的国家。这个提议被华社领袖如：陈祯禄和马来民族主义者布哈奴丁医生（Burhanuddin）和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所接受。把新加坡并入马来亚的一部分，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宣言。
到了50年代，东南亚的最高专员麦唐纳提出最有利于巩固英帝国在东南亚利益的计划，可能是把各国联合起来，也许是将婆罗洲的领土，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组成政治上的联盟。
很明显的，英国人心目中更重要是保住新加坡的军事基地，但是东姑却把新加坡合并加入马来亚视为坏透的安排。对李光耀来说，左派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由保守派的东姑所主导的联合邦提出的合并建议，是最迅速处理来自左派威胁的办法。
组成“马来西亚”的计划，目的是为了从宪制上防止左派获取政权及保障英国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有关军事基地的设施，是英国在考量李光耀和左派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因此，白皮书的条款是拼凑起来的，而不是为了马来西亚政治前景，长期的生存能力来安排。合并的条款及条件与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生存紧密相关，而不是为了新加坡的长期生存能力。
合并背后所隐藏的条款，并不受公众监督，也没有被提出来讨论。比如：在经济方面，新加坡不能持续拥有储备金的控制权，只要英国认为有必要，它必须保留给英国。同样的，如果没有更重要的用途，新加坡将继续保持着对准中国而准备的核子武器军事基地。这在1961年被称为是除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之外，英国所展现的核子武器威力。换句话说，核军备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中国，这个消息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只有当我读到英国档案文件时，这些资料是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
关于全民公决
关于在1962年9月1日为合并所举行的全民投票是虚假的，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同意”和“不同意”的选项，其三个所谓的选项，都是李光耀所指定的，而大卫‧马绍尔把它形容为要打你的妻子、你妈妈或你妹妹。这三个所谓的选项“明目张胆的策略和口头上的诡计”甚至还在《白衣人》这本书很自豪的被再度提起来，显然也让英国人感到意外和惊叹。人民行动党合并白皮书的条款是综合着恐惧和混乱的组合，仍然高票通过。
关于冷藏行动
整个1962年，即使是被蓄意的挑衅，我们的活动没有违反宪法，授予政府任何藉口逮捕我们，薛尔克（Selkirk）谨慎的表达了他的担忧马来亚联合邦的建议：“涉及被逮捕社阵领导人还是在基层活动的共产党干部，这二者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计划使用武力，拘捕他们引起民间强力的抗议，指有关当局不应该反对他们以合理的方式反对这个合并的计划。”
然而在1962年6月，东姑和李光耀已经同意分三个阶段来挑衅左派，他们开始对马来亚的报章下达命令，不能刊登有利于左派的新闻，因为在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之后和合并之前将会有大逮捕。直到当年底，殖民部的秘书处下令薛尔克以左派声援汶莱反叛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执行大逮捕的计划。
内部安全理事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安理会的三个成员（英国、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都要一起为这个行动负责，拘留者的名单一出炉，冷藏行动就在1963年2月2日执行了。
冷藏行动之后
继冷藏行动之后，李光耀认为他失去当地讲华语基层人民的支持。他进入马来亚联合邦的“种族政治”里，并试图把人民行动党建立为代表华人成为巫统的合作伙伴，而东姑也派遣 Ja'afar Albar 去重组新加坡脆弱的巫统。当人民行动党未能获得在马来半岛选民的支持，李光耀在联邦以种族为诉求的这个企图——而与同时期的 Ja'afar Albar 和他的追随者也打着马来人霸权的主张——这二者成为加剧种族关系紧张的导火线。
站在大浪潮头的领袖之一，傅树介医生严正的指出：挑战“冷藏行动”的历史和为我们超过十年的拘留所进行的辩护所做的努力，不单是为了自己寻求平反。“任何一个国家，只推崇精英的叙述，否认其他社会或个人对国家的独立史、建国史和发展过程中所付出贡献和努力斗争的过程，对历史的真相是不公平的。这样的行动也会严重危害文明的发展、阻止了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破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任何一个民族团结和进步的国家，对于历史的包容性是必要的，为后人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尽可能全面的记录，这也是必要的，这样人们就会有一个集体认同意识和归属感，和组成共同命运的责任感。”
现在这本书是其中一步，去试图打破我们所要保持的沉默。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那个在当时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的”社会局势以及我们所遭遇的经历所有前因后果联系在一起，以便清楚地了解我们被拘捕的来龙去脉。这么做，新加坡人才能理解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起源，以及一个国家统治政权的性质。
傅树介医生以他的亲身经历和史实的情节，将历史与现实、场景与细节、情感和意志、生存与发展，都做了理性的体验和叙述，还原了我们记忆深处的宪制斗争历史，使我们对前辈的英勇抗争历史的回望和崇敬。他用一种非寻常的强有力的穿透力，使我们领悟到我们在生命流程中的无限生机，感悟到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从而使我们的终极关怀不再迷失，也使我们在乐观的心境中留下最美好的瞬间记忆。
林福寿医生：我绝不轻易苟同扣禁我的正当性
林福寿医生是新马港等地的知名人士。我们选择从他的口述历史中和他对话与思想交流，以吸取他那广阔而精髓的思想结晶和智慧，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这段宪制运动史发展的点点滴滴。
在大学时期，他曾任学生理事会主席，同时他分别是学生会会讯《马来亚大学生》和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刊物《华惹》的编辑委员。
他指出说:“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立，正值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人民呐喊争取国家独立的时候。身为大学生，我们强烈地觉得自己有义务与责任加入我国人民的斗争。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有机会聚首、讨论、启发和教育自己，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并没有放眼于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我们关心的，不仅使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问题，还有如何解决独立后人民所面对的重大社会与经济难题。”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
他回忆说：“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集会请愿，要求免服兵役，遭到警察暴力镇压，华校中学生遭逮捕和控告，以及《华惹》编辑部被控以煽动罪等事件，掀起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高潮。我们觉察天时、地利皆备，可筹组一个严肃的反殖民主义政党，代表人民，特别是一般群众的利益和心愿，进行斗争，争取国家独立。工人组织和学生团体是行动党的不可分割的、最有效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华校生跟新加坡工人紧密结合，对促进行动党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
在1955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参与助选的华校中学生极为活跃，守纪律和有活力。他说：“反殖民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年青人的运动，在行动党支部活动的积极分子，大多数是三十岁以下。华校中学生充满知识，在竞选运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行动党赢得了三个议席，以独立人士名义竞选的候选人也当选。马绍尔的劳工阵线组成联合政府，行动党是反对党。”
他接着继续叙述当时的局势：
林有福政府为了向殖民当局展示其可信赖性，在1956年9月采取镇压行动，封闭许多社团，其中包括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中学联），并逮捕了过百名活跃分子，开除了140名学生。为了抗议，中学生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集中。过了两个星期，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将在1956年10月25日出动军队进行驱散，警察发射催泪弹。暴力冲突爆发，并蔓延到其他地区，当局实施宵禁。骚乱中，有13人丧生、127人受伤，以及约有一千人遭到逮捕。
经此博得英国人的信任后，林有福在1957年3月率领一个小规模代表团前往伦敦，举行第二轮默迪卡谈判。第二轮宪制谈判达致协议，将有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完全普选的立法议会。但是，那只不过是英国人在我们斗争的那个阶段，放眼既得利益，认为是安全的让步。重要的是反殖领袖在坐牢，英国人必须做些让步。不过，民选政府在内部安全方面并无全权。回顾过去，事实摆明，李光耀在当时不一定要让新加坡人对内部安全事物有控制权。
他对行动党第四届选举事件的看法：
在行动党第四届常年代表大会预定1957年8月4日举行之前，我们已经听说党内以工会份子为主的一伙人打算将王永元逐出中央委员会，因为不满王永元曾多次在党的会议上攻击工会份子。我们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认为，身为党财政的王永元若被扫除，李光耀大概会恐怕自己的处境也一样岌岌可危。结果是六位亲李光耀与六位亲工会的候选人分别当选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委会），王永元被排除在外。李光耀对于无法控制大部分党员感到震惊，他的派系拒绝在中委会任职。李光耀当时的决定和声明被许多人解读为公开邀请英国人和林有福逮捕行动党内的异议份子。
8月22日，政治部援引“维护公众安全法令”逮捕了35人，包括新当选的六位中央委员中的五位中委。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的看法是，逮捕行动给李光耀派系带来两项好处。其一是，英国人会解读为这一派系意欲要跟六位左翼中委保持距离；同时，对行动党党员被逮捕没有出现抗议行动，表明可以期待这一派系来维护殖民地利益。其二，当林清祥和其他工会领袖还在坐牢时，五位左翼领袖的被捕可让李光耀派系在大选之前，更能够控制党组织。
在1957年11月举行的党常年代表大会上，李光耀实行干部党员制，剥夺党支部和普通党员选举中央委员的权利，实际上是彻底破坏党的民主性质。这一切标志我们对李光耀的幻想，开始破灭。
他对1959年大选的看法：
在1959年的大选，行动党的胜利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希望，争取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将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行动党的胜利不足为奇，它只不过是依靠人民群众对殖民地制度的不满情绪。在1954年行动党成立时，因为林有福政府的专横无能，不满情绪早就存在，人民想要改变。人们一般上都知道，工会份子将会支持行动党，只要该党答应使他们的领袖获得自由，这就是造就行动党胜利的重大因素。没有工会的支持，行动党是非常脆弱的。
他对芳林补选的看法：
在不到一年内，行动党内出现王永元跟李光耀之间的激烈斗争。据他所知，纯粹是为了个人的野心，两人之间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存在实质冲突。不过，王永元巧用策略，以群众的普遍要求为纲领，例如缺乏党内民主，以及行动党左派的其他议题。王永元的16条提案是得到工会分子支持的课题。不过，他是机会主义者。工会分子决定必须公开支持行动党。该党把王永元开除了。王永元随后辞去立法议会议席，并在芳林补选赢得漂亮的胜利。不派林清祥上阵，在补选中挑战王永元（李光耀当然不会这样做），王永元当然可以保住芳林选区。
合并建议与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
在1961年4月29日的芳林补选之后，东姑出乎我们的预料，突然间提出马来西亚计划。不过显而易见，合并计划实际上并非东姑倡议的，而是英国人的主意，因为它涉及安排北婆罗洲、沙捞越、新加坡和汶莱等英国殖民地，与马来亚合并。英国人试图以新的伪装来持久延续殖民主义，或称为新殖民主义。他们不让新加坡取得完全独立，因为新加坡的左翼政治运动占绝对优势，可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轻易胜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李光耀愿意追随英国人和东姑的谋划，让新加坡受马来亚联合邦主宰，使新加坡在马来亚国家内部不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这是英国人耍弄的族群主义政治谋划，好让新加坡和婆罗洲殖民地“沉并入”保守派统领的马来亚联合邦，以便英国人可以持久主宰本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事务。
1961年7月，在安顺补选败选后，行动党开除了13位持有异议的立法议员和政治秘书，指他们拒绝毫无保留地支持该党要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而当时明确的合并条件尚未见公布。这13人和工会团体决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阵线。行动党内约百分之75至80的充满活力的实干型党员，集体退党，加入社阵。
他解释社阵的合并理念：
社阵议员在立法议会的发言，决心要戳穿官方立场的虚假性，并阐明社阵的合并理念。社阵所要的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州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在合并当天，所有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新加坡也像其余一个州的公民一样，在马来亚联合邦国会享有比例代表议席。但是，东姑不断强调他不准备让新加坡公民成为联合邦公民，理由是新加坡有太多华人，也有太多共产党。对我们而言，不断地反复讲种族人数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政治游戏。
我们认为，马来亚人民是由不同种族构成，不应该进行种族歧视。我们相信，我国的被压迫人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中，各族工人和农民有团结一致的广泛基础。
对我们而言，新加坡的现实斗争方式是向联合邦政府施压，争取实现真正的完全合并，接受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属，并争取新、马两地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通过和平的宪制方式，实现具有意义的改变。我们是从泛马来亚整体观出发，思考问题。
社阵的立场，如李绍组在立法会议上坚持者，就是“要实现合并，不能靠那些存在族群意识的政客们，甚至也不能靠那些表面上装成没有族群意识，却又乐意怂恿族群主义弊端的人……在新加坡的大多数华人（同样地，在联合邦的大多数华人）跟联合邦的马来人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因为这两个社群的大多数人都是贫穷的……。在新加坡，华族工人跟马来族和印族工人一起工作，一起对不论什么种族的剥削阶级进行斗争，争取改善生活待遇。”
林福寿医生说：“我对社阵的合并立场所保持的坚定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帮我度过漫长的牢狱岁月、加强我坐牢的斗志、经受住各种磨难、战胜要搞垮我的各种伎俩。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我的立场和社阵的立场都是正确的。”
关于合并的全民公决
全民公决是政府捏造的骗局，欺骗新加坡人民，欺诈手法是史无前例，表明执政党准备为了保住其权利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首先，供选择的，不是接受合并或决绝合并。行动党又增加另外两个选项，因此选民必须从三个选项中选择其一。选项B算是社阵的建议，但政府把它曲解为将有一半新加坡公民自动丧失公民权益，选项C则是给婆罗洲地区开出的条件。立法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空白票算是支持政府的选项，但是行动党的宣传机器却刻意混淆、吓唬人民说，空白票也可能算是赞成选项B根据法律，把选票毁坏是触犯刑法的，可判处罚款、坐牢，并且褫夺投票权七年。没有反对党会公然触犯刑事罪。投票是强制性的，没有投票者将从选民册上除名。法令也允许政府不公布所投下的空白票或废弃的票数。
担心因没有投选行动党的选项而遭报复的恐吓气氛，日益加剧。社阵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号召人民抵制全民公决，因为政府可轻易追查没有投票的选民。再者，如果政府宣布闪电大选，我们的支持者会因抵制全民公决而丧失投票权，不能投票。因此，我们号召投空白票，因为我们的基层党员告诉我们说，人民行动党恐吓选民，让他们相信选择选项B将会让半数新加坡公民遭褫夺投票权。我们知道，人民面对的恐吓太大了，心里的恐惧太深了，要他们不投选项A，很不容易。社阵在立法议会上极力主张，让新加坡人民决定的真正途径就是举行大选，在竞选期间，我们会做好准备，劝说人民给予我们委托，去争取完完整整的合并，在完整马来亚国家的架构上实现独立。
行动党的操弄只是为了短期的政治权益，但却让重归统一的整体动力完全往后倒退。结果，造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裂、吉隆坡和新加坡两地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敌视加剧，以及行动党领导层狂热的鼓噪为新加坡人民建立一个分开的政治个体。
后果是，新加坡跟马来亚大陆重归统一的历史进程，遭到严重挫折。原本是英国人为其殖民利益而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分离的暂时性布局，却让行动党政治机会主义者和联合邦的联盟政府成功地变成永久定局。他们对国家统一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是浩劫，可能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
关于冷藏行动
从社阵创立开始，我们早就预料新加坡左翼运动的高层领导可能遭遇大逮捕。1962年12月8日，汶莱爆发起义，我们预期被捕时刻到了。其实，汶莱人民党在汶莱立法议会上动议让汶莱独立、拒绝马来西亚计划，被英国人完全否决。随着汶莱爆发起义，社阵保持谨慎态度，只是在我党刊物上和立法议会上对这场民族主义起义，在道义上表示支持。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要在来届大选之前将我们逮捕，但是直到1963年2月2日之前，没有任何动乱足以让他们有藉口对付我们。归根到底，社阵实际上还是被诬蔑跟汶莱起义有关，成为“冷藏行动”的理据。
1963年9月21日的大选
八月底，行动党领导层开始筹备迎接马来西亚成立的活动，在全岛各处建起所谓的凯旋门，准备庆祝，并到各个选区巡视。实际上这是在掩饰他们为应对来届大选的竞选活动。果不其然，大选就订在9月21日举行，竞选活动期只有九天，而不是通常的四个星期。
我们当中有些人讨论我们是否应该在牢中参加竞选，但却发现行动党已在暗中修改法律，规定候选人在提名日必须亲自提交提名表格。在这之前，提交表格可通过代理人如候选人的律师代办。我们也得知。社阵内定提名的候选人因怕被捕，不得不藏匿起来，该法律要防止他们提交提名表格。在不民主的选举条例下，他对社阵胜选机率持保留态度。社阵的所有高层领导人统统在狱中，经验丰富干部也不例外。行动党的造谣机器忙于散播谣言，说如果社阵胜选，新加坡就会爆发种族暴乱，中央政府也会切断水供。在51个议席中，行动党赢得37席，社阵赢得13席（得票率分别为百分之46.9和33.2）。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我们设法通过报章、电视、电台和新来的拘留者带来的消息，密切关注政治发展。从这些消息来源，我发现1964年的马来西亚选举显示行动党对马来西亚政治的野心，他们试图拉拢联盟政府党马华公会的华人支持者。行动党派出十四名候选人参选，结果只有一人当选。当行动党采取比马华公会更激进的沙文主义路线、挑动马来种族主义分子内部的对抗等等步骤而无法赢得马来西亚城市华人的支持后，李光耀便不断地把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马来西亚的种族差异，要迫使巫统接受行动党加入联盟政府，作为种族和谐的一种保障。这就是李光耀推动所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基调。
1965年5月，行动党带头发起成立马来西亚团结机构，结合了争取“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各政党，加剧了巫统和行动党之间的敌意。
7月21日，庆祝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游行队伍，爆发种族冲突，这使东姑坚信新加坡必须脱离马来西亚。新、马分家的消息宣布后，我们对分家感到痛心，因为双方所煽动起来的敌对，意味我们为争取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两地人民永久统一的斗争，遭遇重大挫折。
他最后指出：“政治现实是，对任何表现有能力把反对派力量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人，行动党政府是不会容忍他参加新加坡的政治活动的。行动党政府也不会容忍有效的反对党，更别说是替代政府。任何人不领会这一点，就是不懂得新加坡政治的入门。”
林福寿医生是在1982年9月6日被释放了，未经法庭审讯持续被扣留将近二十年。他对他们说:“以我的情况而言，逮捕和拘留我的理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绝不轻易苟同拘禁我的正当性!”
林福寿医生是从独立前的历史走出，抵达现代历史阶段的民族精英。他站在大浪潮头，昂起头颅，挺起胸膛，走向残酷与激烈的抗争和搏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看到年轻的生命在起舞，翠绿枝叶在挺直，他感到无限的欣慰。他那苦难的人生，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辉，他的坚贞不屈的爱国爱人民的情怀，给予众人极大的鼓舞。他那无与伦比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才华、坚持真理与正义的浩然正气，谱写了动人心弦的正义颂歌。他那“捍卫真理，坚贞不渝”的崇高品质，他那“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伟大气魄，将流传千里，留芳百世。
孔莉莎博士：新邦国的教育改革
孔莉莎博士论述了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当时的政治生态。
她引用李光耀的演说作为这篇文章的起点：
前总理李光耀当年对新加坡理工学院（以前常译为“新加坡工艺学院”）政治学会会员演讲时论述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过渡的社会，从旧价值观的社会向新价值观的社会过渡。处于这种环境，年轻人就是找寻新方向、制定新方针的先锋。年过四十的人，在政治上是垂死的，在情感或心理上都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时代。
她指出：李光耀的听众，顶多是二十岁出头。他的论述也许是对他们的一项警告。对于李光耀而言，当权的青春活力的领袖确立现状之时，过渡期也就结束了。所谓的青春活力的领袖就是那些“生命步入中年”的人，包括李光耀自己在内。这些人将在任期内变老，变得更精明，直至达到顶峰，届时，脑力开始逐渐退化。根据他估计，“借助现代医学，这状态大概可以保持到七十岁。”
接着她写出当代教育课题的历史背景：
1950年代的新加坡，带头展开左翼反殖运动的华校中学生与新一代的职工运动者，政治觉悟最高，坚决反对传统势力。
到了1950年代中期，各种工会涌现。他们构成左翼反殖运动的基层群众。跟华校中学生一起支持领导“各业”工会的林清祥。他们密切注视并积极反对殖民地政府的任何被他们视为损害华校利益的措施。
随着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获胜后，李光耀就设法削弱林清祥的影响力，他谋划以政治颠覆活动的罪名逮捕职工运动者。
随着行动党于1961年7月闹分裂及社会主义阵线成立之后，工会和政治就两极分化。
谈到华文中学改制课题时，孔莉莎博士指出：“接二连三的倡议、雷厉风行的改革步伐以及贯彻执行的‘革命’作风，给华文教育界和大众带来期望，期待政府会结束华校在殖民地统治下遭受的歧视和待遇。”
孔博士认为：“政府推动教育体制进行‘革命性’改变的步伐、规模、热忱和宣传，是了解‘四二制对三三制’争论的关键所在。1958年，林有福政府以英校中学的四年制作为其他源流学校的标准，是部分遵照‘各政党华文教育问题报告书’所接纳的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的立场。行动党政府保留这项政策，并规定各校从1959年的中一生开始实施中学四年制。当时华文中学生的体制是，初中三年、接着是高中三年(三三制)，然后才能参加政府主办的高中三毕业会考。”
孔博士列出以下几篇备忘录以说明教育课题的真相，“教总”在6月9日距中四会考还不到半年的时候，向教育部提呈一部备忘录。教总提出四点建议，（一）要求教育部公布拟议为华校生开办的两年大学先修班的计划；（二）不要过分限制先修班的招生人数；（三）为年届十七岁、在职场上视为太年轻的中四毕业生，开办两年全日制的教师培训班；（四）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开办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萧添寿却在中四会考调查庭上称之为“鼓动战斗的第一枪”。
代表华文中小学校长的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也提呈一份备忘录，重复“教总”的建议，另外也呼吁教育部关注三千多名中四考生和参加高中三会考的约四千名高中三和高中二学生的前途，他们即将出来找工作。这些校长要求让华校自己开办高级中学班级，而且不对入学资格的最低等级设限。
代表新加坡约两百所华校的最高机构的华校董教联合会（“董教会”）认为，虽然政府表示中四毕业生有好几个出路——进入大学先修班、师资培训学院和技职学校，但仍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报读这些院校。因此，“董教会”原则上决定翌年在所有政府辅助华文中学开办两年制高级中学课程。主持会议的高德根断言“我们不能漠视学生在完成中四学业后前程，不能眼看他们流落街头。”
南洋大学学生会新成立的教育小组向教育部提呈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四年制”来得突然，缺乏妥善计划；该会也再提华校学生和教育工作者长期作出的指控——指新加坡教育体制偏袒英校，目的是要消灭华校。据南大学生会推断，华文源流的大学先修班将跟英校一样，限定只有百分之25的中四学生可升上大学先修班。因此，将取代大多数学生就读的中学六年制的，不是“四二制”，而是四年制，这将导致华族社群的语文水平降低、教育衰落。
对南大学生而言，限制大学先修班的学额，不仅会严重影响南洋大学的收生名额，而且也违背学生和华文教育工作者坚持的原则：“让大多数年轻人有机会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及“为国家建设，培养一支具有反抗殖民主义思想和利益的知识份子队伍”。学生会指责政府继承林有福的“衣钵”。南大学生的严厉批评比其他教育集团更进一步，把人民行动党称为殖民主义者的“仆从”。
1961年11月发生了中四学生罢考事件，政府设立了罢考调查庭。
孔博士写到：“调查从1961年11月至12月期间，在华文中学政治鼓动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华校中学生群体举行的中四罢考事件，以及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利用华文问题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调查庭的全称，其实是要搬演一个公开讯问。调查庭是从1962年5月22日开始到1963年3月5日结束，期间共举行了79天的听证，从223人名单中传召了59名证人供词。
皇家律师萧添寿在过了三十二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追述说，中四罢考事件调查庭是名不副实的政治胜利；除了沾沾自喜的叙述当年身为李光耀政府备受推崇的法务官员的黄金时期，萧添寿在其备忘录自称是一名“李光耀监狱中的异议分子”。调查庭主席黄宗仁法官知道政府的眼前目的已达到了，就认为没有必要撰写一份报告。结果始终没有一份报告面世。
然而，调查庭的逐字记录显示，这其实并非一场揭露共产份子阴谋和暴漏其背后的策划者的政治胜利，不管他们说的什么胜利，其实无非是通过恐吓、滔滔不绝的说词、法庭式威吓，以及萧添寿所使用的咄咄逼人的政治部口吻等等手段而取得的结果。
回顾往事，颇令人费解的是，在1961年7月21日之后，距离会考日期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行动党持续对教育改制支吾其词，仍旧没有提出全盘计划，因此加剧华校生的担心情绪，认为他们的语文、文化以及他们的前途正受威胁。
随着社阵的成立，政府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臻于狂热，无论社阵提出什么课题，行动党一概都认为是“后座司机”指使的马共颠覆活动。对国家和民族前途至关重要的课题如教育，辩论是不允许的，更不要说辩论行动党提出的合并白皮书。反之，任何决策只要能达到眼前的政治利益，都会仓促贯彻，“冷藏行动”为这一切，画上句号。为了保住执政党地位，未经审讯的拘留是不可或缺的武器。
孔博士最后指出：“在跟马来西亚合并失败后五十年，想要了解行动党的华文教育政策，仍旧受到最严密限制和监督的范畴之一。这也是新加坡在政治认同和国家建设方面呈现矛盾的核心问题。”
孔博士以她那优美亮丽的笔锋，委婉迂迴的格调，映射出社会阶层的深刻矛盾，促成了顽强的抗争和分裂。她以辛勤的劳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得出了符合事实的结论，她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和欢笑。希望她再接再厉。
赛‧查哈里：斗争仍未过去，我又怎能死去
赛‧扎哈里在1928年5月18日出生，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家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战争，攻击太平洋与东南亚各个地区。英国于1942年1月15日向日本投降，马来亚与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领，日治时期掀开序幕。
他在日治时期就开始觉得我们的国家不应该永远受制于帝国势力。
民族主义运动在日本占领结束之后持续高涨。印尼领袖苏加诺等与马来亚的博思达曼‧卜哈努丁等的反抗殖民主义的精神与斗志让他留下深刻地印象，他也了解到各不同组织在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他在一九五一年加入《马来前锋报》，当年的《马来前锋报》贵为独立报章，声势如日中天。该报编辑为沙末‧依斯迈。他视沙末为导师。他后来成为前锋报的新闻编辑。
作为一份支持民族主义的报章，它一直遭到殖民政府的压制，但这份报章的宗旨是为宗教、人民与国家服务的。前锋报时时都跟反抗殖民主义与帝国统治的亚洲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但东姑与联盟政府是亲英、亲西方阵营的，因此巫统集团要求控制前锋报，并只为该党服务，以免他们的政治利益受到影响。结果引发了前锋报于1961年7月21日至10月21日的罢工事件。
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南亚政治风起云涌，全球形势千变万化，东南亚国家纷纷要求独立，昔日的殖民主义大势已去。英国人为了保住东南亚的经济利益和霸权主义，不得不在战后执行了去殖民化政策。马来亚在全民的抗争下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
赛‧查哈里认为马来西亚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之所以要创立“马来西亚”为的就是要防止苏加诺领导之下的印尼反殖民主义政治意识扩散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自从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独立之后，苏加诺政府统治下的印尼，一直被视为对西方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霸权构成威胁。
在1961年8月30日，他被流放到新加坡，不准重回马来亚。
到了1962年，他决定加入人民党，在1963年2月1日，该党重整党的领导层，他获选为主席，但在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他被逮捕了。
在牢狱中，他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他把自己锻炼成钢铁般的意志。他的人生经过艰难曲折。在他身上表现着刚毅与壮烈，在他的笑脸上呈现着亲切与和蔼。他有着炯炯的眼神，文雅谈吐的风韵，虚怀若谷的胸襟，更有擎天的胆魄。他面对长夜漫漫，辗转反侧。他坚持了十七年的漫长的与残酷的牢狱生活，终于在1979年8月22日获得自由。今夜他仰望着星空，夜色渐渐变得清澈，他的心灵得到空前的慰藉。但他说：斗争仍未过去，我又怎能死去。
李思东：“冷藏行动”严重地打击了劳工运动
在李思东的记忆中：新马在日本统治下，人民的生活是艰辛困苦的，由于食物短缺，只能以木薯充饥。由于祖国被侵略人民被奸杀，粮食被夺走，因此，当代的人，虽然年纪轻轻，内心都充满着爱国情操，对外来的侵略充满着反击的情绪以及对和平的渴望。二战结束，英国人重返马来亚之后，人民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日本香蕉纸币不受英国承认，导致人民都沦为穷人。寻找工作非常困难，人民普遍失业。
李思东为什么参与政治斗争？他承认首先来自日本战争中的侵略行为。第二是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萌芽与壮大发展。第三是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些都给予他思想上的最大启示和影响。
在他努力自修以提高自身知识以及在社会上工作的经历所体验的认知上，他深深的了解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是朝不保夕的，工作没有保障。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向往着一个全新的，人人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加坡在1954年期间，工会与学生会等纷纷成立，新加坡人民争取自治的行程向前迈进。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等蓬勃发展。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争取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人民行动党也在当年诞生。它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新马统一的独立国家。因此李思东参加了人民行动党，成为普通党员。
李思东认为当年左翼的劳工运动是被改革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理想所启发。工会为争取工人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得到广泛的支持，变得非常强大。
随着1959年在林德宪制下的自治大选，左翼人士为了团结，全力支持人民行动党，结果人民行动党胜出了。行动党的目的是利用左翼力量，夺取政权。随后却利用英国和马来亚的共同势力对付左翼。
在1961年，左翼与人民行动党决裂，社会主义阵线成立，李思东成为社阵的党员。同时，他加入了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1963年2月2日，在“冷藏行动”下，巴士工联的核心领导人被捕了，他被邀请加入巴联中央委员会。他说：“冷藏行动”严重的打击了劳工运动，也强烈的打击了工友们的信心，工友们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拘捕行动。
1963年李思东被提名参加竞选。他被推荐在武吉智马选区参选。结果他以1000张选票打败了行动党的对手。他获得了52.4%的选票。但他不曾在新加坡立法议院担任议员，因为他在十月新的一次拘捕行动中被逮捕了。他被囚禁了16年，一直到1981年6月1日才获得释放。
李思东在漫长的艰苦的牢狱生活中锻炼了自己的身心，磨练了自己的意志。他愿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与和平作出牺牲。他有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他认为从日治时期到独立时刻是一段辉煌的岁月，这段岁月是场反抗压制的斗争以及建立新社会的尝试。他对社会主义的解放力量、国家和工人阶级保持乐观态度。他还在不懈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构的理想图腾。他还在慢步行走、寻觅、沉思、默想。他珍惜这段人生经历，有幸参与这场斗争而深感自豪。
卢妙萍：历史的真相，不容被淹没
根据编者的介绍：卢妙萍出生于新加坡。1956年就读于中华女中高中三，曾任中学联学术部副主任。1956年10月10日被林有福政府扣留。三年后，于1959年10月1日获得释放。后投入职工运动，1963年代表职工会在社阵旗帜下参加大选。9月21日获选为合乐区议员，10月8日被当局引用公安法令扣留至1970年，为新加坡议会民主历史写下：民选议员未踏入议会大门就被监禁的首例。
卢妙萍以年迈者的坚韧毅力，长年累月地用她的心血和泪水编录了一份从1948年的紧急法令到现今的内部安全法令下，惨遭迫害的爱国人士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上呈现出上千的热血青年，他们饱受二战的蹂躝和英殖民统治者奴役的痛苦，他们迫切希望团结各族群，摆脱英殖民者的统治，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各族群和谐相处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群青年却惨遭殖民统治者与它的代理人的逮捕、监禁，有的还被迫离乡背井，骨肉分离。
她指出，建国的道路是艰巨的，但一波又一波的大逮捕都不能令先行者退却，自1950年开始，一波接一波的大逮捕，一批接一批的反殖青年男女，排除万难，前赴后继，继续把反殖运动推向高潮。1954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殖力量，震撼了英殖民统治者，于是在1956年9月至10月发动了一波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她认为重重的镇压，难免削弱了反殖的力量，但都不能动摇反殖人士的决心。1959年英殖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只得把内部自治权交给新加坡人民。
她写到：行动党上台执政之后，我行我素，不但违背了党章，更与人民的意愿越离越远，人民普遍感到不满。
自1959年开始，行动党政府就策划了一连串的镇压、逮捕、扣留、和监禁了成千上百的左翼人士，解散了无数职工会和其他进步团体。
行动党政府就是依赖内部安全法令，无须审讯政治上的异议分子，把他们无限期地监禁在牢狱，然后就夜郎自大，声称自己是国家的精英分子。
她确知，自1959年开始，遭行动党政府扣留的人士都是来自全国各领域：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艺术家、教育家、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等，他们不但具有在自己工作领域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不计酬劳为国献身的心，这些人才是我国的精英分子。
她严正指出，行动党政府利用内安法令，践踏年青人的生命，将成千上百的反殖爱国青年的青春与智慧活活埋葬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以便他们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
她的最终结论是：内部安全法令是行动党政府赖以长期执政的硬工具。
她说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不容被淹没。
她那“不平则鸣”的性格，她那勇于面对问题的态度，使她敢于批判邪恶与卑鄙的事物，呼唤正义事业的伸张。在她的思想深处，引喻出强权政治的不能持久性，因为它将经不起民主潮流的冲击和挑战；正义事业是永恒不朽的，它的熊熊烈火将徐徐地在全世界蔓延燃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事事有根，字字有据。
谱写真正的历史新篇章
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民族精英获释几十年后，他们从历史的云雾中抬起头，密切审视这条历史长河的走向及其动态。它呈现出时而平静矜持，时而委婉弯曲，时而波浪涌动水浪飘香。他们化被动为主动，把自己的鲜血倒进这条历史长河的激流里，让它穿峡越谷，翻山越岭，只为集体的理想之根，根深叶茂，只为各种小花绽放绚燦，只为昨天的征程延伸阔远。
他们站在昨天与今天的交界点，站在历史与历史的缝隙里，跟着历史的脚步与时俱进，他们走进岁月，走进生命的青春不老，走进人民大众的激情里。在此，他们要找回昨天的记忆，寻找今天的意义。它的意义却是深藏在历史与历史发展的根部里。历史的发展要求年轻的历史研究者不懈的进一步思考，挖掘和探究，从而谱写出真正的历史新篇章，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也只有这样做才会有意义。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她映照昨天让我们回忆，她照亮今天，让我们感知现在和展望未来，让我们在一种正义的光芒中获得生命的呼吸和力量，让我们俯首倾听来自历史深处的启示，领悟生命的无限与博大，同时也珍惜于一些细节和机遇。
这是一段可歌可泣、可鉴可塑的历史。让它那浪涛拍岸的激情，使历史的歌声再添新韵。
（自：《历史回顾》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