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运动当前面对的一些争论问题

～  方山  ～

本文所说的华教运动当前面对的一些争论问题，指的是作为马来西亚华校保姆董教总（马来西亚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两者的统称），更具体地说仅指华校最高领导机构董总在推动华教运动中所面对的一些争论问题 *。对此，本文尝试引用实例并给予回应，但愿有助于阐明以下两个课题。

*按：二战后，在华教运动史上，董总的最亲密战友是教总，两者统称“董教  

    总”。两者成立初期的1950和1960年代，在为华教而抗争的道路上，教总是站   

    在最前线的，董总跟随其后。教总与董总的这种工作配搭，有其社会原因。众所

    周知，国家独立后，我国的教育政策仍旧继承殖民地时期不能公平对待母语教育 

    和多元教育源流的单元化教育政策，而身在母语教育源流的华校老师，对于那些

    不公平政策的实施，亲身感受，不平则鸣，奋起抗争。1970年代及其后，官方

    加紧推行教师的公务员化制度，包括华校教师在内的国家教育系统的教师队伍，

    都是官方雇员，只能听命于雇主，他们对于那些不公平政策的实施，只能“忍气

    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否则，动辄遭到对付。林连玉老师就是因为“敢

    言”而被吊销教师证和被褫夺公民权的。

    最亲密的战友教总有困难，其他众多华团也有各自活动领域的限制，因此，（当

    今）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为华教权益而进行抗争上，名为“董教总”实则只能

    是董总站到了前头，这个使命是历史地落到了董总身上的。参加董总的工作者，

    有需清楚认识并自觉地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 （《2012年董总主办5场和平请愿大集会专辑》 ，页121，董总出版，  

    2013-02）

 一．“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

董总在领导华教运动中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这是吸取和总结了上个世纪80年代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年来的工作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那时，虽有“超越政党”的意愿，但从“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到“搞两线制，挺反对党”，再到“拼大选诉求”等等做法，无不陷入“政党参与”的圈圈，把华教这个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也属政治的一环）拿去同政党政治斗争捆绑在一起，使原本要为华教运动寻求突破和发展的行动，反而导致华教队伍本身力量产生分裂和削弱，以至于有逐步脱离华社广大群众之势。

踏上本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董总在华教运动中进一步确立了“超越政党，不超越

政治”的原则，在实践中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日益为华社所认同和接受。然而，树大招

风，董总也不能排除不时面对来自一些方面的干扰和杂声。

为了正本清源，分辨是非，在回应这些干扰和杂声之前，让我们首先弄清楚华教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是优点 ——

1.    华教从两百年前开始落地生根，惨淡经营，历经方言私塾、学堂阶段而逐步发展，以至今天有了华语统一媒介的母语学校、多元特色的中等和高等学府的教育源流系统的实现，这其中主要依靠的力量，是来自华社大众经久不息的鼎力支持，而不是依靠当政者（殖民当局及其后的民选政府）的扶持。实际上，当政者向来对华教的发展抱着压制态度。因此，谁要是没有看到或忽视华教发展的力量泉源这一关键，谁就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

2.    在马来西亚（其前身为马来亚）的多元社会中，华族是现代最先起来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和反对外来侵占，要同其他民族共同争取独立以建立新兴国家的本地民族，华族也为此作出极大的努力与牺牲，功不可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众多殖民地取得独立从而建立新兴国家。当年马来亚的独立建国，就是各民族包括华族共同奋斗和牺牲得来的成果。在此有需指出，华教在国家独立前已经有了基础，若是国家独立后反而要被边沿化甚或被排除，这是违背本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肯定不为华族整体社会所能接受。

3.    华教，也只有华教，才能唤起和凝聚华社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华社有着各种宗

亲、乡亲、行业、联谊、文体、武术龙狮、气功养生等等繁多的组织联系，更有各种党派思潮、宗教信仰的结社团体；但华社有个凝聚中心或者说是普遍共识，那就是华教事业不能丢，文教传薪不能断。今天，作为华教最高领导机构的董总，既要高瞻远瞩，更要站稳岗位，奋力为华教发展护航，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方能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以下，让我们就首个课题（“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看看那些干扰和杂音又是为何而来的：  

（一）

有人说：董教总必须参与各民族的广大群众一同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进步力量如果能够在政改运动中取得胜利，华教则还有希望；反之，华教前途必将暗淡无光；董教总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推动更宏观的政治改革，才能在我国完成使命，实现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引自2009年9月26日夜晚林连玉基金会主席在新山的一项座谈会上的讲话）

试回应：

正如董总一再申明的，它并不反对而且支持关于宏观政治局面的改变会带来华教新的转机的分析，但是，问题不应简单化和凭主观推论。华教运动的成功在于来自华社的强力支持，当然也包括来自朝野政党以及开明进步力量的配合和协助。明乎此，以当下政党政治运动的起落，来判断所谓华教运动的前途是“还有希望”或者“暗淡无光”之说词，无异是站不住脚的。把华教运动直接与时下某些反对党或政治派别提出的所谓“政改”成败挂钩，难免有沦为政党政治作宣传之嫌。

不妨仔细看看时下各个反对党的文化教育政策：这些组织机构里面也许不少人对董教总的斗争是抱有同情心，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认同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同意华文教育是国家多元教育源流不可或缺的，理应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其实，他们之中不少人在认识上、感情上并没有摒弃民族同化的观点，没有放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观点，假设有一天或者应该说是不久的将来有一天政权轮换了，“政改”取得胜利了，这些根深蒂固的单元主义思想，一个早晨起来，什么都会变样吗？当年，新加坡华教界及华校生倾全力把人民行动党扶上台，满以为华文教育的春天到来了，结果迎来的却是李光耀政权践踏“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原则，实施迎合西方财团的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政策——让英语一枝独秀，封闭东南亚唯一一所具有华文特色的大学 —— 南洋大学，并且把整个华文教育以及其他母语教育连根拔起。这样的教训，使整个新马华社至今仍然心中淌血。（参照《董教总任重道远》，2011年2月董总出版）

（二）

当2013年第13届全国大选选情日益进入白热化，有人按耐不住了，一位自称董总强力支持者的时评人士，致函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强烈建议董总主席也能像反稀土组织主席黄德那样，在大选中公开表态支持民联，并建议董总领导层从“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口号，自我解放为“不参政但支持认同董总理念与诉求的政党”。

该时评人士认为，作为华教代表机构的董总在适当的时候对政党表态，是一项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利，也是一项政治义务，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历史转折点的这个关键时刻，董总必须把新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强大民意的民联，让没完没了的华教问题取得新的突破，让华教起死回生，即使押错注，也是华社的意愿，不成功，就成仁，历史将会对我们公平。

（翻译及出版界人士黄士春于2013年2月3日向媒体发布他致给董总主席叶新田的信函，之后信函内容陆续有所补充，并上载到他的面子书www.facebook/wong.s.choon及其部落格www.sinyatat.com/blog，）

试回应：

我们大家都是董总的强力支持者，因为我们认同董总维护国家多元教育源流的生存和发展的理念，支持董总为捍卫华教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但话要说清楚，我们认同和支持董总，并站在董总旗帜下及其领导人这一边，这是我们爱护华教的体现，是自觉自愿的，不是施恩，不求回报，谁要是以“恩人”的姿态驾临董总及其领导人之上，谁的动机就很难说是纯洁的。当然，支持者是完全有权利向董总及其领导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但有需理性表达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对原则问题的改变建议，尤需如此。

有的人不知如何竟犯了健忘症，把董总几十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受骗上当的教训全给忘掉了。要知道，华文教育的诉求是属于一个建国民族即华族为争取本应享有的民族平等权利的问题，也是联合国公认的基本人权。在国家独立以前，华族社会为了抗拒殖民奴化政策，不断起来反抗。后来与国内其他民族共同争取虽获得国家独立，华文教育仍然得不到公平对待，华族社会不得不继续奋起抗争。几十年来，董总走在抗争的前列，做过各种尝试。为了突破困境，有些董总领导人尝试进入体制内争取，失败了；有些也曾经参加反对党寻求解困，也不成功。后来总结了经验教训，董总确立了“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在华社全力护卫下，不仅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护住了根，还逐步完善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华文母语教育和多元大专教育体系。现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声称热爱母语、维护华教的人士，却主张拿它当赌注，押在大选时某个政党身上，企图把华教运动捆绑在政党政治上面，说得重一点，无异是另一种形式的“典当”华教，企图使董总沦为政党的工具，这绝非“董总强力支持者”所应为。总之，华教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绝不可以拿来做机会主义的赌注，也不是某个人“不成功、就成仁”的问题，而是需要面对历史，面对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当然，董总的强力支持者，也就是华教的强力支持者，应受到赞许；而华教又是要历经风雨的，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强力支持者更要在风雨中进一步磨练提升为既是“强力”又是“坚定”的支持者。

（三）

有人全盘否定 “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要董总接受他们认为正确的“分

清敌友”的政党政治和所谓“路线斗争”。他们说——

“我国华教运动是国内华裔族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权益和合法地位的正义斗争，除了从昔日的联盟扩大到今日的国阵的统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之外，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们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换句话说，现阶段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就是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不包括国阵及其组织的政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

“为了华教运动的发展，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斗争盟友？----

“叶新田实行的是《水浒》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鼓吹他们那一套取消斗争的投降主义哲学和唯唯诺诺苟且偷生的奴才哲学。”

（摘引自副题为《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一书，页73-76，陈成兴著，2010年）

试回应：

董总立足于“杏坛”而不是“政坛”。尽管教育不能摆脱政治的规范和影响，但教育毕竟有着自己的内容和规律。董总为捍卫母语教育、民族教育、民办大学教育的利益而奋斗，向不合理的单元主义语文教育政策抗争，向推行语言、民族歧视的霸权主义更向打压民办教育的官僚主义说不，这是履行本身的职责，教育归教育的合情合理的行为。

过去有一小撮人要董总“突出政治”，把他们自己的狭隘政治观点套给董总，结果失败了。现在有人更进一步，硬要把政党政治中的“敌人”、“盟友”和“路线斗争”等策略和手段，拿来塞给董总，要董总照单全收，这是违反董总的章程和宗旨的，是绝不可取的。董总是一个建立在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大多数理事作出的决定就是董总的决定，主席代表董总办事，获得大多数理事的支持，也等于是董总的决定，这是不容争辩的。为什么要把封建时代小说《水浒》中的农民起义同目前董教总的教育奋斗硬拉在一起，凭着主观好恶，胡乱套用“投降主义”帽子，挑出叶新田主席加以无情攻击呢？难道这不是以打倒叶新田为掩盖，而实质上是要打倒或伤害董总吗？有需指出，采用政党政治的斗争策略和手段，不仅董总，所有华团都会因此造成不可避免的无休止的内斗和分裂。因此，人们需要加倍警惕，以免受到误导。

无论如何，董总有本身肩负的任务、办事方针和奋斗大方向。

首先要认清，董总是个民间文教团体，本着自己的章程和宗旨，独立自主，不是任何政党的支部或附属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由此而来。

其次，作为华教领导机构的董总，其理念在于发扬中华文化，使之吸收现代科学文明，融合当地风土人情，努力为发展华教和丰富全民的文教事业作出贡献。

再次，人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董总对内对外都抱着民主协商的处事方针和态度，争取多数，照顾少数。然而，当重任当头，董总也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挑起重担，例如2012年召开了5场声势浩大的华教救亡运动大集会，便是董总迎困难而上主动举办的。

另者，在为华教而抗争时，董总坚持的是“法、理、情”（合法、有理、通情）；而在抗争行动上，坚持的是“有理”、“有利”和“有节”。

最后，在董总近年几次工作总结会议中（从董总的刊物如《华教导报》、《华教发展与研究》等可察知），领导人都一再强调，董总为教育事业而向政府当局抗争时，秉持的是据理力争，从来不是一些人所要的“对敌斗争”；董总与国阵的马华公会、民政党等进行联系和谈商，目的在于试图克服华教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什么“接受收编”；董总也同民联三党进行对话，商讨和试图克服关系到华教的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投机取巧”。董总了解社会上对“多元团结”或“单元主义”的理解、区别和取舍，还需要有一个或者较长的过程，因此，不会把社会上一些口出“单元主义”的人看作“敌人”而模糊了自己的方向。总之，董总秉承章程宗旨办事，为华教的生存发展而抗争，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成绩有目共睹。

（四）

近来，新媒体上不时出现批评董总的声音，他们所传达的主张是：华教运动是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华教问题是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就要靠政党到议会到内阁去解决。过去，“华基政党”（马华、民政、人民联合党）扬言它们可以在政府内部争取华教问题的解决，但50多年来说明此路不通，“华基政党”也在最近两届大选中兵败如山倒。因此，他们的新主张是华教要转而寻找新的依靠对象 —— 民联三党。他们批评指出，董总及其领导人，在思维上对政治和政党有着过度的敏感，敬而远之，因而保守退却，结果让人看不出华教还有什么前途，也看不出华教还有什么方向。他们说，董总必须选边站，投靠民联，因为，马来西亚的教育不是从教育的角度来处理和解决，而是完全由政治和政党主宰的，如此等等。

试回应：

其实，上述主张似是而非，由来有自，不过是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政党参与”、“依附政党”论说的继续和翻新。

究竟是政府、政党要依靠人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要依靠政府和政党？本来是个主次关系很明确的问题。答案是政府、政党要依靠人民、社会，要获得人民、社会的委托，要为人民、社会服务的。同理，华教首先要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广泛的支持力量，政党特别是开明进步的政党，就会珍惜你。

然而，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是有病的。5年一次的选举来到，原有执政党团便凭借公家资源，倾巢而出，好话说尽，糖果纷飞，一旦在大选中捞到选票，委任状再度到手，便翻脸不认人民与社会，摆明他们是人民的“主人”了。至于大选时的某些反对党，资源不足，也没大力宣扬政纲政策，只能对执政党团的弱点见缝插针，全力反击，大搞课题，发泄情绪，若小有斩获，内部则争夺不休；要是失利，则情绪低落，只好再苦等5年。无论如何，执政党团与反对政党大都热衷于权位和利益的争夺，至于国家、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和前途，并不排在首要位置和纲领性的奋斗目标上。这就是政党政治泛滥所造成的病态局面。之所以如此，这有其社会根源和现实基础，虽说积重难返，相信总有解决的时候，在此无需细述。至于所谓华教是由“政治和政党主宰的”，华教要投靠政党才有前途等等说词，正是政党政治衍生的一种病态反映，对此，华社与董总要自强，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

政党政治突出地反映在大选时刻，因此董总的“独立自主“立场也备受各方的关注。例如，2013年“505”大选投票之前 ，针对反对党某国会议席候选人“不很高兴”董总向看守内阁首相纳吉提呈“华教基本诉求”，并要求董总应紧紧投靠向反对党一事，4月25日，董总发表《文告》表明立场如下，很能说明问题 ——

“（该候选人）先生是我们所尊敬的，但愿他不要因为5年一度的议会选举，忽略了民间团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独立性，进而要把董总拉进他的政党政治大选战线中。这是忽视当前华教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完全低估了广大华教人士的智慧。

“必需指出，董总是华教最高的组织机构，它为华教利益艰苦奋斗不息，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立场，从不阿谀奉承政治人物。

“董总作为一个长期捍卫与争取华教基本权益的民间社团，在全国大选的重大日子，并且关系到华教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假如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华教的基本诉求和立场，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这也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间团体所行使的基本权利。

“董总对于前朝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以及其一意孤行地推行单元主义教育政策，表达极度不满。这也是民间团体对于政府不公平与不合理政策的强烈控诉。董总期待各政党阵线，真诚看待（董总）五大（基本）诉求，以制定其执政的教育政策，解决有关课题，也期望国州议席候选人，认真理解和支持五大诉求，人民将会做出明智抉择的。

“因此，董总呼吁各族人民，全力支持任何支持我们华教诉求的政党阵线与候选人，并呼吁大家踊跃出来投票，以选出一个能为国家带来民主、自由、廉洁、公平和多元团结的新政府。”

在董总发表文告之后，《赤道论坛》、《21老友网站》也有评论员文章指出——

“据了解，董总在迎接第13届全国大选的重大日子，并且关系到华教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及时并明确地提出华教的基本诉求和立场，即《董总对华教的五大诉求》，这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间团体所行使的基本权利。（某些人）对此竟会感到“不很高兴”，他（们）对华教问题的了解未免过于肤浅了吧。”

文章进一步指出：“支持董总的华教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来自朝野各党派。本届大选来临之际，许多人纷纷回去为他们的政党站台拉票，这是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有更多基层成员，日夜在为改朝换代，为创建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新局面，为他们拥护的候选人，贡献金钱、扫街宣传，为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改革，尽心尽力，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有需看到，许多成员也不断发出警示，提醒华社必需保护好华教堡垒，因为他们碰到的很多都是短视的政客，胸怀宽广的政治家太少了，单元主义在朝野政党都很有市场，要实现董总倡导和奋斗的多元平等、和睦团结的理想，路还遥远。”

无论如何，令人欣慰的是：董总的奋斗目标，着眼于国家、社会教育领域的长远利益，有需排除政党政治的干扰。董总根据我国多元社会的国情，反对单元教育政策，努力开创多元教育源流生存的新局面。正如今年《董总主办“7.28”华团大会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宣言》所指出的 ——

“（董总）重申，各源流学校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势，不是国民不团结的根源。实践证明，语文、文化和教育的单元主义和同化政策，只会导致国民分裂；相反的，只有多元主义、公平对待和宽容原则才能保证各族人民的真正团结和谅解。

“我们呼吁政府顺应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全球多元的格局以及我国多元社会的国情，重新修订《大蓝图》，以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体系，满足各族人民的需求和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在尊重国语地位的同时，也维护及扶持我国各民族语文和文化的发展。”    

二.  董总对国民团结与跨族群的贡献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争论课题，为了便于说明真相，我们有需首先论述本地关于“族群”一词的通俗含义(这里不作纯学术上的论证)。

“族群”，它是介于“民族”和“种族”之间的人们共同体。华文的“族群”（英文为ethnic groups，马来文通常称kaum，也有的称suku bangsa）一词，算是较新出现的名称。

对于“族群”，一般要考虑三个方面：

1. 族群与生物学上的种族的区别较大，与民族则同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民族与族群的主要差别，在于民族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

2.    族群意识：例如一个华人，当他在华人社区中，他会认为自己是“福建人”、“广府人”或“潮州人”,但当他同马来人、印度人接触时，马上说自己是华人。当他出国时，又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当遇见别国的华人时，又以不同国籍来称呼和认同“华人”，例如“某某国华人”、“某某地华人”等等，以资识别。在此种意识中，“华人”可说是一种“族群”。对于族群意识的多样性，不仅华人如此，其他如马来人、印度人等等，大体上也是如此。

3.    族际交往：两个族群之间的交往，可能只有少数上层分子之间的事；也可能大多数成员之间交往频密；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族群之间都保持互相之间的区别。

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这是基本国情。国内三大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既有种族特征（肤色、毛发、眼球等），同时也有民族特征（语言、文化、宗教等）的明显区别，在世界各国国民多样化的对比上，确是难得的特色和优势。

（一）

有人说，董总领导的华教运动只是在华社这个小范围内活动，族群意味很浓，没有“跨族群”，对国民团结不利。

试回应：

董总是民间团体，它的性质（华教运动的领导机构）决定了它不能脱离华社或华人族群。在活动形式上，董总无法也不可能“跨族群”到其他族群去开展华教运动，这是客观自明的道理。但是，在活动内容上，董总开展的华教运动，归根到底在于捍卫华族的母语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同时也尊重并支持其他族群捍卫各自母语教育的权益，因此，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族群之间的相互支援和团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跨族群”。

近年来出现的“跨族群”主张或运动，热衷于举办各族群参与的各种外在活动，这对增加各族群的接触，互相间的来往和交流是有帮助的。但也应看到，这远远不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来自多个族群的同胞，一起在高官开放门户的节日盛宴中吃吃玩玩，高官之间也因之攀比豪气，这能跳出自古以来“官民同乐”的套数吗？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吗？看来更多的宣扬各民族间的真诚交流，争取达致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情的共识，在各族群中推广多元团结的理念，为共同的权益而相互支援，正如董总号召和开展的捍卫母语教育的运动，这不是对国民团结更加重要和更加有意义吗？

（二）

有人认为，华族是个不大的族群，董总捍卫母语教育的运动，假如没有取得全民共识，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试回应：

上述问题有个先入为主的假设，那就是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不应由少数民族本身出来抗争，而应在得到全民其实是最大民族（例如马来族）的认可和支持，才好提出来，否则，就会遭到大民族之中的种族主义者的残酷镇压，招致重大损失。

假设之所以成真，那是同我国被殖民统治者推行“分而治之”历史分不开的，独立前，各民族被分化，被个别击破、挨打。国家宣布独立时，英殖民者在移交政权给予代理人的政策指引下，设置了一套由种族上层组成的政党共同分享政权的统治模式(即早期的联盟、以及后来扩大为国阵的模式)。这套统治模式至今已实行了五六十年，大民族的种族主义触须已经伸展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六十年来的历史说明，种族上层的政党分享政权的政府，是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根源。由马来族群上层掌控的巫统，在借用大族群的名义下，为了牟取掌权者本身朋党的垄断利益，在政经、文教各方面为种族主义政策大开绿灯，而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的上层分子为了本身能分得一杯羹，便在体制内部执行名为“协商”，实为“妥协”的绥靖主义，然后回来对华印大众软硬兼施，迫使华印族群就范。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董教总，特别是近期来董总为华教而发起的抗争，总是遭受当政者包括自称代表本族群利益的当政者的打压和边沿化的缘由。要不是华社的不懈大力支持和其他族群开明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声援，华教早已被连根拔起，哪能有今天这样可观的规模和不俗的成绩。

捍卫母语，原本是捍卫全民（包括最大民族的马来族）的共同利益，是正义的事业。但作为少数民族教育机构的董总所开展的捍卫母语教育的运动，为什么至今不能彰显为全民的共识，而与此相反，董总却要被孤立和打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历史的发展并不平坦，违背世界潮流的种族主义政党及其统治模式，依然盘踞在我国政坛上不愿退下。

（三）

马来语已是国语，董总坚持维护母语教育的运动，能得到我国人口半数有多的马来族群的支持吗？马来族群会允许国语的地位受到挑战吗？

试回应：

马来语是各族群共同推崇的国语，华社开办的华小、国民型华文中学、独立中学都

把国语科定为必修、必考科目。印度族群开办的淡米尔学校，也是如此。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在此从来没有受到挑战。要说国语的地位受到挑战的例子，众所周知，倒是马哈迪政府强硬推行在中小学以英语教数理的政策，那时期，国语在数理科的教学地位完全被英语所取代了，只有到了几年后阿都拉接任了首相，才扭转了英语教数理的政策。

其实，马来语之所以成为国语，并得到各民族的共同尊重，最大的原因是马来民族热爱自己的母语马来语，把它视为自己民族的灵魂，即使在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压制下也能够让自己的母语生存和发展，并成为民间的通用语。可以断言，与既得利益并掌权的上层不同，广大马来族群是完全能够理解其他族群保存母语的苦心的。

人们看到，董总在号召反对《教育大蓝图》签名表格上，庄严宣告：“我们尊重国语的地位，我们重视国语的学习，我们同时促请政府当局，公平地维护及扶持我国各民族教育、语文和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坚决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内，不利于各源流母语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国语的地位绝不会受到华社和董总维护母语教育运动的挑战，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四）

或者有人会问，华族是个少数族群，很难维护本身母语教育，更何况华族之中还有一定数量并非接受华文教育者（指英语教育者），后者能够认同维护母语教育吗？

试回应：

是的，华族属于不大的族群（占全人口约27%），另有其他包括印族（约8%）等，也属少数族群。要知道，少数民族维护本身的正当权利，是为最大多数世人所拥护的正义事业。虽然人类至今还没有脱离动物界的森林法律（弱肉强吃）的制约，但人类毕竟已在朝向文明道路上迈进，只要少数民族挺身而出，争取本身的正当权利，真理与正义是自在人心的。请想想，属于少数族群的美国黑人发起的民权运动，为什么会得到占多数的美国白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和支持呢？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出现，难道同50年前的黑人民权运动毫无关联吗？

至于华族之中还有一定人数接受英文教育者，那是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但历史和现实也是在变化和发展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世界风暴的中心，民族觉醒运动势不可挡，华族之中接受英文教育的一群，不就正在不断向华社靠拢而不是脱离吗？华社对于自己的传统成员甚或回归成员的亲和力，并不是可以用极端功利主义的脑筋所能衡量的，俗语说，母不嫌子丑，子不嫌母穷。可以肯定，接受英文教育者也是会认同并热爱自己族群的语言、教育和文化的。

（五）

有些年经人说，华人的母语并不是华语，而是各种华族方言，如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等等。更有年轻人直指董总高举维护母语的旗帜，并在华校内部提倡母语（华语）的学习，造成边沿化方言，是所谓华人“民族主义”，这同巫统统治集团高举国语（马来语）旗帜来压迫并企图消灭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的思维框架是同样货色，即民族主义。因此，自称有代表性的一名年轻人便跳出来说：“我在《华教运动•动与不动》一书和《华教2•0》一文，清楚表达我否定董教总当下主事者具有领导华教走出新路的可能。我对他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摘引自《华教运动的出路》，2012-03-03，《星洲•转捩点》，刘镇东）

试回应：

把作为华人母语（母语母文）的华语（华语华文）的规范统一的历史过程，同华族各种方言，如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等等流传和沟通的历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辩，无需多费口舌争论。

问题倒在于那位有代表性的年轻人的言论，引人关注。

首先谈谈民族主义，当它在18世纪于西欧兴起时，打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旗帜，反抗封建统治势力，赢得了西欧不少“民族国家”走上政治舞台。从历史上看，这个民族主义是新兴的，起着进步作用的。

到了历史的第二阶段，“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并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的利益，从而对外领占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资源和镇压殖民地人民，对内实行种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已经从原来的民族主义摇身一变成为帝国主义，例如英国。这样的所谓“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着反动作用。更有甚者，某些“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例如德国的希特勒纳粹集团，甚至对少数民族施行集体屠杀的种族灭绝暴政，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耻辱 -- 法西斯主义。

不加思索地把巫统的所谓民族主义同董教总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那是混淆视听，至少是思想上的懒汉。

君不见，国家独立之前的巫统，党员多是小学老师、底层公务员、乡村宗教师等等，他们争取国家独立，要求马来民族的尊严和语言文化的应有地位，这是进步的民族主义。独立之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新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Baru,DEB）实行之后，巫统上层，已是新经策下的暴发户集团 -- 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所掌控，政权由它独揽，成为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核心力量。

董教总只不过是毫无政权关系的一个民间团体，它维护的仅仅是本身族群的母语教育不被消灭和边沿化，没有侵犯任何其他族群利益的意图和行为。这样的受压迫的民间团体，要说是民族主义，也是属于进步阶段的民族主义，怎能同已经越过进步阶段的民族主义，如今已变成了种族主义政策推行者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掌控下巫统的思维框架，相提并论呢？

不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搞错了方向，那位有代表性的年轻人甚至在自己就读的母校 -- 华社开办的一所学院，搞错了斗争方向。他鹦鹉学舌，把内涵模糊的口号：学术自由、校园自主、学生自治，用来针对和打击自己的母校、董事会和院长，无理地向母校要求所谓自由、自主和自治，甚至干预校政，动不动就要求撤换院长。其实，凡是有志气有长进的青年学子更包括有代表性的年轻人，应该同受尽孤立、打压的母校当局站在一道，向掌政者争取民办高等学府的应有平等权利、自由、自治和自主才对，本身也要坚决同近乎“反骨仔”的言行划清界限。

指出上述例子，心情是沉重的，但愿相关者有错改之，无则加勉。

有需申明，本文就事论事，并不存心贬责任何人。

文章来源：董总今年11月出版的理论刊物《华教发展与研究》（第3期）。